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与淮安的城市发展＊

2021-03-31余洪红

城市建筑空间 2021年1期

余洪红

（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淮安 223003）

1 漕运及其历史

1.1 漕运的起源

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西接洪泽湖，运河绕城而过，是南北水陆之要地，也是漕运总督驻扎的重镇，更是盐关之要，历来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为大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历史上，淮安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发展与漕运是分不开的。明、清两代均设漕运总督，驻淮安。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副都御史王竑被任命为漕运总督，兼任淮安、扬州、庐江、凤阳四府及徐州、和州、滁州三州巡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漕运总督驻淮安。

从春秋战国时期到20 世纪初的1 000 多年中，为了保证南方的赋税和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古代中国政府大多选择内陆水运的方式，以大运河作为较为安全、快捷的运输通道，为此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不断修建维护运河河道、水工设施、运输储存设施，制定与之配套的相应管理体系，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与经济管理制度，专门负责调运国家战略物资。这种由国家政府组织和管理，利用水路调运专门物资到首都的专门运输体系被称作“漕运”，它是古代中国这一庞大的农业大国根本的需求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赋税方式和治理国家最重要的统治手段。

1.2 漕运的影响

对于自隋代至清代的多个朝代来说，漕运都是重大的国家事务，这一独特的制度和体系，对古代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政治上，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府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在经济上，漕粮征派的大多数地区，大都是农业生产比较先进的地区，漕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尤其对于商业经济来说，漕运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运输的便捷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循环流通。此外，漕运对城镇盛衰的影响最为明显，尤其是运河沿线的城镇。一方面，运河漕运的日趋频繁带来了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另一方面，随着运河的拓展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一些城镇随之兴起，那些以往作为运河漕运重要节点的城镇均受到运河的影响，经济不断繁荣，城市逐渐得到了发展。

2 漕运与淮安的城市发展变迁

2.1 漕运的发展

回顾历史，公元前486 年，吴王夫差出于军事目的要借水路运粮送兵，开凿了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邗沟作为南北大运河最初的一段河道，其入淮口就选在了末口（今淮安城区）。南齐永明七年（公元489 年）置淮安县，这是淮安第一次正式成为县级行政区。公元1366 年，朱元璋置淮安府。明初，淮安府治山阳县（今淮安区），面积达3.5 万km2，是明清两代江苏境内面积最大的行政区。山阳县的发展比淮安府更早，其城镇建设的历史几乎与运河的历史一样长——邗沟开凿以后其末口兴起了早期城市雏形北辰坊。自此，淮安城开始大规模营建，其后历经各个朝代不断地修缮、增建，逐渐形成明清两代旧城、新城和联城并列的三联城格局，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比较罕见的。总督漕运公署、淮安府、山阳县等行政机关基本都设于旧城，是淮安府的政治中心。新城位于旧城北一两里的北辰坊。联城俗称夹城，主要是作为军事堡垒。新旧二城之间，原来是粮船屯集的地方。为了抵抗倭寇，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 年），漕运都御史章焕奏准建造，连贯新旧二城为一体，加强了军事防卫。直至清末，三联城的位置一直没有改变过。明清两代淮安三联城的形成，既是顺应历史发展的结果，也与淮安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更是漕运、治水和军事的需要。而随着大运河运道的不断延伸和完善，淮安与大运河的关系也日渐重要，直至明清成为维系南北大运河的关键之处。

2.2 城市规模的扩大

明清两代漕运最高管理机构漕运总督均设于淮安. 淮安之所以成为漕运总督驻节之地，一是地处南北水运枢纽，历史上就是漕运必经之处；二是明代在大运河途中建立了4 个大型国有粮仓，分别是淮安、徐州、临清、德州。明万历年间，漕运总督舒应龙言：“国家两都并建，淮、徐、临、德，实南北咽喉。”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随着漕运的兴盛，淮安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江北水城、运河之都。这里不但设有多座公署，而且运河沿岸最重要的集市、坝闸、榷关、仓储、船厂大多设在山阳县及其附近地区，山阳县城同时也是淮安府城，是淮安府漕运转运中心、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据《重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船，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船不经此地，亦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属咽喉要地也。”到了清代，朝廷一年财政收入约数千万两白银，其中通过漕运征收就达70%左右。古老的大运河已成为支撑封建王朝政治和经济的动脉，而淮安则成为维系漕运伟业的心脏，其繁华的程度完全可以与两宋的京城开封、杭州一争高低。

那时的淮安城西北有杨家桥市、罗家桥市、西义桥市、姜桥市、菜桥市，位于运河东岸的西湖嘴市尤为繁华，明代的丘濬夜泊淮安西湖嘴，写有“十里朱楼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的诗句。西湖嘴的繁华让诗人赞叹不已，感慨“唐诗称扬一益二，是天下繁华地扬州为最。今其地阆阓，人烟之盛，视淮阴反若不及焉”。富甲一方的盐商生活奢侈，由明至清数百年的不断经营，那时的淮安河岸园林名胜鳞次栉比。“南始伏龙洞，北抵钵池山，东绕盐河一带，周环约十数里，皆淮之胜境也”。其中最出名的要数曲江楼、菰蒲曲和荻庄，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郑氏休园和程氏莜园等南北呼应，成为江淮间屈指可数的园林名胜。

淮安城市规模宏大，到明末有72 坊，堪称东南一巨镇。除山阳府之外，淮安所属的一些城镇也因为漕运的兴起而发展起来。居运河之中的清江浦河，打通了千里运河漕运，实现了运河的全线贯通，后因为北方降水偏少，运河水势下降等诸多原因，以淮安为界，南北漕运能力悬殊。江南的物资到达清江浦后，只能在淮安府的清江大闸上岸改为陆路运输。这样一来，使得清江浦的地位日益突出。据《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扼守京杭大运河咽喉的清江浦，人口一度“猛增至数十万”，范围不断拓展，规模也逐步扩大，商业日渐繁荣。“凡货船悉由清江过坝，里之运河，外之黄、淮河，千舳丛聚，侩埠羶集，两岸沿堤居民数百万户，为水陆之康庄，冠盖之孔道，阛阓之沃区云”。然而到了晚清，漕粮海运、津浦铁路通车，清江浦逐渐丧失了“南船北马”的地理优势，城内外的店铺纷纷倒闭，人口骤减至不足十万，往日的繁华也因此烟消云散。清江浦兴起的时间不足600 年，与上游的淮阴故城和下游的楚州城相比，可以说是小字辈。然而正是明清两代几百年间在清江浦上对运河的经营，最终奠定了淮安“运河之都”的地位，清江浦也成为今日淮安主城区的代名词。

现在的王营镇旧名王家营，地处废黄河与盐河之间，这个镇的地理位置在明清两代随着黄淮溃决，曾3 次东迁。清代海运未通之时，王家营“南船北马，众庶走集”，乾隆年间，清河县迁治清江浦，又“改设马号于王家营”，并“列墩置戊以护行旅”，是为“清口驿”，为“通京御道第一驿站”。

草湾在淮安新城东北20 里。“人烟凑集，柴艘聚屯，盐船从此过坝。后黄河冲决，沙淤成滩，与草湾远去半里余，淤滩高广，迁住者百余户，人烟闹集，遂名此地为新草湾，前者为旧草湾”。通过这些集镇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环境对于集镇形成的影响力，淮安因为处于南北咽喉之处，促成多个城镇的繁荣，也正是因为对于运道的依赖性，使得城镇的兴衰与运道的变迁相联。

3 兴也漕运，衰也漕运

作为一座运河城市，淮安的繁荣与极盛都极大依赖于运河与漕运，而政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漕运的影响很大，因此，作为经济发展唯一的支柱产业漕运一旦罢行，衰落就成了不可避免之事。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与漕运息息相关的相关产业迅速出现颓势，大量从业人员失业，尤其是服务业因为客流量的减少而极度萎缩，人员流动减少伴随着人口大量流失，城市慢慢地衰落下去。一方面，公元1824 年，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高邮至清江浦段运河水位变低，河运漕粮已是不可能。清政府不得已改漕粮海运，这就使运河的航运价值基本消失；另一方面，随着近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兴起，淮安的水上交通枢纽地位也迅速消失。因此，随着漕粮海运的推行，之前这里的商业繁茂景象一去不复返，淮安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的境地，地位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