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明

（铜陵学院法学院，安徽铜陵 244061）

一、问题的提出

工会英文全称为“Trade Union”，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革命时期，是工人阶级基于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而自发组成的群众性组织，对于维护工人利益、加强劳资沟通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会，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工会工作，2013 年以来，每当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诞生，都要专门进行集体谈话，指导新形势下工会工作，强调“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工会工作是党的群团工作、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新形势下，工会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1]。地方立法作为调整地方经济社发展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范之一，应当在促进和提升工会工作法治化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价值功能，尤其是在2015 年3 月15 日《立法法》修订后，地方立法权扩容至所有设区的市的大背景下，更应“大有作为”。

经过梳理发现，学者们对工会地方立法问题已有所关注。早在上世纪末，我国地方立法权仅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特区以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等有限主体时，就有学者开始关注工会地方立法问题。例如，姜颖（1999）分析探讨了工会地方立法的优势所在，阐释了“工会地方立法在强化工会组织建设、保障工会干部权益、加大工会经费收缴力度等方面，在坚持和遵循《工会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要求的前提下有所创新，发挥了应有之作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