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研，尹晓琳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20世纪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是个动态的过程。1906年，鲁迅和周作人负笈日本，开始翻译匈牙利等“弱小民族”文学，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匈牙利文学的“跨语际”翻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茅盾承载了这种译介传统，1921年，他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的革新，借助《小说月报》的新平台，结合自身的翻译理念成为“弱国文学”翻译模式的中坚力量。宋炳辉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初步的考证和研究，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鲁迅、周作人之外，对东欧文学译介最用力、影响最大的当属著名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茅盾了”［2］208。从1921—1925年间，茅盾译介了多种匈牙利文学，既包括文学作品，又包括文学批评。他自己曾言，“自从前世纪以来，匈牙利无日不在强民族的压制底下，直到此次欧战终止，德、奥霸力失坠，方才有点挺立的希望。因为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所以匈牙利的文学自然而然的有一种异样的色彩，和别国文学不同”［3］327。正是匈牙利和匈牙利文学的特殊性，使得茅盾对匈牙利文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发现了匈牙利文学具有的异质性。这种“异样的色彩”体现在哪里？茅盾为什么选择了匈牙利文学又对匈牙利文学进行了怎样的译介和评价？他对匈牙利文学的译介活动对后世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茅盾译介匈牙利文学的逻辑起点与社会环境

五四时期，随着中国革命语境的变化和民族思潮的兴起，许多文学家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结合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境遇，很多文人与“弱小民族”产生了共情，开始着眼于中国新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反映到翻译活动中，大规模地译介“弱小民族”文学成为启蒙和改造国民性的重要途经，翻译文学也成为建设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基础，许多翻译家将关注点放在以中东欧为代表的“弱势民族”文学上，如大量译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的文学作品。因此，只有将翻译“弱势民族”文学放在新文学的文化语境中来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茅盾如此系统地译介“弱国文学”的原因。

在这种社会思潮和文学背景下，茅盾将着眼点放在“弱小民族”文学上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茅盾译介着眼点继承了自晚清到五四以来我国译介外国文学的传统。正如有学者指出，“清末民初，我国的文学翻译活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四以后”［4］。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到了被遮蔽的“弱小民族”文学，并于1909年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主要是介绍俄国、北欧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及至五四前后，茅盾作为新文学的建设者，接续起晚清以来译介域外文学的传统，译介域外文学和文艺思潮成为建设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匈牙利文学成为茅盾译介的重要对象，他在谈到匈牙利文学时认为，匈牙利“因为是被侮辱的民族，所以他的文学里所表现的民族思想也只不过是要求自由……并不是专想压伏他民族的民族主义：这要求‘一个公道’的呼吁，也是匈牙利文学的一个特点了”［3］328。可见，茅盾之所以重视匈牙利文学作品的翻译，关注匈牙利民族的命运，正是基于当时匈牙利“被侮辱”的民族特点。

其次，茅盾译介匈牙利文学也与他素来所秉持“为人生”的观念息息相关。他曾明确指出，“我们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仍是想不颇不偏的普通的介绍西洋文学”［5］。“我觉得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6］282以此为支点，茅盾做了很多涉及匈牙利文学翻译的工作。一方面，在“为人生”文学观念的烛照下，茅盾更为关心匈牙利文学中关于“人生”的“问题文学”。他所译介的绝大多数作品均是关注现实社会、指导人生的文学，这些译作离不开茅盾“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观念。另一方面茅盾对几位重要小说家、文学家的介绍与评论也是在“为人生”观念指导下完成的。如爱国诗人裴多菲、浪漫主义小说家约卡伊·莫尔、带有诙谐讽刺风格的米克沙特等。有学者指出，“在他1920—1923年撰写的不少译论和介绍外国文学的大量文字里，为人生，为现实的人生，为未来的人生，一直是他反复弹拨的主调”［7］。可见，茅盾对于翻译作品的选择是受“为人生”的文学观念的指导，“为人生”与匈牙利文学翻译在某种意义上互为表里。

二、茅盾对匈牙利文学的译介历程

茅盾对匈牙利文学的译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茅盾译介匈牙利文学时将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相结合，全方位地介绍匈牙利文学，包括作家及作品。同时茅盾对于匈牙利文学的翻译不是系统地译介某一个作家的作品，而是采取广泛选择的立场，这种翻译理念不但促进了两国思想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而且也反映了茅盾整体的文学意识，为中国读者拓宽了了解匈牙利文学的途径。茅盾对匈牙利文学的译介活动大致分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茅盾的匈牙利文学译介涉及小说、戏剧和诗歌等。其中包括六篇匈牙利短篇小说。这六篇小说分别是：安德烈亚什·拉兹古（Andreas Latzko）的《一个英雄的死》（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3号，1921年3月10日）和《复归故乡》（发表于《文学周报》第141-153期，连载，1924年9月），前者控诉战争，后者呼吁革命；米克沙特·卡尔曼（Mikszáth Kálmán，1847—1910）的《旅行到别一世界》（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9号，1921年9月10日）；之后又在《小说世界》先后发表了裴多菲·山多尔（Petöfi Sándor，1823—1849）的小说《私奔》（刊载于1923年1月10日第1卷第1期）和米克沙特的小说《皇帝的衣服》（刊载于1923年1月19日第1卷第3期，而后在1934年《译文》1卷1期再版，1934年9月16日）；约卡伊·莫尔（Jókai Móri，1825—1904）的《跳舞会》（刊载于《文学》第4卷第1号，1935年1月1号），署名芬君。茅盾选择这几篇匈牙利短篇小说翻译是有其“客观动机”的，即“主观的爱好心而外，再加上一个‘足救时弊’的观念”［6］281，反映现实生活的、富于抗争精神的、战争小说等作品是茅盾译介匈牙利小说主题的首选。

除了小说之外，茅盾还翻译了匈牙利的诗歌和戏剧。诗歌翻译包括《匈牙利国歌》和《英雄包尔》。《匈牙利国歌》最早刊载于《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0月10日出版），其作者是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裴多菲，被称为“匈牙利政治复活时代苏生精神的记录者，并且做了那精神的指导者”［8］。这首诗的主旨在于反抗专制统治、呼吁民族独立自由。《英雄包尔》最早刊于《小说月报》13卷5号（1922年5月10日），原作者阿兰尼·雅诺什（Arany János，1817—1882）是匈牙利诗人，命运与裴多菲一样波折，诗歌抒发了英雄包尔远离他的爱人去参加战争，最终酿成了爱情悲剧。两首诗基调高昂，体现了两位爱国主义诗人的热情。戏剧翻译包括莫尔纳的两部戏剧。其一是《盛筵》，最早载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10日），译者署名冬芬。其二是《马额的羽饰》，译文原刊《小说月报》第16卷第6号（1925年6月10日），署沈雁冰译。后收在1935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桃园》里，刻画了天真幼稚的孩童形象。

第二，茅盾在主持《小说月报》期间，除了匈牙利文学的翻译，还撰写了对匈牙利文学与文学史的评论文章。包括独立编写了关于匈牙利文学（家）的三篇评论文章。其一，《新青年》登载过茅盾编写的《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连载于1921年6月，第9卷2、3号。文章从匈牙利文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启明期、隆盛期和极盛期）寻究19世纪的匈牙利文学发展轨迹，重点介绍了诗人裴多菲、亚拉奈和小说家育珂。其二，茅盾编写了长篇评论《欧战给与匈牙利文学的影响》。这篇文章重点介绍了几位伟大的民族诗人：孚洛司玛蒂、裴多菲和亚拉奈，进而阐述了欧洲大战对匈牙利文学的影响。其三，茅盾还编写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菲》，最初发表于1923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署名沈雁冰。后收入1929年9月世界书局出版的《六个欧洲文学家》一书中。文章介绍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生平经历和创作特色，重点介绍了其战斗和反抗压迫的民族精神。此外，茅盾翻译了《匈牙利文学史略》，刊载于1924年4月28日《文学旬刊》第119期。文章从匈牙利语的起源讲起，着重介绍了匈牙利在中世纪盛行的宗教文学，并继续挖掘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特点，最后阐述宗教改革对于文学的影响。

茅盾对匈牙利文学的介绍及评论还包括在1921—1923年间发表的206则“海外文坛消息”等信息传递式的文章。这些消息对世界文坛现状和文学家近况进行同步追踪报道，使国内读者始终保持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其中茅盾对于匈牙利文学的介绍有三则，分别是：1921年9月，《海外文坛消息：（九十五）匈牙利戏曲家莫奈尔的新作》，刊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9号；1921年11月，《海外文坛消息：（一○○）略志匈牙利戏曲家莫尔纳的生平及其著作》，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1924年8月，《海外文坛消息：（二○五）匈牙利小说》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6号发表。可见，茅盾不仅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且专注于译文的评论和介绍，有论者言，“茅盾自己也从这琐屑的工作中获益，他的具有现代意味的专业化的批评也从这比较低层次的书评文讯中得到启发，打下基础。事实上在这些零篇碎章的写作过程中，茅盾东张西望，无形中拓展了批评视野，并逐渐形成他后来那种大处着眼，注重引导，讲求功利的批评习惯”［9］。从茅盾开始文学活动到此后的几十年间，茅盾一直专注且认真地对待文学批评活动，推动了现代文学中的批评方法的建设，这些都得益于早年为建设新文学所做出的译介外国文学的努力。

三、茅盾所译匈牙利作家的择取标准

如前所述，茅盾在1921—1925年间对匈牙利文学家裴多菲、莫尔纳、拉兹古、米克沙特等人进行了系统的译介。那么，茅盾为什么选择这几位文学家及其作品进行译介呢？或者说，茅盾选择上述作家进行译介的择取标准是什么呢？对此问题，茅盾自己曾言，“我们译西洋文学作品最先应问这作品内的思想是否于我们现在有影响，其次乃问此人是否世界的作家”［10］。可见茅盾也正是注意到了上述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以及他们在匈牙利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翻译视野中。一方面，从作品的文学性来看，茅盾始终抓住批判现实主义这一特征；另一方面，茅盾除了推崇匈牙利文学思想层面的精神性外，对其艺术性也很重视。厘清这两个方面，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茅盾在诸多匈牙利作家内单单选择这些人进行译介。理顺对茅盾所译匈牙利作家的择取标准，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茅盾选择译介对象的原因。

裴多菲是匈牙利19世纪首屈一指的革命家诗人，在匈牙利文学史上地位颇高。他的诗歌基调昂扬，饱含爱国热情，具有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这一主题与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有共通之处。茅盾大致从两方面来介绍裴多菲的诗歌。一是肯定了裴多菲的文学史意义。“他是匈牙利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是他的人格的自然的表现……裴多菲的诗是青年的诗。凡读了裴多菲的诗，无有不激发起青年的精神的。”［11］619裴多菲在创作中“直诉情绪不加选择的”，即使在诗中描写自然时，也是“有情感有精神的自然”［11］619。裴多菲的作品多是充满叛逆精神的，有鼓舞青年的作用，茅盾对《匈牙利国歌》的译介就是在此视域下展开的。二是茅盾更关心的是裴多菲世界观中的平民主义信念。“人类是继续地在发展的。伟大的人物与理想有最大的影响在民族教育上。但是这教育是一切人的公共工作，各人必须尽他一部分的力。”［11］623茅盾也认为建设新文学应该“使文学成为社会化，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12］。可见，正是裴多菲的爱国热情和平民主义思想成为了茅盾选择译介他的标准。

拉兹古是一个反抗战争，呼吁革命的文学家。茅盾翻译的第一篇匈牙利文学作品是拉兹古的《一个英雄的死》，这部小说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反思文学。随后译介的《复归故乡》通过主人公约翰·蒲丹的惨死，揭露了穷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不幸，控诉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这两部小说贯注的精神是反抗与革命，揭示了战争下人类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困境，体现了对人道主义的呼吁。茅盾在《一个英雄的死》的译文之后的附记也说明翻译这部作品是希望人们更加关注战争文学，通过翻译这两篇战争文学来控诉、反思战争的不义性。“凡诸长篇短著，中国都不曾译过，实在觉得有些寂寞，我所以译了这一篇。”［11］279茅盾早期对“一战”中产生的战争文学加以关注，在《一个英雄的死》译后注中首次提到战争文学，“这一次大战后所产生的有价值的——也许是永久价值——战争小说……都是写在战场上的人的痛苦”［11］279。随后1924年在《小说月报》还特别设立了战争文学专号，可见茅盾对战争文学的关注，他之所以选择拉兹古进行译介，也基于作家本身对战争的呈现及其态度。

相比之下，米克沙特和莫尔纳诙谐讽刺的写作风格也深深吸引着茅盾，他结合两人的文学作品，探究匈牙利文学的审美价值。据载，米克沙特的小说“从情节的安排直到人物形象的创造，显示出幽默的诙谐的特点。他善于从民间文学中得到借鉴，作品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12］。《皇帝的衣服》正是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诙谐讽刺小说。茅盾对米克沙特艺术倾向的评价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引用李特尔所著的《匈牙利文学史》，对米克沙特作出评价，“弥克柴斯的检查力极强，即使在生活之最简易的境地里，他也找出了引人注意的和诗意的所在，从这检查力，他的诙谐就得了深沉与有趣”［11］392。同时，茅盾在《皇帝的衣服》译后记中认为，“米克沙特是约卡伊以后的第一人。他的作品，以尖刻峭拔胜。他是匈牙利第一个诙谐家和讽刺家”［11］624。二是茅盾借鉴了恩特乌德的言论，认为米克沙特刻画人物的丰富性，涵盖匈牙利社会的各个阶层。文本主题多样，有“隐讥暗讽”式的，也有叙述田园生活的平淡质朴。可以说，米克沙特的讽刺小说风格和笔下人物的丰富性影响了茅盾对他的译介态度，并对其作品进行译介。

茅盾译介的两部匈牙利戏剧均出自莫尔纳。有学者指出，“莫尔纳是匈牙利20世纪上半叶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剧作家和小说家……他在中国最早的译介者就是沈雁冰”［13］。之所以选择莫尔纳的戏剧进行翻译，一方面是莫尔纳作品的结构“是属于所谓‘剪嵌的细工’一派。他的句法极简单，章法极琐碎，然而极美丽，极刺人。这一种的结构法，德国的近代派曾经试过，可是没有什么成功。莫尔纳算是最大的成功者”［14］378。莫尔纳的戏剧描写的逼真、夸张手法的运用、对主人公性格的讽刺性刻画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茅盾小说的艺术手法。同时，莫尔纳作品中的创作特色是“诙谐带着朴茂的东方气……”［14］378，之所以其作品中带有“东方气”，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读到许多与中国社会相同的普遍人性和与中国现实相似的叙事情节。如在戏剧《盛筵》中，莫尔纳用夸张的手法将现实生活中人们谄媚的嘴脸呈现出来，讽刺了人际交往中的虚伪、丑陋。另一方面，茅盾始终坚持的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在他看来，儿童文学作品应该以清醒的目光直面人生”［15］。《马额的羽饰》生动地刻画了两个孩童内心的童稚美好，纯真的思想和富于想象力的心理活动使得孩童的世界充满了温情。无论是手法还是内容，都成为茅盾关注并译介莫尔纳的侧重点，这也可以看做是茅盾选择译介莫尔纳的标准。

基于此，可以看到茅盾所译匈牙利作家的择取标准大致有二。一是思想上秉持着弱势民族传统意义上爱国主义和反对战争的作家往往成为茅盾译介的首先，这与匈牙利文学及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思潮相关，也和茅盾的思想息息相关。二是形式上具有艺术独特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会受到茅盾的关注，他的译介择取标准是艺术上的新手法或独特性。也正因如此，前述匈牙利作家才会进入到茅盾的译介视野。

四、茅盾译介匈牙利文学的影响与意义

1921年，茅盾临危受命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一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消遣的文学态度，以“为人生”的创作和翻译理念开始了全面的革新。在翻译文学层面，《小说月报》改革后最大的特色是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重视以及对中东欧等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大量译介，并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俄国文学专号、战争文学专号、海外文坛消息、文学评论等栏目，以报刊为载体开辟了翻译文学的新路径。《小说月报》的成功改革，标志着翻译弱国文学重要阵地的崛起，对当时的匈牙利文学译介产生了深远影响。

茅盾译介匈牙利文学的影响之一是，通过《小说月报》为文学新人积极提供作品发表的园地与平台，并系统地译介匈牙利文学。据初步统计，1921—1931年《小说月报》发表东欧文学的译文多达115篇，是当时译介东欧文学最多的期刊，其中译介的匈牙利文学共有15篇。［2］220除茅盾的译作外，沈泽民在其上发表的译文有莫尔纳的小说《雪人》和《偷煤贼》、裴多菲的诗歌《唯一的念头》等。此外，还包括胡愈之翻译的小说《邮局长的信》、胡天月的《弃妇》等重要的匈牙利文学作品。且茅盾的“为人生”的翻译理念直接影响到一些作家的译作选择——即关注和译介匈牙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问题文学”。茅盾作为《小说月报》的主编，发挥了比其他人更为重要的作用。此后，经茅盾改革形成的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路径被其后的主编郑振铎继承了下来，郑振铎任主编时的《小说月报》，“对于向来的介绍近代的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的特色仍继续的保存着”。郑振铎在“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文学的内涵，深化新文学的发展道路。

茅盾译介匈牙利文学的影响之二是，激励了如沈泽民、胡愈之、巴金和胡天月等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和翻译家。沈泽民是在茅盾的带领下开启了翻译事业，两人曾合作翻译外国科普小说《两月中之建筑谭》，他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刊发在《小说月报》上的最多，有31篇，这可能与茅盾担任主编有一定的关系。另外，胡愈之是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受茅盾影响，胡愈之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尤其是匈牙利文学，并在1920年担任《东方杂志》的主编后，以其为阵地，倡导弱国文学的译介，胡愈之的这种译介理念或与茅盾有直接联系，或受茅盾的熏陶和影响。除此之外，文学家巴金也受过茅盾的影响。他在悼念茅盾时曾深情地回忆道，“我特别喜欢读他翻译和介绍的‘被压迫民族’的短篇小说”［16］，并自言十几岁时就读茅盾翻译的文学作品，30年代喜欢读他的评论文章。由此推断，巴金从中受到了许多茅盾在翻译实践中的影响，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大量的“弱小民族”文学，包括匈牙利文学在内的译作。自《小说月报》革新以来，在茅盾的帮助和指导下，五四时期的很多文人都开始了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实践活动，其翻译作品得以发表在《小说月报》都得益于茅盾的发掘。

综上所述，茅盾对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茅盾延续了周氏兄弟的译介传统，并对之后的很多作家、翻译家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在主持《小说月报》期间，将其改造成严肃的文学刊物，为新文学提供了崭新的发表园地。此外，茅盾对匈牙利文学的译介是建设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中国文学及文化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译介“弱小民族”文学也体现了茅盾在文学上秉持着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译介思想，茅盾的这一“跨语际实践”推动了中外文学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