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民康（中央音乐学院，北京 100029）

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系统，包含了观念层、学统层和方法层三个基本的范式层面。《导论》里，绪论和第一章主要涉及了观念层，讨论了一系列有关学科主旨、学科定义的问题；第二、三两章渐次进入到学统层，开始从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不同层面和角度，讨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性质和地位，以及中国民族音乐学史在民族音乐学学科学中的特殊性地位和作用。拙文《分久必合：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1]里，继《导论》第三章之后，又结合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相互关系，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传入前后的学科历史再度做了简单的勾勒。以上述两文为讨论基础，本文将进一步就民族音乐学中国化发展的文化背景及深层次原因展开讨论。

一、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学科样态的多元性、多层性与多向性

笔者曾经在拙文中提出一个观点：相比文化多样性，以往我们基于传统的人类学观念，谈得比较多的是文化多元性。但在今天的学术格局里，文化多样性是一个大于文化多元性的概念。更具体一点，文化多样性或可用公式表述为：多样性=多元性+多层性+多向性。②笔者曾在《浅论中国民族音乐话语体系的开放性和多样性特征》（发表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1期）一文中初次提出这个观点，在本文中又给予了更加完整、全面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