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然

晚清以降的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国土之大，人民之众，而为俎上之肉，饿虎取而食之”，这般屈辱境地，引得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国人在悲愤中苦苦思索着救国之路。在洞庭湖畔、湘水之滨，自古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不屈血性的湖南人，更是怀着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理想，以“救中国从湖南始”的气概，前赴后继涌上历史的舞台：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编《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启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发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率先启动中国的近代化；既至戊戌变法，在“吾湘变，则中国变”的信念激励下，湖南成为变法运动最有生气的省份，“中国维新，湖南最早……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毛泽东语）。维新改良失败后，湘籍精英被迫走上暴力革命之路，1911年，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的辛亥斗士，为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立下不朽功绩。

然而辛亥革命终究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能让中国摆脱民穷国弱的困局。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只是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资产阶级政党，难以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力量。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一群心怀天下、敢于担当的湖南人开始了新的探索。他们有的踏上东渡日本的邮轮，希图破解弱国崛起的密码；有的自觉背负起中国“根本改造之大任”，奔赴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探寻救国救民之良方；还有一个庞大的青年群体，求知于九州四海，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浪潮中迅速成长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四海寻觅的三湘志士从彷徨中觉醒，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他们撰文译稿，开展运动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于神州大地；他们紧紧追随“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相约建党”的脚步，在建党伟业中开先路、当先驱，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上海：法租界里为主义奔走的年轻人

1920年8月，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一个青年急切叩响了掩闭的大门。

来人叫李达，湖南永州人。1913年和1917年，他两次东渡日本留学。留日数年，家国前途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心间。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理想的渐次破灭，曾让他像“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他才豁然开朗，从此一门心思钻研马列原典，翻译和撰写了多本著述。多年后，他将留下“理论界鲁迅”（毛泽东语）的盛名，而此时刚结束日本留学生活回到中國的他，更迫切希望的是将理论付诸实践，“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因此甫一回国，他便马不停蹄地前来拜访陈独秀。

此时的陈独秀，正在积极筹建共产党组织。早在1920年2月，陈独秀秘密离京赴沪时，李大钊便与他约定“我着手在北京做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做建党的准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同年4月初，一个叫维经斯基的俄国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使者身份来华，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会晤，介绍了俄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境况，更加坚定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走俄国人的路”的信念。

当时团结在陈独秀身边的有李汉俊、陈望道等数人。据陈望道回忆：“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也有异样的声音——挂着研究“社会主义”招牌的戴季陶（《星期评论》创办人之一）、张东荪（《时事新报》主编）等人反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成立中国共产党，不久就退出了研究会的活动。

就在这时，李达回到上海。李达的加入，壮大了阵营力量，陈独秀十分欣喜，立即邀请他做发起人，参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1920年8月的一天，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据回忆，当时的名称为“共产党”，或“共产党临时中央”。

这是中国大地上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的创党实践中始终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肩负着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1920年11月7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它的编辑部地址保密，印刷、发行均不对外，所刊文章一律署化名。然而其要目广告，却公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这份新杂志的刊名，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就叫《共产党》，其主编便是李达。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党刊。它选定在十月革命3周年的日子创刊，首次在长夜难明的中国大地上举起了共产党的鲜艳旗帜。它大力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建党学说，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因此被各地共产主义者视为必读材料之一，甚至成为海外留学的先进知识分子争相传阅的读物。毛泽东读到这本杂志，盛赞其“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办这样一个刊物，困难可想而知。“编辑部”就设在一个小亭子间，当时兼为李达与夫人王会悟的婚房。经费没有保证，李达便和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辑沈雁冰商量，为商务印书馆写稿挣取稿酬，以充作办刊经费。人手少，工作紧张，李达便一人担当了从写稿、编辑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更难的是，文稿随时有被查抄的危险，如第三期首篇文章便以“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几个大字开了天窗。但这些都无法浇灭李达心中救国济世的热火。这个一袭长衫戴着老式黑框眼镜的青年，浓浓的书卷气中透着湘湖子弟的血性与倔强。

然而受当局所迫，这本杂志只坚持出版了6期便被迫停刊。但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办刊同时，李达还兼任了代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书记一职，主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全面工作，直到党的一大召开。

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同李达一样，以家国担当为念，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来的，还有湖南长沙人陈公培和湖南平江人李季等。

陈公培本来求学于北京，1920年春为寻求救国真理追随陈独秀来到上海。1920年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筹划期间，陈公培便积极参与讨论，成为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陈公培博学多才、思想敏锐，为人真诚、办事踏实，陈独秀对他十分赞赏，时常委以重要事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草案的起草工作便是陈独秀委托他主要参与的。此后不久，陈公培赴法国勤工俭学，临走时，还按陈独秀的指示，带了一份党纲去法国，推动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至于李季，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时曾说，有三本书建立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一便是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就在《社会主义史》出版前夕，在山东枣庄煤矿担任英文秘书的李季获悉陈独秀准备筹建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立即辞工前往上海参加了筹建工作。上海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他又随陈独秀前往广东，协助广州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创建。

上海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也是全国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植根，湘籍共产主义者率先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触角深入到工人群体之中。

1920年10月3日，上海工人代表齐聚霞飞路渔阳里6号，郑重召开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筹备会主席及会议主持者，名叫李中。

李中原名李声澥，出生于气质劲悍决烈的湘中古城湘乡。1911年，14岁的李中正在父亲所办的乡间私塾读书，听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立即决然将自己头上的辫子剪掉。1913年秋，向往新学的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成为杨昌濟的学生。1918年，李中从湖南一师毕业。怀着经邦济世的信念，他听取毛泽东“为寻求救国的道路，各方面的阵式都要摆开”的建议来到上海，辗转成为江南造船厂的钳工。因为敬慕陈独秀，他几经周折，打听到陈独秀的居处，常去拜访请教，甚为陈独秀欣赏。后受陈独秀之邀，前来老渔阳里2号合居，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员。

1920年9月26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工人报刊《劳动界》上，一篇题为《一个工人的宣言》的文章犹如闪电划破上海滩十里洋场，成为工人阶级觉醒的例证，文章署名便是“海军钳工李中”。“到了这个时候，甚么昏雾黑霾都要开了，甚么地狱监牢都要破了，甚么阶级束缚都要除了！”呼吁“要产生工人的中国”。这振聋发聩的战斗号角为工人追求自由和解放指引了航向。

随后，李中又与陈独秀起草了中国第一个工会章程《机器工会章程》。

致力于工人运动的还有湖南江华人李启汉。

李启汉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第一个为中国工人运动入狱的共产党人，是第一个创办中国工人劳动补习学校的启蒙者，也是第一个领导中国工人罢工的领导者。

1921年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李启汉为具体负责人之一。考虑到工人没有文化就很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他在纺织工人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创办工人半日学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工人学校。为了扩大学校影响，李启汉在取得组织同意后，有创意地在寒假期间将学校暂时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以开展文娱活动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工人，传播革命真理。工人学校在广大工人中撒下革命的种子，培养了大批得力的工会骨干和工人运动积极分子。

为了进一步引导工人运动的觉醒，1921年新年，6万多份贺年卡被散发到上海大街小巷。贺卡正面印着“恭贺新年”四个大字，反面却印着一首《太平歌》：“万恶财主银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重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李达、李启汉等上海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成员沿街发放贺年卡，反动者惊呼：“共产主义的幽灵游荡到上海来了！”而工人们拿到贺年卡则分外高兴，因为《太平歌》道出了他们的辛酸苦难，而卡片中绘出的共产社会图景，则不动声色地引燃了工人心中反抗压迫的火苗。

北京：一群为主义忙碌的湖南青年

1920年八九月间，李大钊身边的得力干将张国焘、张申府由沪返京，陈独秀通过他们转告李大钊，希望“从速在北方发动”建党，李大钊对此“无保留的表示赞成”。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

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进步杂志《新青年》的阵地，加上李大钊的摇旗呐喊，有着深厚的建党基础。其实早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前，北京便已出现了共产党的雏形。

1920年春，北京景山东街2号的两间房子成为一群进步青年频繁出没的场所，它有个奇怪的名字：“亢慕义斋”。“亢慕义”其实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当时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没有地方开展活动，便去找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房子。蔡元培比较开明，给了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场所。“这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企图建立共产党。”当时参加研究会的湖南津市人朱务善如是评价。

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发起的19位成员中，湖南人有7个之多：宜章人邓中夏，浏阳人罗章龙、李梅羹，酃县（今炎陵县）人何孟雄，长沙人缪伯英、吴汝铭，醴陵人杨东莼，津市人朱务善。他们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员。邓中夏是其中的骨干，研究会成立后，因李大钊公务繁忙，具体事务多由邓中夏负责。

在世人眼中，鄧中夏有着湖南人火一样燃烧的激情与铁一般坚定的信念。

1917年，邓中夏结束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好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论辩于橘子洲头的岁月，入北大中文系学习。任教于北大的李大钊，给他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门。无数个夜晚，他就着宿舍昏黄的灯光，一遍遍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心怀激荡。

“这可是激进分子的书，政府看见可是要杀头的啊。”这位前清举人父亲看见儿子床头放着的一本《共产党宣言》，忧心不已。更让父亲惊惧的是，他希望儿子一世安稳，儿子却以“舍我其谁”的豪情站上领导反帝爱国运动的风口浪尖——在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中顶着枪口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组织全国性秘密团体学生救国团，筹办反帝爱国主义杂志《国民》，为启迪民众反抗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

为了将儿子拉回“正轨”， 临近大学毕业，在京做政府行政院书记官的父亲为儿子在北洋政府里谋取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差事，却遭到儿子拒绝：“我要做公仆……我的目的是要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绝不为个人自私自利，单独发财。”为此，父子决裂。

“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我们是开门呢，还是不开门呢？”“醉心救国事”的邓中夏选择了为家国大义赴汤蹈火。

罗章龙在长沙读书时，也与毛泽东、蔡和森交往甚密。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在长沙各校园门口张贴征友启事，回应者寥寥，多年后毛泽东笑谈只征得“三个半”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两个已淡忘，李立三被视为“半个”，唯罗章龙，在毛泽东眼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当时罗章龙也给自己取了个气概不凡的名字：纵宇一郎。湖湘书生的意气与豪情呼之欲出。

1919年，罗章龙入学北大文学院后，迅速成为与邓中夏等湘籍学子并肩而战的勇士。北京共产党主义小组成立后，决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罗章龙勇担建团重任。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湘女也从来不乏男子的视野与气魄。就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缪伯英，通过参加北大的湖南学生同乡会结识了邓中夏、何孟雄等人，逐渐进入到这个探讨改造社会的“小圈子”。她曾发表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家庭的演变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号召中国广大妇女向光明的路上走。其间她与何孟雄因为共同的革命信仰走到了一起，成就了一段“‘英‘雄夫妇”共同建党佳话。缪伯英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怀着矢志救国理想的湘籍青年，自觉向着共产主义组织靠拢。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北京支部的10余名党员中，湖南人有7位。许多人在当局高压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时，湖南学子义无反顾地追随信仰迎难而上。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重视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工作，其中湘籍共产主义者在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更是承担了主力角色。

当时北京是新文化运动阵地，但工人力量较为薄弱，邓中夏等人便选定距北京城区21公里、产业工人较为集中的长辛店作为突破口，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劳动补习学校分为日班和夜班两部。日班主要招收工人子女入学，夜班则专收工人。学校设有图书馆，订购了很多进步报刊。工人晚间听课学习，白天到工厂里互相交流，迅速提高了觉悟。在此基础上，他们成立了数个工人组织。由于成就斐然，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与前文提到的沪西工人学校并称为“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

补习学校的教师多为湖南人。作为学校的实际负责人，邓中夏每周去讲两次课。朱务善曾感慨地回忆：“记得他（邓中夏）在长辛店工作时，非常艰苦耐劳，终日号召奔走，埋头苦干。做具体工作是他，做宣传指导工作也是他，每天吃两顿窝窝头或几个烧饼，用凉水送下。工作忙时，常常蓬头垢面，不加修饰，晚间不能回北京时，则用几条板凳当床铺，摆在学校课堂里睡。”

这对“吃得苦，霸得蛮”的湖南人来说，并不算什么。“哪有斩不掉的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虎？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必须奋斗着，勇猛地奋斗着，胜利就是你的了。”邓中夏如是说。众多湘籍热血青年也是如此践行的。除了北京，他们还不畏艰难，苦干实干，分赴保定、张家口、石家庄、唐山等地，深入开展工人运动。

根据“半年来运动所得”， 1920年12月，何孟雄发表《劳工运动究竟怎样下手》，阐述了在中国发动和组织无产阶级劳工运动的特点和规律，并介绍了对待不同行业、不同信仰和不同年龄工人的工作方法，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手册”和“学习指南”。

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中国大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和阶级基础。而湖湘志士走到哪里，就把进步的理念与革命的风暴带到哪里。刚与毅，责任与担当，铺垫成这个群体的底色。

长沙：湘水之滨理论建党的先行者

就在陈独秀积极推动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1920年5月初，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第三次上海之行。

此时的他，走出韶山冲已近十年。

十年间，他将最为书生意气的学生时代留在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他遇到了徐特立、杨昌济等刻着湖湘文化忧患意识烙印、矢志“教育救国”的恩师，结交了蔡和森、萧子升、邓中夏等志同道合的人生挚友，与何叔衡、贺民范等从晚清秀才转变而成的革命先行者成为忘年之交。在这里，毛泽东“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在湖湘文化注重探求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的气度引导下，努力探求国家治乱兴亡之道，最终迸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时代强音。

1918年，岳麓山下，湘水之畔，毛泽东与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等热血青年创新民学会，宏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往后岁月，新民学会发展壮大，始终将济世救国的责任与担当刻入骨髓。

“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于是，胸怀日月眼纳乾坤的湖湘青年，前赴后继走上赴法、赴俄勤工俭学之路。而毛泽东选择了留在国内了解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

1918年8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赴京，结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从此急速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半年后，因为母亲病重，毛泽东回到长沙。随后，五四运动浪潮冲破洞庭湖畔的思想封锁汹涌而至。在新民学会的串联下，三湘大地群情激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拉开大幕。

为提高民众政治觉悟、巩固民众革命热情，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在毛泽东、彭璜、萧三、何叔衡、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策划下，《湘江评论》横空出世。“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任务。”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中，毛泽东激情洋溢地高呼。

《湘江评论》激励着人们“向强权者作斗争”，“摔掉吃人的礼教的枷锁”，启发“湖南的青年们站起来，做推动新文化、新思想的先锋，一起奔向反帝反封建的前线”，被李大钊盛赞为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但当时主政湖南的军阀张敬尧却将其视为眼中钉，于1919年8月将其查封。

张敬尧在湖南的反动统治激起民愤，很快引发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毛泽东等人为此奔走呼号大半年之久，终于利用各方势力的矛盾将张敬尧赶出湖南。毛泽东第三次到上海便是在此次驱张运动由京返湘途中。

毛泽东此次在上海逗留了近两个月。其间，他成为渔阳里2号的常客。他同陈独秀谈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谈俄国十月革命与筹建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等。多年后，毛泽东回忆：“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回长沙后，毛泽东应陈独秀之约，开始在长沙筹备成立党组织。但急欲“挽湘江千丈水，荡涤神州”的毛泽东，发现当时“湖南人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在张敬尧的言论堵塞政策下，各种报刊渐次被查封，湖南民众对国内局势竟不知不觉。为了冲破思想禁锢，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毛泽东与湘乡人易礼容、彭璜，宁乡人何叔衡等发起成立长沙文化书社，希“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湖南由此一跃而成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

随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会员组织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自修学社”、自修大学先后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与宣传风生水起，在湘江之滨日渐汇集起磅礴之力。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年轻的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深受感召，满怀抱负走上了留学苏俄的旅程。

就在这年的11月，毛泽东先后收到蔡和森自法国写来的两封关于建党的长信。随着这不远万里辗转而至的长信，我们先回溯到这群湘籍留法青年的成长轨迹——

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萧子升、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劳君展等赴法勤工俭学，从此，新民学会兵分两支，国内国外以书信为桥梁，互相激励，各自探索。身在异国的湘籍留法学子以一种使命在肩的紧迫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地欧洲如饥似渴地探索革命真理。尽管经济拮据，不少人仍攒钱购买并通过邮寄方式互相传阅马克思主义读物。而蔡和森以顽强毅力和霸蛮精神“日惟字典一册，报纸两页，进行自学”，3个月后“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半年之后，“思想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

在国内建党呼声日渐高涨之时，1920年7月，新民学会旅法成员集结蒙达尔纪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在会上，新民学会完成了从“革新学术”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提升。但在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时却有了分歧，向警予、蔡畅旗帜鲜明地支持蔡和森提出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萧子升等人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争论相持不下，两派各自写信给毛泽东裁定。

也正是在这年7月，蔡和森从法文报纸上获悉，30多个国家在莫斯科召开万国共产党会议，于是他认定苏联一定会派人到中国组织成立共产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的兴奋之情溢于笔端：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希望毛泽东物色100个彭璜式的人物，分布到全国各处，“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般远见卓识，在当时的中国闪耀着穿透阴云迷雾的光芒。

这与毛泽东的看法不谋而合。9月初，毛泽东在谈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时，亦阐述了建立共产党的重要性。他说，列宁建立了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是因为有用布尔什维主义武装起来的“真正可靠的党众”，这个党发动了占全国人口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取得了俄国革命的成功。因此他在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就在这前后，毛泽东还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信中正式委托他负责建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一切似乎水到渠成。1920年11月底，长沙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负责人是毛泽东。据李达回忆，至中共一大前，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有成员近十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等6人。这便是萧子升晚年回忆中所说的：“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于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为避开反动军阀的控制，这个组织当时处于“潜在”状态，没有留下完整的文字资料，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没有正式通告，更没有成立仪式，以至于对其存在至今仍有人质疑。但星星之火，已然蓄积起了燎原的能量……

他们一步步走向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

除上海、北京、湖南外，其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陆续成立：1920年秋，上海党组织成员李汉俊、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派，回九省通衢武汉联系董必武筹建了党组织。1921年年初，济南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和济南一中学生邓恩铭等人在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9月，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曾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共产党”，陈独秀与林伯渠、李季来到广州后，对其进行改组，重建了广东共产党支部。1920年10月，张申府应邀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期间，“和周（恩来）总理、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蔡和森、李立三则于1921年11月回国后，由陈独秀和陈公培介绍入党。旅日支部的主要成员为施存统和周佛海（湖南沅陵人）。周佛海在留日期间，在上海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因此深受陈独秀青睐。1920年6月，施存统去东京时，陈独秀特意嘱托他与周佛海联系，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

1921年6月上旬，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到达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秘密接上了头。基于中国早期党组织筹建的具体情况，他们判断中国成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便提出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于是，在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确认后，李达、李汉俊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号召“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李达回忆）。考虑到代表或许存在经费困难问题，便又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位代表寄出100元当作路费。建成全国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号角正式吹响了！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接信后立即响应。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据刘仁静回忆，李大钊当时正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等职，时值年终，公务繁忙，因此无法出席会议。在选举除了张国焘外的另一名代表人选时，大家曾提名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謙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我们都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则是毛泽东和被尊为党内“五老”之一的革命长者何叔衡。此外参加一大的还有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僧（陈独秀指定的私人代表），以及东京小组代表周佛海（当时施存统因学业较重，而周佛海恰值假期，且多年未能回国，故决定由周出席）。由于路途遥远，通信不畅，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没来得及派代表回国参加。陈独秀也因种种原因，身处广州而未能出席。

李达作为一大的实际召集人，对会议做了事无巨细的安排。当时上海的淞沪护军何丰林（即后来杀害李大钊的直接刽子手）仇视革命，因此要找一个安全的会议场地需慎之又慎。李达起初打算租下一处旅馆，既能安排代表住宿，又方便举行会议，但连看几处都未能找到合适的。后在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他将会议场所定在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寓所，而住宿则选在了离李公馆一站路之遥的博文女校。

7月23日， 李书城公馆一间只能容纳十几人的小客堂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此后的数日，从上海石库门李书城公馆到嘉兴南湖的画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几经周折，终于胜利闭幕！

至此，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它如同在沉沉暗夜笼罩的中国大地点燃了一束明亮的火炬，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奔向独立与复兴的方向。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大变局中，湖南子弟一步步遵循着内心救国图强的呼吼，走向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在一大召开前的全国50多名早期共产党员中，湖南籍党员有20多名；中共早期共成立了8个共产主义小组，湖南人参与了其中6个的创建；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中，4名为湖南人；一大后成立的中共湖南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支部。此外，还有一串闪耀星河的名字：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组织名称的蔡和森，第一个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毛泽东，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第一位女中央局委员向警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批先驱邓中夏、李启汉，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

在往后的革命岁月中，湘籍早期建党精英为家国使命前赴后继，死而后已。邓中夏、蔡和森、何叔衡、何孟雄、李启汉、缪伯英、彭璜……一个个血染史册的名字，成为湖湘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最生动注脚。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从屈子沉吟《离骚》于汨罗江畔，在湖湘大地渲染下爱国忧民的基调，到王船山挥毫写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在湖湘血脉中注入经世致用、率天载义的豪情担当；从曾国藩率领湘军叱咤晚清政坛，赋予湖南人开阔的视野与虽处陋室志在天下的情怀，到谭嗣同菜市口引颈受戮，将踔厉敢死、以身许国的赤诚与血性刻进湖湘志士的骨髓，千百年来，湖湘文化精神薪尽火传，涵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三湘子弟，引领着他们在每一个关乎家国民族兴衰存亡的紧急关头拍案而起，力挽狂澜。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穿越百年风云，青年毛泽东在湘水之滨的疾呼仍历历在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如今新时期新征程的集结号早已吹响，吃得苦霸得蛮的湖南人，唯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方能不负时代，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