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赵彬元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与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退二进三”政策的实施，大量传统工业被淘汰或实行搬迁改制，留下众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技术科研价值及社会意义的工业遗存[1]。有效再利用见证城市发展、承载居民记忆的历史工业场所，在城市更新中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以苏州最早的机器纺织企业——苏纶厂为研究对象，从共生理论视角出发，发掘其保护更新中现存问题，并为苏纶厂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建设性策略。

1 共生理论与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更新

1.1 共生理论内涵

“共生”（Symbiosis）来源于生物学领域，1879年，由德国真菌学家Antonde Bary提出，其定义为不同生物长久共同生活在一起，进行物质交换与能量传递[2]。20世纪中叶后，共生理论在不同领域被诸多学者研究和推广。其中，1959年，黑川纪章创新性地将共生理论运用于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中，并于1987年提出“共生城市”，包括人与自然共生、部分与整体共生、内部与外部共生、历史与未来共生等[3]，主张规划应综合系统地对场地进行全局式分析，各学科多领域通力合作，实现全要素共生发展。

1.2 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要点

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宜尊重遗产本身的历史特色和文化内涵，不能简单借鉴特定改造形式，需了解历史遗产本身及其与周边环境的发展演变关系，将遗产的特色与内涵真正融入城市发展，延续历史特点、补充现状不足。否则，工业遗产的价值名不副实，仅作为承载商业、娱乐、展览等功能的外壳。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更新具有开发主体多元化、置换功能复合化、新旧资源可持续化等特征，其开发主体既包括政府和开发商，又有艺术家及民间组织参与其中，发挥各自优势[4]；置换的功能不仅包括商业办公设施、居住建筑，还有挖掘遗产的历史价值建成的文化设施等[5]；新旧资源融合既包括场地内部的建筑、设施等物质方面的融合，又包括文化内涵的延续与传承，同时还需关注场地与城市发展的内在联系。

1.3 共生理论与工业遗产的耦合关系

工业遗产再利用过程中，开发主体、功能转换、资源融合等要素内部存在异质性因子，因子之间需相互依存、协同发展，才能延续工业遗产的价值，实现其保护与更新的目标。共生理论强调各共生单元寻找“中间领域”[6]，即对立双方共通之处的互相融合共同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维持主体稳定发展。工业遗产更新涉及各要素之间达到共生状态是其价值延续和活力重现的关键。共生理论与工业遗产复兴的研究相互适应可为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开发提供科学意见。

2 苏纶厂更新存在的问题

苏纶厂始建于1895年，是苏州最早的民族工业，见证了苏州城的发展，曾处于城市外围的工业用地如今已成为城市中心发展区。厂区北靠护城河，东临城市发展轴人民路，处于苏州中心商贸区，其周边商业资源、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共同组成复杂的功能配置、空间组合和城市形态关系。地块内现存纺织厂遗留的旧有建筑和各类生产、生活设施，包括厂房、宿舍、仓库等，其中包括4处控制性保护古建筑。2010年，某地产公司计划将其打造成苏州古城中心最大的城市综合体，但如今建成的“苏纶场”一片萧条、人烟荒芜，其更新改造存在以下问题。

2.1 开发模式

开发商和政府在苏纶厂的更新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开发商在遵守政府要求的前提下，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导致该过程中“保护”相对不足。现有改造仅针对建筑进行简单修复，织补场地肌理，而对于苏纶厂遗留下的工业文化元素关注不足，盲目开发使场所精神荡然无存，与周边城市综合体逐渐同质化。究其原因，更新失败在于未妥善处理好政府、开发商、社会群体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规划自上而下，缺少必要的公众参与。工业遗产的保护原则与再利用原则有内在矛盾，是2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保护”是为了传承、展示、教育与研究；“再利用”则侧重于植入新功能，以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须寻求“保护”与“再利用”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兼顾“保护遗产”和“再利用遗产”的双重目标。

2.2 功能转换

产业类历史场所有其独特功能，在改造时需转换原有功能，赋予其新的发展定位。如德国将梅德里希钢铁厂改建成为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意大利琴托拉烟草工厂被改造成欧洲新兴艺术创作中心，加拿大多伦多女王码头由厂房转变为商场等。苏纶厂首轮改造以发展商业办公、购物旅游和餐饮娱乐为主题，与苏州南门地区各商圈的功能高度重叠，无法体现工业遗产的独特性，对外难以融入周边环境及城市发展，同时，内部的建筑物、构筑物、景观环境因无法与功能相适应而活力衰退。

2.3 资源整合

新旧资源融合、空间资源整合是实现工业遗产与城市共生及其内部共生的关键。改造中引入的元素与苏纶厂内部的旧有资源未形成工业遗产新旧共生的着力点，场地内纺织业的历史文化特色已难以寻觅。同时在生态资源利用方面，西北两侧的滨水生态资源未成为场地复兴的触媒点；在交通规划方面，苏纶厂位于苏州南部进出古城最重要的位置，但人民路巨大的交通流量使地块更新引发的交通问题难以解决。

3 苏纶厂保护与更新的共生策略

通过对基于问题导向的苏纶厂改造现状研究，认为场地面临开发模式过度追求利益、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更新矛盾复杂突出、生态潜力挖掘不足以及交通设施衔接困难等问题。研究立足现实问题，结合“共生”理论，通过一系列保护和更新策略，重构场地内外多要素之间的存在关系进而达到理想的共生状态，形成共生视角下工业遗产保护的新思路。

3.1 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度，实现多方利益共生

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开发商、城市居民等。政府统筹社会资本和居民参与遗产保护与更新，但现阶段我国的公众参与主要集中于前期的信息采集和后期的信息公示阶段，规划的具体实施和管控阶段的公众参与尚不明显[7]。开发商在取得地块开发权后，在遵循工业遗产保护规划的前提下，应积极听取遗产保护专家及居民的意见，识别场地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遗产，采取积极的保护与修缮措施，延续场所精神。寻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点，构建紧密的利益连接模式，让各主体积极参与更新建设，工业遗产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状态。

3.2 以工业文化为纽带，实现复合功能共生

3.2.1 重拾工业遗产文化价值

场地内工业遗产以旧有建筑为主，包括厂房、宿舍、仓库等具有特殊结构的建筑物，而且各个单体之间相对孤立，无法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因此，通过梳理现有建筑特点，分析该地块定位与周边发展的共生关系，筛选出适宜植入的功能，如厂房可改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强调文化与经济的共同发展；宿舍则可改造成文化主题民宿，满足游客的休憩需求；仓库可改造成以纺织为主题的展览馆，传承苏州的纺织文化。除建筑肌理重塑外，还需增加厂区内工业文化元素，烘托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以契合工业遗产原真性保护的特点。

3.2.2 完善厂区功能业态，构建“24h活力体系”

在重拾工业遗产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引入适当规模的商业娱乐设施、休闲餐饮街区，为市民提供丰富的休憩交往平台，让厂区成为拥有“24h活力体系”的综合发展地块。厂区南部不存在需保护的物质要素，故可开发一定规模的高档住宅，以保持该片区的全天候活力。总之，空间功能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可以提高场所空间的活力[8]，集多元包容、文化激活与开发弹性于一体的苏纶厂，未来将有足够的生命力应对人群的多重需求。

3.3 发展资源有机融合，实现“三生空间”共生

“三生空间”是对生产、生活、生态三类空间的统称。在微观层面主要应用于乡村空间的研究，相对应到工业遗产空间上，保护与植入的产业相当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则是场地与外部的连通空间及供游客、居民游览体验的内部空间，生态空间包括场地周边及内部的绿地及水域，三者存在重叠。三类空间的有机融合、共生发展是苏纶厂复兴的必要条件。

3.3.1 “生产空间”融入城市发展

场地中“生产空间”包括由保留的工业文化引申出的文化创意产业，加上引入的商业娱乐、休闲餐饮等服务产业。改造需注意上述产业的特色，包括业态主题、建筑形式的独特性等，避免与南门地区商圈同质化，同时吸纳古城疏解出的部分城市功能，使基地原有具有工业文化特征的建筑群与现代各种形式建筑之间形成一定的空间张力。

3.3.2 “生活空间”加强内外衔接

生活空间可简单解释为场地使用者的活动空间。与产业和外部城市发展共生相似，厂区空间活力取决于场地内外的连通性，即人们到达厂区的便捷性：基于绿色出行理念，交通规划充分考虑公共交通与步行网络的有机衔接，如地铁站点串联地下1层步行空间，地面公交站点靠近各步行出入口等；机动车出入尽量减少对人民路的冲击，出入口设置在北面盘门路及南面端文路上，内部设置环路，将车流引至停车场，场地内仅满足部分货运车辆通过，以降低人车冲突，提升厂区整体活力。

3.3.3 “生态空间”构建水绿网络

基地北侧的护城河是孕育苏州近代工业发展的母亲河，近年来，环护城河两侧景观绿带的建设为古城区域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但盘门路大量的车流将其与苏纶厂割裂开来。为使城市级的水绿生态资源向厂区渗透，应先修复各生态空间，如拓宽西侧西塘河的滨水绿化空间；垂直方向利用保留建筑的2层空间，打造立体绿化；串联场地内的绿色生态空间，利用步行观景桥向护城河延伸，避免交通对生态空间的割裂，使场地内外的生态空间达到共生状态。

4 结语

工业遗产是城市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城市发展的重要记忆与历史文脉，对其更新与再利用不能仅立足于经济效益，同时还应考虑多方面的社会文化要素。不仅要从工业遗产本体入手，更需立足于城市发展背景。本文引入“共生”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提出苏纶厂的保护与更新策略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