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浩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235）

一、问题提出与个案选择

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基层文化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重要落脚点。在此过程中，学界普遍将政府这一参与主体作为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将政府的制度性要素看作是社会文化治理中的逻辑起点和改革重点。然而，作为另一参与主体的社会组织因其拥有多种社会资源和扎根基层的行为策略，在与基层文化治理其他主体的互动博弈中，更能实现政府的理念诉求、基层组织的行政要求和居民的文化需求，并促进政府在制度设计和管理实践上将自身内嵌于基层文化治理的运作逻辑之中。简单来说，基层文化治理的内驱力不仅来自于“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反馈通路。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现存的社会组织要么是针对一些特别人群，要么是缺乏独立性的政府外围组织[1]。社会组织功能类型单一、行政资源依赖的现实图景与多元文化、社会开放的宏观环境相悖，限制了社会文化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陈波、张洁娴也认为中国在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仍存在着参与主体缺位、资源分配机制固化、支撑理论体系匮乏、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2]。在此背景下，政府必然面临着由“垂直管理”到“多元共治”的转变，社会组织也必然由单一类型向多元行为取向的组织发展，而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青年社会组织，便成为了“多元共治”转变下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青年社会组织是受先进文化影响的一股新生力量，从自然科学的探索到社会革命的实践，无不有着青年组织的身影。青年人所拥有的新思维、新技术，能够为社会建设提供有效支持。若想将这一群体力量运用在社区文化治理中，使之为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赋能，就要厘清青年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文化治理的内在缘由和行为主旨，认真审视青年社会组织在基层文化治理中与其他参与主体的多元互动，深入了解青年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中的组织机理和实践路径。为此，本文力图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构建这一角度出发，来解答下列问题：一是在基层文化治理中，激发青年参与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原因为何？二是在特有的社会背景下，青年社会组织采取何种方式得以参与其中，并与社区文化场域中其他参与主体互动？三是何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合理形态和理想方式？

“大鱼营造”是由五位80后青年发起的一个社会文化组织，其希望联结多方力量，共建美好的社区环境、营造公益的社区关系。“大鱼营造”作为上海较早成立的面向公共空间设计和社区文化服务的青年社会组织，依托上海丰富的社会资源，快速成长为社区文化空间营造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力量之一。“大鱼营造”拥有成熟的组织架构和成功的社区营造案例，针对“大鱼营造”的研究对于解答以上问题较具典型性，也可探寻青年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

二、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公共文化空间的社区化转向

公共文化空间是由公共文化设施、场所和文化活动在内组成的行为场域，是城市或农村居民公共文化生活的载体，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土壤。马树华认为公共文化空间还应是一种弥漫在城市中的文化环境，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政策法规、服务方式和部分组织运行机制[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其落脚点应在基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上。一方面，政府为避免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平衡问题，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多次指出要以标准化促进均等化的要求，推进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覆盖、保基本、兜底线。另一方面，“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型要求其将部分权力下放至基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基层社区是个人利益的私人领域和社会利益的公共空间的集合体，是居民获得基本文化需求保障的主要场所。居民对于基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使用效率是评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准。公共文化空间的社区化转向既符合国家基层文化治理的目标，也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主要问题

1.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主体的双重失灵

新公共管理理论按照提供者责任将公共文化服务划分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政府最主要职责是要满足社区居民基本公共文化需求，构建基本的公共文化空间，例如社区图书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然而随着政府主导建设模式的形成，出现了高投入低效率的情形，基层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成为了政府在基层展示“政绩”的空间。据《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年鉴（2018）》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街道文化活动中心（站）投资金额虽有所增加，但街道文化活动中心（站）数量与参与人数却持续减少。政府虽希望实现由“外在增量”向“内在增质”的转变，但现有的街道文化活动中心（站）的边际效益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另外，基层政府举办的文化活动过于单一，从构成占比来看，社区展览、培训班、组织文艺表演、开设老年大学等成为基层政府最为偏好的文化活动形式。在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层面，传统行政管理体系导致供给侧的政府供给能力不足，无法将过多资源注入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构建中。现代文化空间与文化组织活动的同质化与文化需求供给不平衡成为摆在政府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从市场角度来看，居民本身的消费观念使其对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空间的付费意愿并不强，因此导致大量文化市场供给方的退出和转移，这时则会产生市场失灵的状况。此外，作为“第三空间”的公共文化领域尚未发育完全，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构建并不会产生很多的经济收益，因此对于文化企业也并无吸引力，而政府即使希望借助政策干预，在消费侧也无着手之处。

2.居民间情感的链接断裂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传统中国基层社会存在着两大特征，一是费孝通所讲的“乡土性”，对应的基层组织形式即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差序格局”。然而随着城市的不断更新，以经济属性为基础的商品社区逐渐取代了情感维系下的熟人网络。中国家庭或家族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也在向“社区”现代化社会关系转变的过程中逐渐解体。因此造成了基层治理中的“原子化”危机。社区中的居民越发逃离与自己关系尚不亲密的公共空间，继而沉浸在自己的私人领域。二是市镇性，即原有的居民活动区域均不超过生活聚集地附近即可满足自身的生活文化需要。而新的城市空间构建模式导致社区布局的改变，现在私人—公共—市场的用地与之前相比，清晰的区域边界变得模糊，原有的生活聚集地也早已改变传统的属性[4]，不仅使人际交往活动转移至私人空间或虚拟空间之中，而且公共文化空间也被挤压到城市社区的边缘化角落。

公共文化空间是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5]。然而随着多元文化的渗透和社会的不断开放，社区居民受到多元碎片化的文化思潮影响，难以形成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并因公共文化空间不断被侵蚀，减少了居民文化情感交流的场所，进而会逐渐改变社区居民间稳定的交往结构方式。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意愿不强、社区文化中心设施“束之高阁”、广场舞扰民事件的频发，在不同程度上都显示着社区居民情感联结的间隙被不断放大，社区居民的多元文化诉求亟需被满足。

三、青年社会组织：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新生力量

（一）社区青年社会组织的内在含义与突出特点

青年社会组织是以青年为主体，基于成员共同意愿，自发组成、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其组成原因多为兴趣喜好和党政群引导，并不断成长为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力量。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基层治理中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6]。青年社会组织的出现充分体现了青年的活力性、社会性、发展性以及我国社会组织从小到大、由少及多的发展过程。青年社会组织及其发起的城市行动、公益事业已逐渐形成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力量[7]。根据职能定位的不同，对于青年社会组织的分类也有所不同。皇娟将青年社会组织分为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以及以青年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青年组织。李修志将其划分为社区服务型、职业生涯规划型、休闲娱乐型、交友沟通型以及社会公益事业型等五种类型[8]。谢素军则按照上海的实际情况，引入“同心多层”的概念，将社会青年组织分为三层级，第一层级是为传统青年联合会、学术联合会和少先队员等由共青团直接领导的组织，第二层则是由各级学校社团、各镇街的青年中心等政府重点培养孵化的组织，第三层则是其他民间组织、网络组织为代表独立性较强的组织[9]。这一分类的本质是按照青年社会组织与党政团之间的关系进行划分，也是国内目前较为普遍的划分方式。而参与社区建设的社会组织有所不同，它既要做好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辅助性工作，又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保证组织的运行效率。因此可将这一类社区青年社会组织定义为以社区建设为目标，由青年发起并参与，实现自我运作和自我发展，拥有独立章程、组织结构和一定专业能力的非政府组织。

青年社会组织与社区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先进性，即拥有先进的组织方式和差异化的行为策略。当代青年接受过较高程度的文化教育，拥有多元的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组织的文化先进程度，将会直接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治理能否更好满足居民的现实文化需求，进而影响着基层治理的深度与广度。廉思认为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推进，青年依照专业爱好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将会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10]。当多个“原子化”的青年将共同的专业兴趣和理想进行组织化架构时，就具备了想象空间和建构空间的能力，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青年社会组织会将主流文化融入到基层文化建设中。二是开放包容性，即青年社会组织可容纳不同身份背景的社区青年参与其中。青年社会组织在创立之初，就无时无刻不与外界信息进行紧密交流。青年人更易接受多元文化取向，对内可以与组织成员平等交流，博采众长以激发成员们思考社区文化建设的多样化方式，对外引导使更多社区青年从“旁观者”“搭便车者”转变为社区文化治理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社区青年组织的骨干动员下，一些青年投身于基层文化建设中来，通过文化实践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缩小因文化差异造成的社区隔阂；同时，也能促使新时代青年对国家和社会形成文化认同，更好地促进基层社会向着“善治”的方向发展。

（二）社区青年社会组织的主体结构与行为选择

青年社会组织活动于基层文化治理领域，其目的不以等价交换为原则，而将其作为自身文化表达的实践场域。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文化治理具有丰富的活动形式和组织类型。一般来说，主要有社区规划、社区更新、社区营造和街区创生等方式，专业细分的基层文化空间建设不仅要求社会资源支撑与满足基层居民真实的文化需求，也要求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拥有多元身份的“斜杠青年”成为社区青年组织的构成主体。“斜杠青年”是一群富有创新激情的群体，为获得更广域的社会认同与自我潜能的充分激发，“斜杠青年”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以此来实现自我认同与生活方式的选择。在运作方式上，社区青年组织往往实行扁平化组织模式和项目化运作方式。拥有共同兴趣爱好所组成的青年社会组织并不愿受制于科层化的管理体制，而是更加崇尚平等协作的组织化运作方式。在基层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域具有异质的文化禀性，无法用标准化的方式进行复制，所以青年社会组织通常以项目为导向，以社区文化背景为基础，将单个基层文化建设项目作为组织日常运作的子课题。

（三）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作用

1.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可持续性

青年社会组织在构建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时，不仅可以挖掘社区实体空间的潜力，还可以通过塑造起虚拟网络空间，为实体空间赋能。现代青年深谙互联网传播技术，在社区组织动员上呈现速度快、效率高、成本低等特征，网络状、流动性的线上社群与可以线下交流的实体空间的联结，打破了社区文化参与的时空限制，在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中起到了稳定持久的作用。另外，青年社会组织将跨界思维与产品思维运用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从居民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问题出发，提供多种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举办各种兴趣交流会、街区集市等活动丰富公共文化空间的内在价值，重新激发公共空间的生命力，实现文化空间生产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

2.社会文化资本活化与培育

基层社会是社会多元文化资本的集合，青年社会组织的文化活动不只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资本组织形式参与其中，而且，也是将青年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资本的目标进行培育。社会文化资本的有效性利用在于社会文化资本的多样化存在。青年社会组织因受到了更多先进文化的影响，并且组织成员往往是当地社区居民，更能利用各种现代化技术挖掘社区的传统文化记忆，通过空间重构和组织活动等方式将传统文化记忆置于现代化语境之中，实现传统文化活化与多元文化融合。而对于青年人的文化影响不仅仅囿于家庭背景，更受限于社会环境，社区多元文化资源的活化势必会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进而对一直生活在社区中的青年群体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这也是在社区培育潜在文化资本的过程。

3.社区居民自觉参与意识的激发

社区青年社会组织追寻自我和释放个性的文化表达过程影响着社区居民从被动接受到自我参与构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意识的改变，并通过社区文化实践的方式不断培养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和社区文化认同感，影响着社区居民自觉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并促使社区居民借助政府与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文化空间和社会文化资源，不断在文化实践中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实践路径——以“大鱼营造”为例

（一）社区青年骨干动员与合法性身份获得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以社区骨干为主导实现系统的组织化运作，而社区骨干在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和社区身份上往往要高于其他一般居民。在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中，一般需要涉及到多个领域共同协作，例如建筑学、社会学、设计学等各个专业门类。多元化思维会让公共文化空间的设计逐渐摆脱过去固有的、单一的文化空间设计理念。“大鱼营造”的五位发起人皆是不同领域的佼佼者。创始主理人金静是日本首都大学社区营造专业的博士，主理合伙人何嘉是建筑学与城市设计学的双硕士，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金静认为青年人愿意将其工作之外的时间精力放在社区文化空间营造上的原因在于有共同的专业爱好，并且有创造优美生活环境的愿望。在这一群有着专业背景的青年们的号召下，社区其他青年也陆续加入其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在社会中发展，离不开组织生活[11]。青年人往往愿意选择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参与美好生活的构建。

在社区参与式文化建设过程中，具有公共文化空间建造能力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能力的社会组织和具有合法性权力赋予能力的政府机构不谋而合，一方面基层政府迫切需要社会力量提供专业性支持给予居民适宜的公共文化空间，另一方面，这些组织需要采取多样化策略以适应社区的现实环境和获得基层管理机构的支持。基层组织往往拥有资金、场所等实体资源和居民联系网络等虚拟资源。但碍于基层组织的能力有限，所以只能寄希望于熟知社区情况并且有组织建构能力的社会组织来实现对社区基层的治理。“大鱼营造”所在的新华街道居民群体较为复杂，在新华街道居住的有原住民老人、新上海人，也有很多外国人和租客。不同种族、户口类别、阶层的居民在新华街道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喜好。空间结构复杂与文化需求之多让街道办事处传统的管理思维和建设方法失效，这时“大鱼营造”的出现恰好满足了新华街道办事处的需要。从社会资源利用角度来看，由于青年人在社区内部既没有与居民间建立紧密的关系网，也没有像“退休老同志”“社区大妈”那样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可以利用，只有依靠自身的能力求得社区认可。“大鱼营造”成立早期没有充足的社会资源可以利用，街道办事处也对刚成立的“大鱼营造”的能力存在疑虑。幸运的是上海每年都会举办城事设计节，其目的在于打造更新品牌事件。“大鱼营造”借助这一契机，拉动企业赞助资金300万元，政府叠加90万元左右。之后新华街道办事处开始逐渐关注到这个社区营造的专业组织并将社区文化空间改造项目交给了“大鱼营造”。于是“大鱼营造”以新华街道为基点，参与到当地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当组织获得某一单位对其成立和运营的符号支持、话语支持抑或是程序支持，就意味着组织活动获得了这个单位给予的行政合法性，组织就能够在单位内部和单位的有效影响范围构成的社会空间里组织活动[12]。在新闻报道和宣传资料中，“大鱼营造”始终将自己定义为政、企、民沟通的桥梁，社区可持续生态的助力者。每次“大鱼营造”组织的社区活动，都会邀请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来参加，以彰显其组织合法性身份。之后新华街道办事处帮助“大鱼营造”在民政局等部门取得了正式身份。在获得多重合法性认可之后，其行为活动又得到了更多的政府支持。

（二）开放协作的组织框架与社区自组织网络建立

青年社会组织通过引入专业力量建立起更具激励性的开放协作组织框架（见图1），并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协作共建，形成社区自组织网络。“大鱼营造”没有建立标准的组织层级，而是根据不同的公共文化空间构建项目形成多元开放的合作小组。比如2019年在新华街道的邀请下，“大鱼营造”开始对社区闲置的空间进行改造，按照社区闲置空间的实际情况将不同项目命名为“友好邻里花园”“人情味传达室”“交互邻里空间”等，并引入外部设计师团队22人，同时链接了文化团队、媒体团队、大数据团队等作为共建方跨界协作。在专业力量参与下，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质量与效率；另一方面借助社会媒体的力量以联合策划事件的形式不断曝光，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加入其中，形成一种“政府支持、民间发起、多方共建”的新机制。

图1 “大鱼营造”开放协作的组织框架

开放性协作组织框架还体现了对于社区居民诉求的考量。在“番禺路小招牌计划”中，“大鱼营造”邀请了番禺路的社区居民代表，首先请居民表达对于番禺路的感受以及未来的想法，并让居民以“贴情感标签”的形式对社区不同空间进行分类，之后在实施过程中会时常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如此一来，真正做到了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以社区居民的实际文化需求为起点，也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文化需求为终点。

同时，“大鱼营造”重视在项目中持续孵化内生力量，形成多元的居民自组织形态。哈耶克将自组织看成是来源于系统内部力量协同而创造的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13]。自组织形式不是放任不管或机械干预，而是通过充分激活组织内部的各种组织要素，实现组织内部资源的高效利用。“大鱼营造”主理合伙人何嘉提到：“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大鱼营造’整合资源的能力开展服务，通过社区微中心、社区新文化中心等场所举办邻里课堂等活动，传授给居民一些专业知识，孵化出居民自组织，这时的‘大鱼营造’只作为机制的设计者和资源的组织者。”社区文化自组织的深层次含义即为居民赋权。“赋权是一种参与的过程，是将解决的责任和资源控制权授予或转移到那些即将受益的人的手中”[14]。对居民自组织赋权可以缓解社区文化空间参与构建者不足的问题，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社区存在的可利用空间，并通过居民协作促进社区营造能力的提升。

（三）物理空间与网络社群的双重营造

在经济发展和技术的变迁中，传统城市公共空间结构被不断消解，基于虚拟网络形成的线上场所被不断建构。城市更新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有效性既要保证物理空间的合理分布和充分利用，也要保证有网络社群等线上链接的虚拟空间的存在。对于成熟的社区而言，往往都存在着公共空间资源不足的问题，“大鱼营造”在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中，将一些闲置的储藏间、半地下库房、地下人防等尚未被开发的空间以资源置换的方式获取开发权。比如将地下人防空间进行改造，将其变为供年轻人读书讨论的地方；定期邀请美术老师、舞蹈老师来共享空间上课；在半地下库房放置一些孩童玩具和幼龄图书，提供一个场地让社区儿童一起玩耍。闲置浪费的空间也成为了社区中珍贵的文化资产。不仅如此，“大鱼营造”也开始将政府建设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加以改造。比如为老年人提供的活动中心，“大鱼营造”在活动中心内部重新装饰，并放上一些棋盘、报纸、蔬菜花草等物件，让社区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选择，并在墙壁等显著位置印有“爷爷奶奶们，一起坐下来晒晒太阳聊聊天”等标语，让原有的空间在软服务与硬设施上都有了很大提升。以软硬设施的双重聚合产生的共享性文化空间，不仅能够提升居民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的活动舒适度，更能让居民在自我梦想的实现过程中创造更多的文化价值。

网络社群的“社区化”生产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营造出独具特色的本地文化和居民平等交往的景象。“大鱼营造”在社区文化空间规划与建设之外，面向新华街道的居民，也开展了一系列属地社区链接工作。“大鱼营造”拥有一个800人的社区青年社群，里面都是三十岁左右的社区青年。“大鱼营造”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在社区商家放置了我们的二维码，并且我们也经常与商家搞活动，群里每天都有好多人交流发言。”“大鱼营造”主导的新华路街区青年社群逐渐成为多个功能为一体的信息交往、思想交流的虚拟文化空间。

（四）以具有仪式感的活动丰富文化空间内涵

公共文化空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社区，人们聚集到这一特殊的文化社区内举办具有仪式感的社区文化活动，至此文化空间的生产也就具有了空间的文化生产内涵。“大鱼营造”作为以社区文化营造为主旨的青年社会组织，借助文化活动形式丰富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内涵。究其原因，一方面单纯的社区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不能形成居民交往的情感共同体。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也会让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无法拥有继续运营下去的持久性动力。“大鱼营造”连续三年举办了“美好生活节”活动，将“社区集市”的概念引入其中，邀请了社区商家、居民和媒体记者来参加，同时“大鱼营造”也设计了很多有关社区的文创产品供居民选择。随着城市形态的不断变迁，传统文化仪式正在逐步消亡，而此时在社区空间营造理想的仪式氛围，对社区记忆寻回以及建立新生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大鱼营造”还邀请流行音乐人、沉浸式演员来社区表演。比如在社区广场上举办油菜花广场音乐会，邀请喜欢唱歌跳舞的居民与音乐人一起在舞台上互动。多元文化形式充分发挥了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作用，也让居民在活动形式中体会到社区文化空间存在的意义。

“仪式发挥文化功能生成仪式感的过程”[15]与空间发挥建构功能生成具体场域的过程，是一种双向的、可持续性的结构化系统。一方面，社区文化仪式感的形成要借助于具体的空间场域，体现了社区文化的本地性特征；另一方面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内涵也需要通过文化仪式活动进行丰富，用仪式感活动作为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与社区居民参与的联结手段。

五、总结与讨论

“大鱼营造”参与建设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实质是青年居民组织形成的一种社区自治形式。目前“大鱼营造”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政府能力不足、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丰富了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内涵形式，居民社区文化认同为目的的社区参与式治理路径逐渐明晰，社区内居民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大鱼营造”的实践行为采用了较为典型的现代化社区文化治理策略，为其他社区激发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经验。首先，根据社区现有空间与文化资源选择组织策略和运行方式。“大鱼营造”所在的新华路街道居住着很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思想活跃、甘于奉献，这对于社区自治来讲，是极为宝贵的人才资源。并且社区内部闲置的公共空间也较为普遍，通过潜在空间挖掘和现有空间微改造，形成多元丰富的公共文化空间。其次，要善于借助专业人士与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进行事件营造和资源整合。充分利用比赛等方式吸引各方注意力，借助媒体曝光，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再次，年轻人崇尚去科层化的自我组织架构与培育社区内其他自组织形式不仅提高了项目运作效率，而且还鼓励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共建。最后，通过对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双重营造的方式，加之多元化的仪式感活动，从内而外、从浅到深地塑造了一个由社会认同感、归属感促发社区交往与参与的场所。

然而这类社会组织在运作情况中也存在着一些潜在问题：一是组织可复制性较为困难，各社区的实际情况不同，社区居民参与的具体可学习操作性会大打折扣；二是政府行政管理与参与机制的不完善也会让这类组织面临执行力不足的困境；三是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现有的资金来源多为政府，社会组织始终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资金问题往往会让更多的社会组织“临渊羡鱼”。

针对以上问题，应着力从组织孵化、资源链接、政府完善三方面进行改进。在组织孵化层面，应该重视专业人才的交流与培养，如上海每年举办的城市文化节，以设计实践、学术主题论坛和深度社区营造三者结合的形式进行学术实践交流，为有意参加社区公共空间建造的年轻人提供了学习发声的平台。在政府层面，加强基层治理体制化建设，构建利于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通过党团组织领导、多部门行政协作以及基层组织保障，建立健全青年社会组织可参与社区共建的现代化治理路径。在资源链接层面，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渠道优势，加强对相关青年群体和青年社会组织的宣传力度，宣扬社区治理创新先进青年和典型事迹，为青年社区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治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