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芮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20世纪初，维系中国社会伦理信仰的儒家思想传统摇摇欲坠。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士大夫想象中建构的“天下秩序”开始解体，“万国林立”的世界秩序逐渐浮现，一个让国人惊呼“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到来了。在文化变革的设想中，具有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争鸣不已，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文化论争。在传统的落日余晖中，如何在历史的陈迹里寻回再造民族道德信仰之基的砖瓦，虽然不同派别之间的论域并不完全重叠，但新文化派、国粹派、学衡派、欧化派们都绕不过一个共同的思想话题，那就是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传统。作为经验知识的总结,历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根据德罗伊森的观点，“人类的自我，借着历史知识为媒介，展开自己对自己的认识”(1)[德]耶尔恩·吕森：《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引论》，胡昌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历史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为解释的工作。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传统中，历史研究因研究目的的不同而被区分为“致用”和“求真”两种不同的路径，并逐步划分为“信古派”和“疑古派”两大不同阵营。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影响，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坚持“史料本身会说话”的客观主义态度，强调历史学家的工作只是对过去经验进行客观研究和描述，不需要加入主观意见，在精神上内接乾嘉考证的史学传统。然而，清中期后史学传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章学诚有云：“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