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惠珍，陈 明

（1.合肥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230009；2.北方民族大学 商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3.常熟理工学院 商学院，江苏 常熟215500）

近年来，人性化管理愈加提倡，但因员工主动发出的、违反组织规则且对组织或个人有危害的行为层出不穷。我国职场中，偷窃、怠工、早退、损害公司财物、拖延工作、诋毁他人等多种消极工作行为也普遍存在，Robinson和Bennett称其为职场偏差行为（Workplace Deviance Behaviors，WDB）[1]，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维度，即组织导向的职场偏差行为（WDB-O）和人际导向的职场偏差行为（WDB-I）。这些行为在给企业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还可能使企业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甚至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近10多年，国内企业界越来越认识到WDB的普遍存在，学界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我国学者对WDB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对个体偏差行为内容的研究和前人成果的梳理，对群体偏差行为的诱因、形成机制及行为结构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归纳了WDB的众多影响因素，组织层面的因素是形成WDB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其中组织政治知觉的可能影响却被长期忽视。组织政治知觉（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POP）就是指组织成员对领导或同事自利行为（即在组织中为了实现个人或者组织利益，运用组织不允许的手段来达成目的，有时会危害他人利益的一种行为）的主观知觉[2]。对WDB而言，组织政治知觉在其中究竟起何种作用，如何发生作用，又受到哪些情境因素的制约，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在促使开展组织政治知觉对WDB的影响机制研究。

一、理论与假设

当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有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