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沈博艺 任宏丽 段逸山

历代医家普遍重视本草名物的考辨，相关存世著作颇丰。如南北朝陶弘景所编著的《本草经集注》、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等。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当时的中医学者普遍重视实证研究，对近代本草药物开展了一系列的考证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本文以段逸山主编的《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索引》为线索，对近代上海中医药期刊所刊载的本草文献进行全面的爬梳整理，共收集到本草考证类文章69篇，其中不乏名家名篇，真知灼见颇多。兹述如下。

考证方式

近代的本草考证文献根据考证方式主要可分为文献考证、实验考证、综合考证几方面。

1.文献考证

该类考证文章通过对历代文献(包括学者言论)中所提到的内容进行梳理、相互印证，分析归纳后得出结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文献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本草考证也不例外，因此这类文章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以近代植物研究专家谭祖璋的《红豆》篇为例，该文通过引用文献“李珣《海药》‘按，徐表《南州记》云：(海红豆)生南海人家园圃中，大树而生叶圆，有荚，近时蜀中种之亦成。’宋祁《益部方物略记》云：‘红豆叶如冬青而圆泽，春开花，白色；结荚枝间，其子累累如缀珠；若大红豆而扁，皮红肉白，以似得名。蜀人用为果饤’”[1]，考订红豆的历史典故、名称由来、颜色形态、功能效用、产地特色等，史料详实，引人入胜。

另外，在本草文献考证类文章中，还有一种独特的考证形式，即药物图考。如民国医家杨华亭先生的《虾蟆草考证》[2]，就是通过实地调研，绘制药物图谱，考证虾蟆草具有“叶椭圆形，网脉，叶缘锯齿，叶表凸凹不平，状如虾蟆之背”的形态特征。而他在《溪荪与菖蒲之正误》[3]一文中，通过图片对比，直观地对溪荪“花冠六片”与菖蒲“开小细淡黄花”的植物特征进行辨别区分。正如清代训诂大家段玉裁所言，“凡物必先目验，而后折衷古籍”，实地调研、绘制图谱、辨物求实，正是这一精神的具体体现。

另外，在近代上海医学期刊所刊载的本草考证文献中，作者已经开始重视引用域外文献作为佐证，这是引领中医训诂风气之先的。如许小士在《附子之研究》[4]中，将论述分为“东人之研究”“国人之研究”进行对比阐发。而在《延胡索之药理检讨》[5]中，王静芳引用《一本堂药选》“能疗心胸小腹遍体诸痛”等文献内容，对延胡索的药效进行论证，是当时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体现，同时，这一方式也拓宽了作者的文献视野，使其考证更为严谨、有说服力。

2.实验考证

个别具有献身精神的研究者通过自身实验，即给自己服用药物，描述感受，得出考证结论。如杨华亭的《麻黄考证》[6]一文，他在进行麻黄的功效考证时，通过闻气味、冲服等方式，对麻黄的功效及其副作用进行了实验考证：“嗅之久，致脑眩晕而痛”“至二小时，觉周身痒甚。”这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对学术求实的态度，值得钦佩。

另外，化学实验是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渗入中国传统医学的直接体现。在药物功效方面，当时的医家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化学分析，借鉴西方的药理理论，得到考证结果。如朱正馥的《艾叶》[7]对艾叶的有效成分进行了化学分析：“取艾叶以蒸汽蒸馏之，约得百分之一的无色油。”“此油之有效成分为artemisine，它的化学的分子为C15H18O4，此物的挥发性甚强，有剧烈的催泪作用。”这些研究奠定了中药药理研究的基础，是有益的尝试。其他如朱沫的《蚯蚓》[8]《仙鹤草》[9]等一系列文章，都对传统本草药物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析，详细记录了实验步骤、反应现象，并且尽量与中药功效相配合。

当然，在考证药物功效方面，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是临床验证，即通过临床对病人用药的情况反馈，得到最直接的结论。如在《山栀确为吐衄良药》[10]一文中，近代著名医家沈仲圭先生通过施治一名流鼻血不止的老妇，在山栀苦寒清热、轻浮治上之外，重点验证它的止血功效，并且运用现代生理知识，推测山栀能止血，是因为“山栀为解热药，解热药之生理作用，一为镇静调节体温之中枢神经……一为减少全身细胞之新陈代谢……体温即呈下降之象，则增高之血压立时低降，紧张之血管随之收缩”，从而达到止血的目的。这些论述别致新颖，对现代中药药理很有启发。

3.综合考证

所谓综合考证，是指采用文献考证、临床实证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章，这种本草考证文章往往更具说服力。如近代医家王慎轩的《芍药之研究》[11]，对临床常用药物“芍药”，按“医疗应用”“化学试验”“动物试验”“古方证明”“本草证明”“临床实验”等多方面进行考证。“古方证明”方面，他引用了《伤寒论》桂枝汤用芍药“所以和肌表之荣气”、黄芩汤用芍药“所以和腹中之荣气”、芍药甘草汤用芍药“所以充筋脉中之阴液”等文献证据；“临床实验”方面，面对黄某“阴液不足，荣血受伤”的病证，王慎轩认为“当养阴和荣则病自愈……久病益补，惟补药忌于滋腻之品，且需择其有和荣之效”，故“芍药者，则实为此病之要药也”，患者服用后三日病便痊愈了。通过这项临床实证，证明了芍药“益阴和荣确有特效”，为临床上应用芍药提供了宝贵的佐证。

考证内容

对本草名物的考辨最早可溯源至《尔雅》，在《本草经集注》中初具规模。清代以降，对本草名物的考辨，主要集中在考证药物产地、药物传播、药物炮制、药物功效等方面。

1.药物产地

传统医学自古就有道地药材的说法。一般认为，道地药材，就是在特定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区域内所产的药材，因此，考证药物的产地也是本草考证的重要内容。比如《黄芪》[12]一文中，考证黄芪的产地为陇西一带，同时辨别其品种的优劣，如“柔软如绵者为良，乃谓之绵黄芪；木黄芪者，短二理横，俗称土黄芪，坚而脆。味苦，令人瘦，柔而味甘，令人肥，大异，用者宜审”。在《芍药之研究》[11]中，王慎轩考证赤芍以太原陵邱为最佳，称为“京赤芍”，而白芍“以产于浙江杭州为长佳，名曰杭白芍”，并将两者于形质上作了区分：“白芍之根，内肉色白微红，外皮红色较甚；赤芍之根，肉红皮赤，其质甚粗，颇类野草之根。”

2.药物传播

药物传播方面，主要涉及的是对香料药物的考证，这是因为中医临床上使用的芳香类药物大多是“舶来品”。临床常用的相关药物主要有乳香、沉香、苏合香、檀香、白芷、丁香、木香等。多数本草书籍根据其功能常将其归属于芳香化湿、活血行气、醒神开窍等中药里。研究表明，厘清香药的历史和传播路径，对理解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具有重要意义。这类文献以钱公玄先生的《香药考》[13]为代表。钱氏通过查找文献，厘清了当时存世的主要香料药物的传播途径。如《神农本草经》中记载，胡麻是由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于大宛得到的油麻种子。而通过查阅《南史婆利国传》《南史丹丹国传》《梁书天竺国传》等史书，钱氏总结出“香料输入中国，首先为进贡品，后则需要繁盛而或为贸易品”，并且绘制了主要香料药物的出产国表。

3.药物炮制

本草药物往往需要根据其所治疾病加以炮制，如此方可“变色味”以“祛其偏胜”。药物经过炮制后可以增强功效或减弱毒性，因此，自古以来医家都格外重视药物的修制。王荩臣的《炮制药品说》[14]对此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如“知柏之类，性属沉寒，欲治上部，以酒炒之，借酒之力，以上腾也”；熟地、乌药、苁蓉之类，性凝滞，酒洗，得酒气以疏散，用以治中焦；“大黄性寒力猛，治气弱之人，须用煨蒸”，以防“苦寒伤胃”等。

本草中还有一类特殊的动物及其附属类药物，其形成过程往往各家各执一词，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如叶劲秋的《释蝉衣之差误》[15]，对蝉下蜕的环境要求、时令，以及蝉本身的习性、下蜕后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另外，上文曾提及的《鹿麋茸夏至解角考证》[16]一文则对鹿茸、麋茸解角的时间进行了考证。

4.药物功效

医学研究非常重视药物的临床疗效评价，因此近代期刊对本草药物功效进行考证的文献所占比例较大。近代医家已开始尝试运用西方药理研究的方法验证本草药物的功效。以叶橘泉的《木香之功用》[17]为例，作者认为，木香中含有的挥发油成分对应其发汗的功效。同时，通过化学组分分析(“类樟脑之Helenin”)，拓展了《本草纲目》中木香未曾述及的“能免虫蛀”的功效。这些研究工作为现代中药药理学奠定了相应基础。

近代医家还非常重视经方中药物功效的考证。如《枳实枳壳辨》[18]一文认为，“壳则导滞利气，实则攻坚荡涤”，两者功效不同，进而指出，“枳实栀子豉汤、大小承气汤、大小柴胡汤等症，方中他药皆重要，而枳实只用三五枚，若为今之枳实，三五枚之重量至多不过一钱，而君臣佐使安有若是之偏轻偏重哉”，由此推断，汉时所用的枳实即今之枳壳。这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对仲景方中所用枳实药材的考证，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也有学者大胆对前人观点进行质疑纠偏。如《河车辨》[19]一文中，钱康侯通过临床经验教训结合文献查考，得出河车是“大温、大毒、大秽、大动火之物”，临床上必须慎用的观点，辩驳了由李时珍首倡、叶天士引用，而致“今人深信不疑”的河车是“补养之品”的用药成见。

5.综合考证

这类文献是对上述考证内容的综合研究，往往有其固定的格式，如从产地、形态、主治进行考证，最后附上临床运用的处方或者病案加以拓展。代表性文章，如杨华亭的《麻黄考证》[6]、叶橘泉的《黄连考证》[20]、朱寿朋的《一种奇异之民间药独灵草》[21]等。

研究意义

本草考证文献在近代医学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代医家所进行的本草考证工作，奠定了现代中药学、中药药理学、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注重学术研究

近代医家普遍重视学理探讨，这与当时学界普遍重视实证的风气密不可分。

修正辨误 理论研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上文提到的对本草的考证中，有不少辨误(黄眉孙《益母草详考》[22]、钱康侯《河车辨》[19])、拓展(叶橘泉的《木香之功用》[17])的内容，这无疑为当时人们对本草的固有概念注入了新鲜血液，修正了过去有失偏颇的观点，使现有理论更为严谨，甚至给本草的学术研究方面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

这样的文章往往有着“抛砖引玉的效果”。如黄席丰的《附子之研究》[23]一文，内曰：“搜罗中外医籍，仿章次公先生编辑药物讲义之方法与途程，作《附子之研究》一文，尚有嘤鸣之友，起而纠正，则感戴靡涯矣。”

学术碰撞 考证类文章的发表无疑引发了当时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如任养和的《答谈君再问金鸡纳性质》[24]。我们甚至只从题目就能推测出他们学术间的碰撞。如沈思诚的《赤白芍辨》[25]和顽铁的《读沈君赤白芍辨之疑问》[26]，以及朱阜山的《信石考》[27]、钱存济的《朱君阜山信石辩》[28]、朱阜山的《答钱君存济信石质疑》[29]、朱阜山的《再答钱君存济信石质疑》[30]、张迈荃的《信石辨中之旁观谈》[31]等。

开创研究 也有研究者对自己身边缺乏理论支撑的民间独特药物进行开创性考证。如朱寿朋的《一种奇异之民间药独灵草》[21]对原名“猢狲草”的药物进行了考证，并根据考证结果对其进行原创性的改名，“余就临床试验，并化学研究，颇觉此草治痛之效极灵，且不见有何毒质。士人所名与所撰，既不见于《本草纲目》，又不录于《植物学大辞典》，似歉带有神话性。因为立一新名，曰独灵草，盖取治痛独灵之意也”。通过考证新增一例药物，这对本草研究无疑是个很大的贡献。

临床运用 另外，此类文章在临床运用方面也有极大的意义。如《益母草考》[32]中杨铸园道：“李时珍《本草纲目》浪谓白花紫花一类两种，其谬甚矣！今药肆所用皆紫花，高七八尺，冬不盘根，伏雨后始生，与夏枯之名不符，实马鞭草，非益母也。但可用之以浴疮疥，不堪内服，鱼目混珠，不得不辨！” 对《本草纲目》中混载误载马鞭草和益母草，导致临床用药物出现纰漏，进行了严厉指正。

2.反映社会现实

近代医学期刊的文献大都由名家撰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很多文章都反映了社会现实，鞭辟入里。如钱公玄在《香药考》[13]中对香药历史进行详细考证之后，在文章末尾作总结道：“晋隋时以外国之香药为时尚，曰波斯产，曰安息香；时代之演进，使香药只狭窄于药用上，而时髦士女，均改塑口吻，曰此法国出品、此巴黎香水，与古时之风向相同，而不胜香药史上沧桑之感。”指出当时国人对“舶来品”态度的问题，耐人寻味。

另外，在部分考证类文献中，作者也谈到了中药交易与药品质量的问题。如叶朗清的《麻黄考》[33]提到“当价贵时，药商每每锉和麻黄及灯心草，掺和杂质，甚难辨认”，对当时社会上药商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不诚信行为进行了披露。而鲍东藩的《伪羚羊角戒》[34]中写道：更有甚者，因羚羊角价格的暴涨，“用白水牛角秘密造成，其黑尖则用硝强水蘸之而成，巧造大足乱真”，但硝酸的强烈毒性与运用羚羊角治病的本意背道而驰，真可谓“贪利丧心”，为谋求利益弃道德伦理于不顾。

3.重视中西汇通

近代西学东渐，随着西方医学传入我国，打破了传统医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中西方医学理论背景差异巨大，导致西医与中医的固有观念碰撞剧烈。这一时期，中医界的有识之士以期刊为媒介，积极探索中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道路。

因此，在期刊文献中出现不少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本草考证的探索性文章。这种“既步前哲遗规,复采科学原理,学理实用,两相兼顾”[35]的汇通思想，使本草研究相较于传统方式更加严谨和科学，文献考证涉及面也更广，从而得出的考证结果也更加国际化、有说服力，能获得更多的认可。如郑肖岩在《神州医药学报》上进行连载的《中西药学汇参》[36～46]，通过中国、英国、美国、日本学说的列述分门别类地对本草药物进行了学术考证。

另外，有一些医家的文章倡“以西学改良中医”。如张叔鹏在《精制丸散仿制西法药品说》[47]中提出“提炼精液为丸”“仿西式以粉为衣”的想法，称其可以改善服用中药烦琐又味苦多渣的弊端，且这种“丸”的形式对于急性病可以时刻备药以防范于未然，“居家旅行可随时任便采购”，为患者提供便利，这是现代中药胶囊剂的雏形。恽铁樵先生总结道：“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必须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所谓与西洋医学相周旋,初非舍己从人之谓,假使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是今后中医必行之轨道。”[48]可谓时代强音、真知灼见。

结 论

我们对近代医学期刊所载的本草考证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将其考证方式主要归纳为文献考证、实验考证、综合考证几种。这些文章主要以药物产地、药物传播、药物炮制和药物功效为主要考证内容，这些理论探索和临床验证时至今天仍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同时，这些近代医家在文章中表达出的对传统本草理论的批判性思维，勇于学习新知的创新态度，以及为医学献身的精神，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