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兴县是“湘南暴动”6个中心县之一，也是5个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县之一。车田村，是永兴县中建立红色政权较早的村之一。我的父亲刘永禄就出生在车田村，原名叫刘铁茂。

约在清道光十六年（1836），父亲的曾祖父刘庆馀携妻儿从车田村老湾里搬至对门一里路远的墈下头居住。宣统二年（1910），父亲的祖父刘荣荷去世，那时他还未临世，未曾与祖父谋面，随后，他的父亲刘亨稀作为家中独子，经营起了家道还算小康的家。

好奇进会场，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父亲10岁的时候，也就是1920年，家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邻村一地痞陈梦古，横行乡里，伙同他们村的一些人，强占了父亲家中的一些田土和山林。父亲和堂伯父状告到官府，可当时的政府，官员腐败，收受陈的贿赂，父亲他们不但官司未打赢，尔后，还时常受到陈的欺凌。这件事对父亲刺激很大，他虽然年少，却毫不畏惧，愤怒地闯入地痞陈梦古家中，痛斥其恶行，引起了族人和邻近村一些穷苦百姓的围观、声援。小小年纪，未能斗过地痞陈梦古，却激发了他日后与不公抗争的那股子血性。

1921年，年少的父亲拜在本村清末国学生刘庆赞门下读书识字，后又在刘亨葱的武馆学武术，几年后，成为当地文武超群的后生。

父亲参加革命的起点时间是1927年。当时，在长沙、衡阳等地求学的刘木（革命烈士，1928年任永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明初（革命烈士，1928年任永兴县苏维埃政府宣传部长）等人，在学校接受了革命思想，他们回到家乡后同刘水哉、李藩周等人，在油榨墟李桂皮家开会。父亲家在油榨墟开了一家小酒馆，酒馆与李桂皮家对门，父亲好奇进了会场，与会者见父亲年轻、胆大，就让其参加会议。也就是这次会议，让父亲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年农历正月十六，油榨墟农民协会成立，李藩周任委员长、刘水哉任赤卫队长、父亲刘铁茂任童子团团长，上级还派来一位共产党员周树堂来指导工作，周树堂是湖南耒阳人，有文化，会讲会写。

这一年的农会，还算比较温和，对土豪劣绅不是采取杀头的办法，只是指派他们捐钱捐物。农会派捐给燕尾村的土豪王万日三百光洋，车田村刘荣仰一百光洋。父亲代表农会上门收缴，一个子不少，全数收款。也就是在此前后，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日里，父亲领着童子团员站岗放哨，监视土豪劣绅的动向。农历五月初，城下洞村一土豪劣绅拒交农会派捐的钱款，进行顽抗，农会将其正法，引起了其他土豪劣绅的恐慌。到了五月初四，农会的人都放假回家过端午节，土豪劣绅们便组织人员，趁机攻打和报复农会。土豪劣绅王万日，因父亲上他家收捐三百光洋之事，怀恨在心，带着人马开到父亲家，逼迫父亲赔了一头猪，还到父亲的小酒馆抄走了一些酒。

参加黄克诚领导的“永兴暴动”

1928年，永兴县委特派员刘明初与刘木、李藩周、刘水哉、刘铁茂等人在车田村、油榨墟，多次开会研究暴动之事。正月初九，刘水哉受刘木委派，赴宜章联系在宜章组织打响“湘南暴动”第一枪的领导人朱德、陈毅等。途经郴县良田时，遇到郴县农协的李才佳，李对刘水哉说，宜章不要去了，朱（德）军长指示搞暴动，成立苏维埃，工农革命军马上就会来郴州、永兴，布告标语都带来了。随后，拿了布告、标语让刘水哉带回。

正月十四，刘水哉回到车田。十五日，做了些准备工作。十六日，竖起了永兴第八区苏维埃的旗帜。主席是李藩周，妇女主席是李友花，宣传员雷震球，土地员李朝云，秘书刘泉芝，童子团团长刘铁茂，赤卫队长刘水哉。竖旗的第二天，八区苏维埃政府组织赤卫队到平峒岭抄了大土豪陈海秋、李宪堂的家。十八日，趁油榨墟开墟，父亲同八区苏维埃其他同志一道在墟上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十九日，父亲随以车田村人为主力的近600名苏维埃八区农军，参加了黄克诚、刘木等组织领导的攻打永兴县城的年关暴动。

八区农军是在上午10点多钟到的永兴县城，隔河攻打魁星楼，结果久攻不下。队伍只好改变策略，分兵两路，一部继续攻打魁星楼，一部沿河而下，从龙门渡过河攻城，这时江右的农军也攻进了县城。城内的敌军抵挡不住暴动起义队伍的攻击，只得从县城东门溃逃。

1928年3月14日，朱德在东洋渡战斗失利，取道永兴带队上井冈山。3月底，“湘南暴动”受到了国民党军的疯狂反扑，国民党范石生部潘岳英团、何键部的梁钟熙团分别从南北夹击永兴农军、镇压农会。八区苏维埃相关负责人李藩周在耒阳陶州被捕，后即被解到永兴文昌阁铲共团团支部。李藩周在文昌阁被押期间受尽酷刑，敌人用铁丝穿破他的手掌反捆双手，押游各村，用刺刀刺破嘴皮，用铁板烧伤他的肩膀，但李藩周毫无惧色。这年5月，敌人残忍杀害了李藩周，割头示众。李藩周临刑，面无惧色，高呼“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据资料说，李藩周1921年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之后又在南京参与组建共青团组织，之后在党组织安排下到湘南工作。

其他人如李桂皮在桂阳被捕，雷震球、李朝云等人也相继被捕。父亲则用笸箩挑了些鸡蛋，以贩蛋作掩护，逃到广东坪石刘汉斌处。刘汉斌是车田村的族人，虽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副团长，但同情乡邻族人，收留了父亲。尔后，父亲与同样受到国民党军追捕的赤卫队长刘水哉取得了联系，两人一起上了湘粤边界的九峰山。

抗日战争中，父亲亲手杀敌

1938年，时任永兴县工委书记的黄平打听到父亲和刘水哉的下落，按照湘南特委发展壮大党组织的指示，将两人召回，组建中共油榨墟党支部。父亲担任党支部书记，并以车田村为中心组建抗日自卫队，开展抗日斗争活动。

1942年春，父亲与刘水哉在马田高仓王家村长槽里与人合办两益煤窑，为抗日自卫队筹集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这年5月，湘南游击队司令谷子元（1908—2002）在耒阳大义白云村脱险后，刘水哉和我父亲等人接应其到车田村躲藏避难。

抗日战争中，父亲曾亲手杀敌。1945年3月15日，驻扎油榨墟的日军小分队准备前往回峰坳、湘阴渡方向抢掠。太平抗日自卫队获得情报后，从滩磊赶至回峰坳后山，设伏后山南侧坡腰、上坡处路旁，日军进入伏击地，抗日自卫队开火。当时，父亲因事路过，在坡顶歇脚，闻听坡下枪响，立即掏枪参战。这次伏击战，父亲击毙了两名日军。

侵占油榨墟的日军小分队经常窜到附近村庄抢劫财物、奸淫妇女。1945年7月，一名日本兵窜到坪洞村，企图强奸一名妇女，父亲见状，从陈各伦家菜园里隐蔽处迅速冲出，扑上去一刀，将这名日本兵结果了性命，其随身携带的枪支，也成了父亲的战利品。

日军在油榨墟大路下村驻有一小分队，构建了一座碉堡，村民雷光的住宅在碉堡斜对面，被日军占用作为小分队队部。这些日本兵在附近奸淫掳掠、强迫村民提供粮食等各种生活物资，无恶不作。上级决定给这个日军小分队来一次痛击，指示云峰抗日自卫队具体实施。

接到指示后，身为抗日自卫队队长的父亲乔装打扮，通过给日军做饭的本乡人陈高山帮助，进入雷光住宅，实施侦察。经侦察后发现，雷光住宅墙高坚固，日军碉堡与该宅相距仅百米左右，可相互支援，不宜强攻，父亲为此想了一个引蛇出洞、设伏袭击的方法。

在定好作战方案的第二天，抗日自卫队在墟场制造夜晚将攻击日军小分队的假消息，并安排店铺提早关门，迷惑日军，同时安排受自卫队控制的维持会向日军提供紧急密报。日军小分队考虑到安全难以保障，做出了暂时退却、向驻扎在高亭司火车站的日军中队靠拢的决定。侦知这个消息后，父亲迅速集合队员，率队设伏在日军退缩中队部的必经之路，坪洞岭村前路边菜园。日军进入伏击地后，父亲手持短枪，率领队员们一阵猛打，将日军小分队的4名日本兵、两名伪军全数歼灭，抗日自卫队无一伤亡。

劝降“反共救国军”

1949年3月，根据湖南省工委指示，在永兴马田、油市一带组建了中共郴、永、桂边区工作委员会游击大队直属中队，父亲被任命为直属中队队长。游击队在栖凤渡、高亭、马田铁路沿线开展活动，以政治开导、强行夺取等方式，从敌部索取和缴获长短枪近百支，手榴弹30多枚，子弹1800多发。

由于游击队频频袭击国民党的武装和基层政权，恼怒的国民党永兴县党部组织霍远鹏部、刘参部、县警察局、县大队、湘阴渡等乡的乡丁武装，于1949年7月9日联合围剿在龙王岭上的游击队。父亲率领游击队利用龙王岭山高林密、煤窑多的优势，英勇抗敌。

战斗打响后，游击队依据地形优势，将敌军压制在山下。随后，敌军援兵陆续增多，局面越来越对游击队不利。激战到第二天，只得寻求突围。到了夜晚，天气突变，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山上一团漆黑，山下敌军用来围山照明的火堆也被浇灭。想着天时地利，鉴于围剿的敌军队伍组成成分复杂的情况，父亲心生一计，安排游击队战士趁黑悄悄摸到霍远鹏部的营地前，掉转身，朝着靠近霍远鹏部的另一部敌营，猛烈开火射击。由于天黑辨识不清，相近的两部敌军都错认为对方是想突围逃跑的游击队，双方打得不亦乐乎，待双方明白过来，搞清是一场乌龙时，游击队早已成功突围。队伍安全转移到了复合乡的源头冲，在此休整后，又转移到黄沙坪、梓木、桥南一带活动。

8月，游击队奉命开赴粤汉铁路沿线的公平墟、马田墟、油榨墟、栖凤渡一带开展了“三抗”（抗征兵、抗征粮、抗征税）和“五保”（保护铁路、公路、工厂、桥梁、粮仓），迎接解放的斗争。

8月下旬，驻扎在高亭司火車站的国民党军工兵连接到国民党省党部准备炸毁洋务桥的密令，工兵连长率一个排赶往洋务桥着手准备炸桥。父亲得到消息后，率领游击队飞奔洋务桥。当时，全国的战争形势是，国民党败局已定，实施准备炸桥的敌军，面对大势，军心几近崩溃。在这种情势下，父亲决定用武力逼迫加说服，迫使敌军停工。

于是，父亲一边安排游击队战士做好战斗准备，一边只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上桥。国军工兵对父亲的出现非常惊讶，他们对父亲这位活动在铁路沿线，虽未眼见，却早有耳闻的游击队长既惧又敬。经过父亲的宣传教育，国军工兵连长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了解，最后商定，挖好放炸药的洞，安放好炸药，但不接线，待上级来现场检查后，再将炸药拆除。第二天，检查实施炸桥准备工作的人一走，国军工兵连长随即安排部属协同游击队一同将炸药全部拆除，洋务桥得到了完好的保护。

1949年10月4日，永兴县城解放，但国民党军仍有强大的兵力盘踞在城外，随时企图扼杀我刚成立的人民政权。

当时，“反共救国军”司令刘参带领近300名武装驻扎在板梁安乐冲。永兴县人民办事处代主任黄平与我父亲商讨后，决定由我父亲和李凌汉去刘参部招降。刚一进安乐冲，刘参的部下就高喊：“送死的来了！”但父亲与李凌汉并不惧怕，坦诚向刘参表明来意，讲明我党的政策，指明出路。刘参起初不予理睬，但父亲与李凌汉的话却暗中瓦解了刘参的部分官兵，最后迫使刘参部全部缴械投降。

永兴全境解放后，父亲在县武装部任县大队中队长，后到郴州专署高亭司煤矿福利股任股长，离休后享受县团级干部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同当年生死与共的战友谷子元、黄平、刘水哉等保持密切联系。

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时任郴州地区行署专员的黄平因受黄克诚事件牵连，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被迫害致死。黄平的夫人——曹慧英阿姨来我家躲避。记得她来时，天色已晚，父亲凭借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判断，不久必会有人上门追查曹慧英阿姨的下落，于是，父亲连夜将曹慧英阿姨转移到他处躲藏，并告诉全家严守秘密。果真，第二天，追查曹慧英阿姨下落的工作人员就进了我家门，不过最终也没有探知曹阿姨的去处，曹慧英阿姨算是暂时躲过了一劫。

父亲曾经保护过的老上级谷子元，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因公还是因私，只要到了永兴，他都会来看望我父亲。1990年，父亲八十大寿，年长我父亲两岁的谷子元不顾82岁的高龄，未带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从长沙坐火车到郴州下车。当时，我到火车站去接他，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未见其人，于是我打电话给郴州市老干局，询问是否派人和车接站，老干局答复不知谷老来郴之事。原来，谷老下火车后，自己掏钱买票，坐客运汽车到了我家。以谷老的资历、党的高级干部的身份，来给他当年一起闹革命的老战友祝寿，完全可以使用专车。可谷老以平常之人，为公之心，严于律己，展现出了他们那一辈革命者的高风亮节。这也是我父亲那一代革命者为之奉行终生的理想和价值观：革命是信仰，与名利及个人得失无关。

20世纪90年代后期，父亲回到了祖籍地车田村墈下头旧居居住，仍不忘对村里年轻一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十分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

2003年农历二月十八日，父亲以93岁高龄辞世，按生前遗愿，安葬在车田村祖山，盘龙形龙口上，谢幕他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