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301617) 乔晨曦 赖年红 何紫勋 赵 健 谢 敬 汤德安

广西地区自古资源丰富，文化瑰丽，独具地域特色，有“八桂”之美称，孕育了以针灸、骨伤、妇科为代表的医学流派[1]。广西针灸流派以子午流注纳甲法、纳子法、养子时刻注穴法为理论特色，近代以来学术体系不断完善，影响甚广。其中重要一脉传入天津，成为较早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流派分支之一，对天津针灸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本文拟简要梳理广西针灸流派传承脉络，阐述其在天津的发展与创新，并结合天津地区特色分析地域方面的影响因素及启示。

广西针灸流派传承脉络

1.广西针灸流派的初创

清代中期以前，部分广西针灸的临床记载散见于医书、县志等文献，尚未在针灸理论方面取得杰出成就[2]。清末，随着一批杰出医家涌现，广西针灸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展现出一定的特色及优越性。

左盛德(1844—1922年)，字修之，桂林人，广西针派创始人。受业于四川永川针灸名家邓宪章，亦师从于张绍祖，得其家藏抄本《伤寒杂病论》16卷原稿。他在此书序中记述：“吾师虽承家学，不以医名，亦不轻出此书示人，余之得受业者，殆有天焉。”[3]因此左盛德门下多有“医经派”思想。广西针派早期特点即将医经与针灸结合，重视子午流注学说，以生成数与九六数指导针刺补泻，多应用八脉交会穴与井荥输原经合穴，用药、取穴以精简为妙。邓宪章仅将其学术思想传授给左盛德、黄华岳二人。左盛德也未将其医术广为传播，因罗哲初“颇能好余之所好”，而将医学所得尽传授给罗哲初。

罗哲初(1878—1944年)，字树人，号克诚子，桂林人，广西针派第二代传人。13岁丧父，30岁师从于左盛德。他与张俊义创办中国东方针灸研究社，开办针灸讲习班、函授班[2]，曾任中央国医馆针灸科主任，采用日本延命山针灸专门学院针灸讲义作为教材，致力于中西医学汇通与医学教育，为后世医家西学中用的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针灸方面，他继承发扬了广西针派独创的子午流注指算法，编纂了《内经针灸汇集》《针灸节要发微》《脉纬》等著作。罗氏为医经学派医家，其学术上将《黄帝内经》理论、脉法与针灸结合[4]，教育上对广西针派进行推广传播，著述上对广西针派学术思想进行完善整理，使广西针派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2.广西针灸流派的形成及在天津的发展

罗哲初始将广西派针法公开授人，其弟子张治平在《针灸菁华》序中记载：“吾师罗哲初先生亲授于左，尽得其传，不思自秘，且欲光而大之，去岁授徒于皖，同学者二十有一，今岁再授于皖，同学者亦二十一人。”罗哲初的弟子继承了其不以医理自秘的品质，“今就吾师秘本撰而光之”，使得广西针派从第三代开始涉及病种更加多样、影响更为广泛，特别是部分主要传人迁居天津，在技术方法与理论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郑静侯(1900—1981年)，字思远，江苏吴县人，广西针派第三代传人。郑静侯师从于罗哲初，传承了广西针派运用子午流注针法、生成数补泻等特色，擅用“奇经八脉推算开穴法”[5]、俞募配穴、八脉交会穴，并创新了“内留针法”[6]。1936年，郑静侯迁居天津，开办“天津疯癫专门医院”,以“督旁三针”、原络配穴、十二经穴治疗癫狂诸证，为针灸治疗精神病的先驱之一[7]。他在罗哲初从针灸角度解说脉学的基础上，量化脉象要素并绘制脉象图；继承“用针八法”,擅用风池穴治疗色盲、视神经萎缩等眼病，如风池穴向内直刺治疗风热、向外直刺治疗目疾等，其针刺实验研究被称为中西医结合的先例[8]。

在天津，郑静侯学术思想主要由其女儿郑于敏及徒弟吴振川传承。郑于敏在总结郑氏学术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更为深入的实验针灸学研究，如针刺镇痛效果的量化分析等。吴振川独创长针疗法，结合郑静侯的临床经验对精神性疾病进行深入探索，如癔病性失语[9]等。

曹一鸣(1915—1999年)，浙江鄞县人，广西针派第三代传人，曾任天津中医学院针灸系主任。师从罗哲初，首创针刺人迎穴治疗高血压，探索子午流注养子时刻注穴法、子午流注纳甲法等，强调逢输过原的开穴法[10]。取穴计算方法方面，曹一鸣继承罗哲初的指算法。他主编针灸学教材，任实验针灸研究会顾问，培养了大批针灸人才。他将传统医学理论与现代医学结合，从理论分析、临床疗效、实验评价等方面对子午流注针法展开研究[11]，开展针刺配合口服、注射西药的临床试验[12]，并与汤德安等人在“不同时辰消化系统功能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足三里对胃酸分泌的影响、针刺对胃电图的影响等。

曹一鸣的学术思想在天津中医学院(今天津中医药大学)得到较完整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传人有郭宗仁、魏祥武、周桂桐、杨文鹤等。郭宗仁曾任天津中医学院针灸系主任。魏祥武对《针灸四书》手抄本等相关古籍进行了深入研究，重新提出开穴、纳穴、配穴规律并应用到临床实践中，这是第四代广西针派的突出贡献和创新。周桂桐任天津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在教材编写、临床实训、针灸实验等方面贡献突出，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的教育教学工作；另师从于汤德安教授，对针灸现代化有深入研究。杨文鹤对曹一鸣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整理总结，其临床疗效显著，另师从于何世英教授。

华佩文(1891—1983年)，江苏无锡人，广西针派第四代传人，与郑静侯、曹一鸣同时期。华佩文师承于广西针派第三代传人张治平及天津医家毛景义，弟子王文锦曾任天津中医学院针灸门诊部主任。他对广西针派的发展在于创新“气感针法”，即“不留针法”，用一根针连续针刺不同的穴位，以医患双方的感觉为度，针不离手[13]。

此外，天津其他广西针派第四代传人中，吕应韶在天津学习“无极针法”[8]；府强研究时间因素对小鼠消化系统的影响，著《实用针灸疗法临床大全》；李永方较完整地继承了曹一鸣教授的学术思想，著有《子午流注集萃》。

广西针派在天津传承发展的原因探析

1.内在因素

显著的疗效与不断发展创新是广西针派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其流派以按时取穴为核心，务求精炼，本于经典补泻理论，改进创新针刺手法及针具，具备针灸流派共性要素[14]。左盛德创立广西针派，罗哲初将医经与针灸结合，郑静侯首创内留针法，曹一鸣以现代化实验研究子午流注，吴振川创新长针疗法，周桂桐、李永方等传人进一步推陈出新，一系列针灸著作、教材的编写扩大了其学说的影响力。加之与澄江针灸流派思想理论的交流及互相影响，广西针派不断地丰富理论与实践，早期呈现诊脉刺脉派特点，近代具有针法派特征，现代以中西医结合派为特色[15]。其临床疗效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

2.历史因素

天津自古良好的针灸学氛围适宜学科发展。天津可考最早医家为元代窦默(1196—1280年)，所著《针经指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众多医家将各地针灸特色汇入天津，如沈金山(1895—1968年，江苏武进人)芒针透穴、刘云鹤(1912—1980年，河北宁河人)针刺治疗婴儿瘫等，并通过学会、报刊、门诊等平台展开学术交流，形成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天津为最早开放并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地区之一，中西医结合发展颇具特色。天津中医学院于1982年首创实验针灸学，包括广西针派医家在内的津门医家不断探索，通过实验验证相关理论及手法操作，如曹一鸣、周桂桐等，并寻求适应临床需求、培养现代新型针灸人才的途径[16]。

3.社会因素

天津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吸引人才汇集。古时天津地区土地贫瘠、盐渍化，农业经济十分萧条，清朝长芦盐务中心迁至天津，盐商乐于资助文人北上，加之江南文字狱及科举严苛、赋税沉重，大量江南士子迁居天津[17]，或应考谋官，或躲避文字狱，或欲业盐致富，或赴京中转寓居，极大地推动了天津的经济、文化发展。此外，漕运带动经济发展、近代殖民统治之下社会形态相对开放、开埠后政治地位显著提高、工商业迅速进步[18]，使得天津人才荟萃，其中就包括各地名医名家，如广西针派第三代传人郑静侯(江苏吴县)、曹一鸣(浙江鄞县)、第四代华佩文(江苏无锡)等。

4.政策因素

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积极响应。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全国缺医少药、百废待兴的卫生局面，1951年天津市卫生局应“中医科学化”的号召成立了中医进修学校，1956年率先开办“西医学习中医班”，为中西医结合实验研究传统针法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78年为实现“四化”，各民主党派也积极鼓励成员开展办学、培养人才[19]，如工农民主党第三届副主任委员郑静侯为盟员讲授针灸知识、九三学社柯应夔主办妇产科医师进修班、政协常委金显宅(韩)创办肿瘤医师进修班等。医家对各项医疗政策积极研究和落实，为天津地区营造了资源共享、追求进步的医学发展氛围，为流派传承提供了沃土。

结 语

地域的扩展可为医学流派的发展提供技术理论突破的条件，有利于医学体系的完善[20]。广西针灸流派具有较为典型的理论体系与演变模式，临床疗效卓著，其迁居天津的传人结合津门独特的地域优势与学术氛围，对广西针派理论体系展开了现代化探索，并为天津针灸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针灸学的发展宜兼容并蓄、多学科交叉，以更好地服务临床,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