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诗楠，马振昊

引 言

二战以后，随着去殖民化进程加速，许多新兴国家获得了独立身份。而这些国家在设计政体的时候大都受前宗主国影响，选择了不同类型的西式自由民主政体。这在数量上瞬间推高了全世界民主化的程度，亨廷顿将其称为“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然而，这些新兴国家在独立后不久纷纷因为民主政体的运作不良而重回威权时代。军事政变与军人政权的建立成为“第二波”退潮的重要特征。不过，仅过了十年左右，这些威权政体又由于内外局势的骤变而纷纷倒台，自1974年葡萄牙、西班牙与希腊等南欧国家开始，新的一波民主化浪潮又猛然掀起。

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南欧、拉美以及东亚地区。亨廷顿看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国家纷纷建立了西式的自由民主政体，而且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潮现象。(1)[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而定量研究的结果也显示，自1974年以来民主国家数量的增长率大大超出威权国家，并在1990年从总数上超过了后者。(2)Keith Jaggers and Ted Robert Gurr,“Tracking Democracy’s Third Wave with the Polity Ⅲ Data”,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95,32(4): 469-482.甚至被认为是“最不可能之地”(the most unlikely region)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被卷入转型的浪潮之中——尽管从结果上来看其并不像拉美、东亚地区那样令人瞩目。(3)Michael Bratton and Nicholas Van de Walle,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 Regime Transi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在这种乐观情绪的作用下，学界与实务界开始将民主转型视为一种理所当然且可欲的过程，并且开始基于部分转型国家的“成功经验”，对转型的原因、进程以及目标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思考，并形成了所谓“转型学”(transitology)或“转型范式”(transition paradi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