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赟

(甘肃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兰州 730070 )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力度持续增强，打拐DNA数据库建立与联网以及诸多高科技手段运用，儿童被拐卖的犯罪得到明显遏制，与亲人重获团聚的案例越来越多，这也是国家依法治理能力增强的体现。欣喜之余，应当看到，目前普遍还存在一个认识盲区。似乎只要被拐儿童与家长见面，亲子之间的社会关系会自然恢复，所有的创伤早晚都能自愈。然而，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公安打拐工作只是解开了被拐儿童受捆绑的绳索，并不能必然拯救他们受伤害的心灵。如果后续的社会救治工作缺失，没有专业人员对儿童做被拐失踪后的成长历程详细调查，未能采用科学方法来做及时辅导及其再社会化，也没有协调亲子双方做有效沟通，很容易出现解救——混乱——新矛盾——二次伤害的局面。从柔性社会治理视域出发，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引入专业司法社会工作参与打拐行动，使其成为被拐解救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形成闭环工作机制，应该尽快纳入立法并建构相应的实务工作体制。唯其如此，才能真正从实质上解救未成年受害人，避免“解而不治”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实现法律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共同效果。

二、简要的研究述评

西方发达国家对于被拐儿童回家后的后续救助工作文献研究很少，主要原因是与中国的现实情况不同。欧美发达国家建构起严密的收养儿童法律体系，人口总量少，高福利社会保护机制完备，买方市场很难存在，故拐卖本国儿童并在本国出售现象十分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