张家康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有句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种“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他一生体验过四次，而晚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则是他一生中体验的最后一次，也是服刑期最长的一次，大牢一蹲就是近五年。这漫漫的白天与黑夜，他真的实践自己所说的，把监狱当作研究室，读书写作，从不懈怠，除完成文字学的论著外，还完成了产生一定的轰动效应的《实庵自传》两章，成就了自己“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著书藏之名山，非我所愿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羁押在江宁（今南京江宁区）地方法院监狱，正面临所谓“危害民国”的指控，入狱后，他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花在起草辩诉状上了。

此前，胡适所倡导的名人写自传，对于他没有多大的诱惑力。因为，摆在他面前的麻烦事一件接一件，哪有心思和时间写自传呢？再说凭他现在的身份与处境，自传就是写成后能否出版，也是一个未知数。他的一贯态度是，文章写成后就得出版发行，而不是束之高阁。他的全无政治色彩的拼音文字稿，就摆在商务印书馆一直没有出版，1932年12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此事：“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傅斯年字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结果是商务不敢出版，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没有出版。这种担忧一直困扰着陈独秀，直至1935年2月14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还透露着这种深深的忧虑：“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并说，“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

当然，对于写自传，他也并非一点不为之心动，由于一些原因，特别是经济的原因，他对此还真颇有过一番踌躇。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去信说：

《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信中所说的“老友处”，是指汪孟鄒的亚东图书馆。陈独秀一生除在北大任文科学长，和在中共初创期应陈炯明约，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外，就再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毕生都奉献给了他孜孜以求的理想事业。据现存的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陈独秀在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月薪300元，比马叙伦、陶履恭和胡适等北大教授高20元，比图书馆主任李大钊高180元。嗣后，去广东应陈炯明聘，想必其薪水不会在北大之下。这是陈独秀一生中唯一一段衣食无忧的日子。

当他投身自己所热衷的事业时，也就注定了他一生与贫穷困苦相随相伴。在他经济上最困窘的时候，是老友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给他施以援手。他在担任中共负责人时，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能从党费中每月支30元生活费，这对于有家室儿女的他，实在是不敷每天的生活支出，于是，作为文人的他只能一日一日地去亚东预支稿酬，为此，他欠了亚东一笔债。他一直郁结于心，直至在南京坐牢时，只要一静下心来，想到的就是如何还亚东的债。他让来探视的汪原放告诉汪孟邹，可否重印《独秀文存》，以偿还亚东的债。

汪原放回到上海后，重印了《独秀文存》，虽没像初版时出广告宣传，可反响极大，销售情况很好，所有的书款及时回笼。这也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亚东也按照陈独秀的吩咐，以《独秀文存》的书款扣除他所欠的债，并附一份账单给陈独秀过目，陈独秀看过账单很高兴，当即给汪原放去信说：“我猜想这账上的主要意思是说《文存》的版费，除前透支外，现尚存洋三百六十四元。”

时居南京监狱写自传遣闷

文人作文除意趣所投外，大凡也是为布帛菽粟而作，困苦的陈独秀当然也不能免俗。他太需要钱了，初入狱时生活艰苦，需要滋补，老而多病，离不开药，文人积习，离不开书，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人夫人父的他，总得要分担人伦的责任，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字：“钱”。

就在陈独秀决定动笔撰写自传的时候，曹聚仁曾代表群益图书公司前来约稿，并给出不菲的稿酬，“每千字20元，每月可付200元”。他多少有些动心，可不久又变了卦，虽认为曹聚仁“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但一直在犹豫之中。1933年3月14日，他在致高语罕、王灵均夫妇的信中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不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一谈，只要他肯即时出版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这个“长沙老友”乃是汪孟邹，因亚东图书馆位于上海长沙路，故以“长沙老友”相称。陈独秀本来对曹聚仁颇为上心，一时间怎么又要将《自传》交予汪孟邹，而且几乎是无条件的？“只要他肯即时出版发行，别的条件都不重要”，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不计较稿酬的多少了。原来此时的亚东图书馆经济状况已是入不敷出，亏损已达13000多元，“长沙老友”的日子很不好过。作为汪孟邹的老友和亚东的扶持者，陈独秀怎么也不能看着亚东就此颓败下去，这才舍弃曹聚仁开出的比较优厚的稿酬，而决定将《自传》稿交予亚东，以尽绵薄之力。

《自传》就要动笔了，他让狱外的朋友借来了《马克思传》《达尔文传》和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以从阅读中借鉴和获取灵感。不过，恼人的官司缠在身上，他怎么也静不下心来写《自传》。10月13日，在给汪孟邹的信中，他几乎断绝了写自传的念头，他说：

自传尚未动手（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为何如？或名自传了），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记不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痛，只有自然科学、中国文字音韵学等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不大有兴味写自传。

这一耽搁就是5年。1937年7月，已被冷场的《自传》，经一人挑头，又热了起来，这个人就是《宇宙风》的主编陶亢德（1935年9月，陶亢德与林语堂共同创办《宇宙风》，1936年8月，林语堂去了美国，陶亢德实际挑起《宇宙风》主编的工作）。1937年7月8日，陈独秀给陶亢德复信说：

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为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

应该说，陶亢德确实是个精明人，让陈独秀自传只写“到五四运动为止”，有意避开中共创立后的敏感“雷区”，这一点也得到陈独秀的共识，并以“内容能够出版”为前提。陈独秀是文章里手，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只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实庵自传》的两章：《没有父亲的孩子》和《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共计13000字。他在稿本上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时居南京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8月中旬，他将书稿寄往上海陶亢德，似是交了差，再也没有过问。

“为陈独秀不能完成自传哀”

在陈独秀是“遣闷”之作的《实庵自传》，在陶亢德却如获至宝。他立即发布广告，称它是“传记文学之瑰宝”，对陈独秀终于如约交出书稿，极为称道，并附编后记说：“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 《宇宙风》连载于散文十日刊的第51期、第52期和第53期，书名为《实庵自传》，署名陈独秀。《实庵自传》两章，使读者从中看到“自幼便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传主，有着怎样的童年，看到传主18岁那年赴南京乡试，是什么促使他摒弃科举，走上“康（有为）党”之路。

陶亢德似乎注意到书稿上所写“写此遣闷”，故在连载时，特意给读者提示：“每期都有”，而老友汪孟邹在印发《实庵自传》单行本的《刊者词》中也说：“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然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有意义的。”“每期都有”和“先为刊出”，都是造成既成的事实，以催逼后续篇章的完稿。

不过出狱后的陈独秀，那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已被全民抗战的烈焰所燃烧，不是写文章就是发表演讲，可谓全心全意，哪里还顾得上续写自传，尽管陶亢德一再催逼，他仍是不为所动。这一点，陶亢德也意识到，他说：“到达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到抗战文章上了，自传也无心思续写。”陶亢德也知仍催逼续写《实庵自传》是有点“不知道缓急轻重”，可是，出于多年办刊办报的职业习惯，每次去信都忘不了叮嘱一句“有暇甚至拨冗续写”的话。1937年11月3日，陈独秀致信陶亢德说：

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

陈独秀的信，将不能续写的理由说得得体充足，而除此之外，另一条不能忽视的理由则是，纵是写出来也未必能通过国民党的书刊检查，他在逝世前三个月給郑学稼写信说：“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由五四运动往下写，怎么也绕不开那么多的是非纷争的问题，怎么也得不到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的优容，纵是写出来了，也是不能出版，而“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于是，不如不写，免得徒费其力。诚如有学者所论：“《实庵自传》之未能续成，实是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扼杀。”

陈独秀有一点应该感到欣慰，那就是作为“一个时代权威的自传”，尽管只写了“《实庵自传》的初两章”，仅写了“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却已在读者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至陈独秀逝世时，有人在悼念文章中写道：“陈独秀死了，我不为独秀的生命哀，也不为独秀的不能成功哀，——因为政治上的成功不一定是真的成功，失败不一定是真的失败。——却为陈独秀不能完成他的一个自传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