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强，杨祖行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疫情终将过去，但是，如何适应被疫情改变的世界或许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后疫情生活的重启，一方面是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的复工复产，另一方面是被疫情改变之世界的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建。对于前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新理念、新格局；对于后者，日常生活秩序则是针对国家共同体而言的，关涉到社会规范秩序的重构。规范秩序的重构首先是法律问题，在知情权、隐私权、反歧视的基础上重建被疫情改变之世界的法律与道德秩序，然而规范的有效性与正当性问题，则必须置于“伦理”基础之上。这里，规范秩序的“伦理性”基础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规范性建基于“伦理性的东西”，即风尚、习俗、习惯、伦常等对于特定共同体来说的“具体的现实”(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0页。之上，而非抽象的、主观应然之上；另一方面是指世界秩序的“规范性”建构，克服“国家-社会”分离以及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主要是技术、资本)。这要求既要把政治国家层面的信任(伦理性东西)上升为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战略，同时又要走出市民社会(个人原子状态)重建资本-技术社会治理的公正基础。

一、后疫情世界规范的伦理性基础

后疫情世界最紧要的问题是，“带病毒”(2)邹诗鹏教授在《“病毒社会”及其文明论域》一文中提出“病毒社会”概念，并由此指出“病毒社会要求形成病毒存在的伦理(学)，从而产生相应的基本交往与存在方式”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