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萌萌 袁宣萍

摘要： “五子夺魁”是清代织绣流行的人物装饰纹样，表现形式为五个童子争夺盔帽、魁星像的画面，意在祈求子嗣兴旺、科举夺魁入仕，是传统社会对多子多福、功名利禄的心愿表达。文章通过对实物及古籍资料的梳理，发现五子夺魁纹样的起源与科举文化有关，是五子图式与魁星信仰结合演化的产物，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思想。尝试解析五子夺魁纹的源起与衍变，并以清代织绣品为载体，结合其他工艺装饰，剖析五子夺魁纹样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

关键词： 清代;织绣;装饰纹样;五子夺魁;文化内涵

Abstract： "Five-boy contest for a skull cap" is a figure decorative pattern of needlework prevailing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attern is generally showing five boys competing for a skull cap or a Kuixing sculpture， implying praying for flourishing population and success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 It conveys the wish for more songs and high official positions and riches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of China. Review of real patterns and ancient book materials shows that the origin of the pattern is related to the cultur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is a produc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five-boy patterns and the belief in Kuixing， and reflects the thought of "officialdom being the natural outlet for good scholars". Attempts were made to analyze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pattern， and explore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pattern by studying needlework in the Qing dynasty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craft decoration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needlework; decorative patterns; five-boy contest for a skull cap; cultural connotation

清代織绣纹样中，“五子夺魁”是十分流行的人物图案装饰，表现形式常作五个童子争夺盔帽、魁星的画面，“盔”同“魁”谐音，意在表达祈求科举及第、夺魁入仕，传递了民间读书士子金榜题名的美好愿望。

织物中的童子纹样最早出现在辽宋时期[1]，绘饰石榴和婴孩的组合图案，具有“榴开百子”的美意。明清时期，“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风气推到顶峰，织绣纹样涌现出大批反映民俗生活与现实诉求的图案装饰，童子纹样因此加入许多求官、求财、祝寿等吉祥内涵，尤其是代表“财禄”文化的“五子夺魁”纹样，体现了平民阶层对官位、功名的追逐。随着科举文化的兴盛，该图案逐渐成为时新的织物装饰，影响了同时期的工艺装饰。

目前对五子夺魁纹的研究成果中，主要侧重在年画领域，或是对五子图式进行相对简单的分析，如郑才旺的《宋代婴戏母题下的百子图与五男二女图研究》[2]、蒋鑫的《五子图范式研究》[3]等，却较少地以织绣为切入点，探索五子夺魁纹的起源发展、文化内涵。本文对清代五子夺魁纹样的起源、历史演变、造型特征与文化内涵等进行考析与解读，结合相关织绣实物及历史文献，与当时的工艺装饰进行比较，深入解读五子夺魁纹在清代织绣中体现的应用价值与民俗文化。

1 “五子”题材的诞生

“五子”中的“五”，在中国古代的吉祥语境中代表天地之数，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五”为五行，是阴阳在天地的结合，居中宫之位[4]。《周易·易辞上》：“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5]指出“五”是支配天地的数字。由于“五”是调和阴阳、天地之数，又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中庸”理念不谋而合，因此被古人视为吉祥数字，并借用事物名互相组成寓意吉祥的谐音词，如“五福三多”“五福捧寿”“五谷丰登”“五子登科”等。

有关“五子”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周武王的五男二女典故，意在赞颂子嗣众多。宋代因此将五子视为多子的象征，与人丁兴旺的期盼联系在一起。朱鉴撰《诗传遗说》写道：“今人言五男二女，亦有所本，诗疏所谓武王有五男二女，盖出于此。”[6]唐宋时期，五子图式逐渐定型，图案构成以五个男童和两个女童的造型，作五男二女图案的钱币装饰（图1），系带为配饰祈愿子女长生保命，或用作庆贺女子新婚仪典的撒帐币，是古代宗族观念与儒家文化的物质反映，明代董逌于《钱谱》中写道：“李唐铸撒帐钱，其文有曰长命富贵、金玉满堂，又有忠孝传家、五男二女、天下太平、封侯拜相之类。”[7]

“五”表示数量之多，与多子多福的渴盼紧密联系。封建社会中，生殖崇拜始终占据传统信仰的主流地位，出于祈子、传宗接代的需要，人类社会衍生出诸多相关的求子习俗，贯穿于婚俗、怀孕、生子、养育的整个过程。宋代民间婚娶、育子礼俗中，常绘印五男二女花样的物件以示祝福，目的在于期望家

族诞下男婴，继承并延绵宗族血脉。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与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当时民间新婚日、孕妇入月时流行的赠礼中，五男二女图案的花扇、帖罗、妆具、纸笺等就包括其中：“杭城人家育子，如孕妇入月，期将届，外舅姑家以银盆或彩盆，盛粟秆一束，上以锦或纸盖之，上簇花朵、通草、贴套、五男二女意思……名‘催生礼。”[8]

综上所述，五子题材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拥有深厚的社会内涵，出于对生命的希冀，人们借助“五”的谐音，将“五子”融入人物图案装饰，寓意子嗣延绵、儿孙满堂，应用在婚俗、育子场合的物件上，以期家族昌盛，为清代五子夺魁纹样的发展与运用奠定基础。

2 科举与魁星信仰

“魁”原意魁星，指示大海、泰山以東北地区，也是北斗星中第一星。《汉书·天文志》云：“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9]由于居北斗之首，“魁”也指代第一、为首。先秦时期的吕不韦所撰《吕氏春秋》将“魁”定义为出众之人，“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尝有也”[10]。“魁”也延伸出众人之首的意义。

自隋唐开创科举制度开始，借由仕途为官是中国古代士子的至高目标，知识分子依附封建皇权实现官本位的人生理想，演化出与祈求文运相关的魁星信仰。“魁”与“奎”谐音，后人将“奎宿”崇拜与“魁星”相混用，顾炎武《日知录》记述：“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于何年。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奎”原是古代星宿之一，因造型酷似文字之画，因此后人加以联想，认为“奎星”与文运有关。汉代纬书中将其奉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两宋时期，“魁”与科举相连，民间将状元之类的及第科考士子比做“魁星”[11]。文人在宋词中多借魁星以喻平步青云、叱咤官场的壮志，北宋张元千《芦川词·感皇恩寿》云：“绿发照魁星，平康争看。锦绣肝肠五千卷。出逢熙运，早侍玉皇香案。”[12]南宋洪适《临江仙·会黄魁》：“北斗南斗云送喜，人间快睹魁星。”[13]据地方志记载，宋代部分地区如福建、江西、广东等地会于书院、学府等附近建造不少魁星楼供士子祭拜、求取功名，足见魁星信仰十分兴盛，已然成为被人普遍接受的观念。由于士人崇拜魁星，发展出与之相关的民俗娱乐活动，即“跳魁星”的舞蹈。宋代市井百姓流行舞队，每逢节庆和庙会都会举办盛大表演节目。宋代苏汉臣所做《春日婴戏图》（图2）中，左上角的儿童戴魁星面具，右手持笔，左手持金元，左腿微曲作舞蹈状，一派生动之举。

明清以降，科举沿袭唐宋之制，并加以改革，设五经取士，中举前五名者被称为“五魁”。《明史·选举二》写道：“科目者，沿唐、宋之书，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14]每经中的第一名即为“经魁”，五经之首则为“五魁”。据清代于敏中在《日下旧闻考》的记载，五代时窦禹钧入仕后周的谏议大夫，其五子皆科举中第为魁首，后均在朝廷担任要职[15]。冯道还曾作诗赞扬窦禹钧教子有方，童蒙教材《三字经》也以此入诗来教导儿童，广为流传。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传统儒家思想中“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深入人心，“学习的目标在于为官从政”已然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观念。清代社会把“五子”题材与科举中“五魁”联系在一起，有希冀子孙仕途光明、家族兴旺的含义。民间艺术借“五子夺魁”的谐音，巧立名目，将其形象化为五子争夺一盔帽或魁星的造型，并大量应用至年画（图3）、瓷器、刺绣、雕刻、金银器（图4）等工艺装饰中。

3 五子夺魁纹在清代织绣中的表现

清代织绣艺术沿袭前朝的基础，同时又有新的发展，织绣纹样在内容和形式上讲究规范化和程式化，并且根据使用者的身份、职业而各有不同。清代卫杰编撰的《蚕桑萃编》记录了当时盛行的织绣花样，各式花样皆有预先设计好的花本：“……挑者，先将花样挑成，织者，即将花样织就，两下如出一手，是为神乎技矣，因拟花样新式记。”花纹条目中，“五子夺魁”纹样被正式收录在“一时新花样式”中[16]。作为清代纺织品盛行一时的织绣图案，由于五子夺魁纹有“加官进禄”“子嗣兴旺”的寓意，是祈子心愿和入仕思想结合的产物，因此也被民间绣稿拟为固定的花样（图5），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吉祥纹样加以应用。

3.1 祈子佑子的传统心愿

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中，生殖崇拜一直是永恒的话题，绵续子嗣、繁衍种族是生殖崇拜的基础，尤其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环境下，传宗接代更是理所应当，装饰纹样借物隐喻地传达世俗情感，比如借儿童形象表达对子嗣兴旺、护子佑子的精神寄托。

祈子佑子的习俗自古有之，清代的生育风俗重“育”和重“教”，成人会在男婴“周岁试儿”的抓周礼中安放笔墨、印匣、书本等指代读书文士的物件，让小儿任意抓取。清代小说《歧路灯》中庆祝谭绍闻儿子诞生时，便有亲朋送礼赠送象征进士的红色补服、进士唐巾、五子夺魁银娃娃五件等物，以保佑幼子勤勉明礼。

民间儿童服饰常绣制有“五子夺魁”的纹样，用以驱邪避害，保佑、祈求子孙未来仕途顺利，主要分布在衣裙、家具饰件、配饰等日用品。清代西湖散人撰《红楼梦影》记载有五子夺魁刺绣的围嘴儿，是围在儿童胸前的小布，具有保护衣物清洁的作用：“彩云道：‘我们那边两个细针线上的，一个害眼，一个告假嫁女儿去了。都是我们娘儿三个做的，那一个五子夺魁的围嘴儿，就是我扎的。”[17]类似物件还有肚兜，肚兜又称“兜肚”，是古代儿童的贴身小衣，用细带挂胸前用于遮护胸腹。实物见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的天蓝缎地平针绣五子夺魁肚兜（图6），肚兜正面绣童子五人，身穿热烈喜庆的红衣，画面整体呈团状构图，分上下两层，周围加绣蝙蝠纹、鹿纹、灵芝纹、牡丹和菊花，寓意福禄寿。

清代民间女子以刺绣入线，将五子夺魁纹作为小儿衣物的装饰外，也会应用在自己贴身穿戴的挽袖上。挽袖是明清以降民间女子服饰流行的装饰，拼接在外衣袖端，以锦绣镶缀，具有掩而藏之的作用。由于出自闺房女子之手，大多以刺绣、缂丝等复杂的手法表现，用多色丝线精密地绣、织童子的生动眉眼与衣纹层次，设色清丽淡雅，传递着女子的柔美之感，表达闺阁女子对多子多福、家族兴旺的情感诉求。如私人收藏的蓝地五子夺魁挽袖（图7），五位童子对称布局，从下至上依次缂织假山、牡丹、寿桃、栏杆等。另外一件白地百子图挽袖（图8）结合平针绣与盘金绣工艺，以金线绣制童子头顶、手上的官帽，突出表现了望子成龙、夺取功名的美意。

五子夺魁纹在清代婚俗的装饰用品中尤为常见，设色浓烈，画面喜庆热闹，目的在于祈求女子诞育子嗣、男子科场顺利，是祈子与入仕愿望的结合[18]。如清代京绣婴戏纹镜帘（图9），大红缎地，采用多种绣法绣五位嬉戏童子，周围饰以山石、花卉、桥梁。英国私人收藏的红地缂丝百子图帐料（图10）局部画中，百子坐落于山石草木、凉亭水榭之间，周围安排吉祥纹样，“百”是“多子”的象征，表示子孙满堂、香火延绵的恭贺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五子夺魁纹多以男童形象出现，取“五男二女”中的五男形象，反映了清代“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男丁象征家族未来昌盛的希望，不仅享有继承财产的权利，还能接受教育从政为官、传宗接代。因此，“五子”造型不仅是祈求多子的心愿表达，也是父权思想的隐喻象征。

3.2 入仕为官的功利诉求

在封建社会的帝制时代，官僚活动围绕皇权展开，行政权力辐射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至关重要的领域，科举无疑是中下层民众通往官场、实现阶层跨越的必经之路。然而大部分百姓仍身处社会底层，出于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奢望与仰慕，市民装饰艺术大量涌现象征财富、功名的吉祥图式[19]，“五子夺魁”正是此类升官之愿的图像表达。

为了传递加官晋爵的心愿，五子夺魁纹中的童子或手持魁星像、或折枝桂花。此类表达入仕思想的图案常作身穿官服、头戴官帽的儿童，表示文运亨通、折桂科场的渴望。如四川博物馆藏蜀绣白缎地人物故事纹帐檐（图11）部分，一身型稍大的儿童取清代武状元造型，身穿红衣铠甲、头戴官帽、手持金盔。

儿童手持的魁星像造型（图12），在明代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蒋一葵著《尧山堂外纪》载：“天顺癸未，昆山陆文量会试寓京邸，戏为《魁星图》，左手握笔一枝，右手沃镪一锭，取必定意。”[20]描写的是一手持笔，一手持银锭的魁星造型，笔与银锭谐音“必定”，借指考生必出笔成章、定夺魁首。为了讨金榜题名的彩头，人们将魁星视为保护学子的功名财禄之神，意谓“魁星点斗”。明代陆容于《菽园杂记》写道自己赴京开考前，曾在旅馆下榻内画魁星踢斗，以求中第：“天顺癸未会试，寓京邸。当戏为魁星图，题其上云：‘天门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笔锭入手贴于座壁，亡何失去。”[21]可见持笔握锭已经成为魁星像的固定图式，被仕人加以膜拜。民间艺术中已出现魁星的身影，如江苏苏州桃花坞年画所作的魁星点斗造型（图13），一脚翘起，一脚立于鳌头之上，又俗谓“独占鳌头”，借指及第的状元。唐代及第进士拜见皇帝时于宫殿台阶下迎榜，在正殿台阶石板上雕刻有升龙及巨鳌的图案，而状元就站在鳌头位置。《北江诗话》云：“今殿试胪传日，洪胪寺官立殿下唱第……迎殿试榜，抵陛，则状元稍前，进立中陛石上，石正中镌升龙及巨鳌。”[22]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的一件绿缎地平针绣独占鳌头团花绣片（图14），绣状元手持桂花，指代折桂之意，头戴乌纱官帽，双脚踏于龙头之上，龙身下安排鱼纹，表示对子孙学业有成，“鱼跃龙门，胜者为龙”的祝赞。

魁星象征文运，有保佑读书士子科举高中的吉祥寓意，而桂花则隐喻考生登科及第、荣升状元。中国古代因科举恰逢秋日桂花开放时节，常借“折桂”隐喻登科射策的功名之意，指高中进士。“折桂”一词源自《晋书·郤诜传》，是状元的别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23]唐代，其大量流传于寄赠、唱和的诗歌中，刘商《送李元规昆季赴举》云：“见诵甘泉赋，心期折桂归。”[24]3455表达对赴京赶考的友人高中及第的期盼。白居易《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24]4940也有吟咏折桂的诗句。作为织物装饰纹样，则多为儿童手持桂枝的形象，表达折桂意象（图15），也常出现于麒麟送子图案中，被沿用为固定的图式造型。麒麟送子原出自孔子“麟吐玉书”的典故，明代武官的补子着装中便有麒麟纹，是官阶等级的徽识。民间将麒麟视为吉祥的瑞兽，素有“天上麒麟儿，人间状元郎”之说，传达民众对生命延绵的希冀与仕途前程的憧憬。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红缎地平针绣麒麟送子团花绣片（图16），红色地绣满牡丹、如意云纹与海水等，以乘骑麒麟、头戴官帽的孩童为主体形象，左手执桂，右手举笙，“笙”又与“生”谐音，将“连生贵子”的祈子心愿与子嗣入仕高升的功利思想完好地结合一体。

4 结 语

五子夺魁作为人物装饰图案，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蕴含了人们对子嗣前途兴旺的世俗情怀。宋元时期，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士子借魁星祈祷高中及第，进而衍生出与“魁星崇拜”相关的民俗娱乐。民间把象征祈子的婴戏图与求官致富的文化心態糅合，寄情于物，借孩童形象抒发成人追逐利禄、传宗接代的寄托。明清时期，人们将“五子图”与“魁星”结合成小儿夺盔的图案装饰，成为织绣中流行的吉祥纹样，常出现于婚庆、育子等场合表示祝愿。至今，人们仍能在民间年画、蓝印花布、瓷画中看到五子夺魁的画面，一方面传递了对儿童的希冀，另一方面也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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