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柏岭

百余年来，在王国维词学研究上，有一个话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梁宗岱较早地以西方象征主义解读中国古代“兴”诗学，并依此称许王国维词学；朱光潜认为王国维诗学存在重“兴”与贬“隐”的矛盾，未能吃透象征主义的精髓；叶嘉莹强调王国维“兴”论及词的创作具有近代西方象征主义的意味；施议对指出王国维填词反对“比兴”而取“象征”(施议对357)。不过，王国维未曾讨论过“象征”这个概念，相反，他在《人间词甲稿序》中既分析过“比兴”存在的合理性，又以“观物之微，托兴之深”自评己词，且自勉云“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14卷682)。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王国维对“比、兴”的态度到底如何？以象征方式解读他的词作有无合理性？本文认为回答上述疑问的切入口便在于他的“直观”说。

一、 “直观说”对“比兴”观的改造及象征主义旨趣

王国维前期研读哲学，青睐于叔本华的“直观”、康德的“反观”；中间移向诗词，强调“能观”“观我”“观物”；后期转至戏曲、史学等，主张“观其会通，窥其奥窔”，将初号礼堂改为观堂、永观等。一个“观”字既贯穿了他治学的各领域、全过程(张广达61)，也是他各阶段学术创见之所在。王国维治学秉承中西两大学术传统，中国古代心物共感理论存在着“目与心”“情与理”等主客论之争，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也是康德、叔本华等人哲学思考的起点之一。因此，评析王国维的“直观”说及其与比兴、象征的关系，必须要正视这个背景。

(一)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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