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浩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235）

一、问题提出与个案选择

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基层文化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重要落脚点。在此过程中，学界普遍将政府这一参与主体作为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将政府的制度性要素看作是社会文化治理中的逻辑起点和改革重点。然而，作为另一参与主体的社会组织因其拥有多种社会资源和扎根基层的行为策略，在与基层文化治理其他主体的互动博弈中，更能实现政府的理念诉求、基层组织的行政要求和居民的文化需求，并促进政府在制度设计和管理实践上将自身内嵌于基层文化治理的运作逻辑之中。简单来说，基层文化治理的内驱力不仅来自于“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反馈通路。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现存的社会组织要么是针对一些特别人群，要么是缺乏独立性的政府外围组织[1]。社会组织功能类型单一、行政资源依赖的现实图景与多元文化、社会开放的宏观环境相悖，限制了社会文化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陈波、张洁娴也认为中国在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仍存在着参与主体缺位、资源分配机制固化、支撑理论体系匮乏、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2]。在此背景下，政府必然面临着由“垂直管理”到“多元共治”的转变，社会组织也必然由单一类型向多元行为取向的组织发展，而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青年社会组织，便成为了“多元共治”转变下的探索者和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