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小平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责任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建立责任机制的关键是确立政府责任，行政问责则是实现政府责任的重要保障。2003年“非典”引发的高官问责使得行政问责制度跃入公众视野，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系列规范性文件，行政问责制度初步成形。在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党内问责制度得到了加快完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 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规范构建了党内问责的制度体系。 相比之下，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仍停留于地方性规范层面，缺乏统一性、权威性，行政问责混乱化、形式化、虚置化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问责制度的适用上出现了以党内问责为主的倾向性现象。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启动，监察机关被赋予了问责权力，具有了针对行政权的外部问责功能。在新冠疫情期间，针对疫情防疫中的权力滥用与不作为等问题，监察机关的问责机制发挥了积极的纠正与惩治功能。监察问责制度的产生，使得中国行政问责体系构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以监察外部问责和行政机关内部问责为支柱的“分层式”行政问责模式初步显现。然而，《监察法》对监察外部问责的规定较为简单，行政内部问责的积弊问题尚未解决，“分层式”行政问责模式的法治化程度依然不足，实际运行仍存在诸多问题。对此，本文将从监察权属性与功能角度，探究“分层式”行政问责体系的理论自洽与模式构成，分析“分层式”行政问责模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中国特色“分层式”行政问责模式的法治化路径与制度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