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利源，郭思思

(大连大学 美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各种社会活动因素共同作用产生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现象，所以要了解某一艺术风格、艺术形式就要从整个社会活动这个宏观体系中去把握。人类的社会结构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与一定的生产水平相适应的，而上层建筑则是由机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的。艺术属意识形态领域，但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性，其发展总会受到更接近经济基础的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如处于上层建筑核心地位的政治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而取材于现实生活的艺术则不可避免受其影响。再如对于主要探讨世界观问题的哲学来说，艺术表现的也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因此两者必然会有联系。了解某一历史时期的艺术形式，要先从其根本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潮方面深入剖析，环环相扣继而了解艺术形式的深层含义。

一、汉初黄老思想影响下的画像

1.汉初的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

汉初的统治伴随着对秦政权的反思。秦的灭亡究其根本原因则是未能及时转变治国策略，建立起新的上层建筑，且缺乏意识形态构建的自觉性，对各家思想的吸收与利用没有进行一种适当的文化整合，当这些思想与法家传统意识相矛盾时，为保证中央集权，稳固自己的统治，秦最终转向以法为治、以吏为师的重刑主义。除此之外愚民政策导致民心尽失，致使其不断走向极端，最终灭亡。因此，汉初思想家深刻意识到及时建立与新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摒弃法家思想，寻找新统治思想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对于经历暴政与战乱的社会，且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汉初来说，安定的生产与生活环境是稳定其统治的必然要求，“道法结合，兼采百家”的黄老之学所主张的清静无为正好为统治阶级的治国政策作了理论支撑。当然，其作为主流思也有历史的必然性。首先，虽然汉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中有承秦制，不可否认法家思想的实用性，但专任刑罚的危险性势必会带来亡国的危机，因此统治者绝不会再次尝试。其次，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要用一种理论来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儒学则缺少关于天人关系的形而上的理论且作为它核心的“礼”重视礼节、礼乐、观念教化等而忽略实用的结果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1]。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思想观念对于汉初刚刚获取的政权也是不利的。而黄老之学克服了这些难题，不仅适应汉初的经济基础，与民休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家治理“积极有为”。虽然强调“清净无为”但已不像老庄一样任其自然，返璞归真。以老子的自然观为基础，以阴阳、四时、五行为架构的宇宙图示去解释天人关系，经济方面实行重农、崇简、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来促进社会发展，政治上则通过控制工商业、改变旧风俗、完善新制度、建立新法度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中央集权。

2.黄老思想下的画像特点

在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亟需修复的背景下，丧葬礼俗方面是提倡薄葬的，墓葬中的画像自然是简洁明了的风格。如铁刹山出土的西汉早期墓葬中，石椁四周的内壁上刻有三角、斜线、圆形等简单的几何图案。头部挡板为十字穿璧纹，璧纹上有一条绶带束缚。出土于永城梁王陵墓中的柿园墓，在第八号侧室便坑垫脚石上发现阴线刻的菱形图案和常青树、凉亭的纹饰。徐州韩山一号墓中两扇石门上发现的汉画像中，两侧内容基本相同，为阴线刻的一株常青树，树上有一鸟，树下两侧各系一玉璧，雎宁县官山汉墓内出土的画像石基本内容为“常青树”和“十字穿环”纹等。这些纹饰成为早期画像的主要原因不仅因为装饰性，更重要的是象征意义。因为古代的墓葬制度与祖先崇拜、生命崇拜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古时在墓、祠旁总会种植‘柏’这种象征生命意义的树。而“十字穿环”则是汉代人宇宙观的符号象征，环是璧的一种，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古人在祭神祈福时，认为这种器物能超脱自然，与祖先相通，或者是增加仪式的隆重程度从而达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目的[2]。再如它以“圆”为外形代表了天与道，是生命力与宇宙秩序和美的来源，也是道家思想观念在墓葬文化中的一种折射，象征着和谐与圆满。“十字穿环”外边的方形则是地的象征，人们在混沌的宇宙中以自己为立足点仰观天空、俯察大地进而划分出来四季、四时。使大地划分为等分的四方，从而给不定的世界创造出一种和谐的秩序感与稳定性。十字穿环中的“十”与正方形所代表的“地“成为了宇宙时空的神圣象征，印证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时空的观念。

二、汉中期“儒术独尊”下的汉画像

1.“儒术独尊”的背景与发展

早期的黄老之学在整顿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时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小觑。首先，无为带来的是思想领域日趋多元化，从而再度兴起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这种思想格局对于统一的中央集权是非常不利的；其次，无为而治导致地方权力日益扩大，直接威胁到中央集权的统治，贫富差距的扩大、吏治的破坏以及北方匈奴的侵扰都在说明寻求新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此时汉儒便走向历史舞台，它是有其发展的先天条件与现实基础的[3]。首先从现实条件上来，儒家思想在调整君臣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加强统一的封建集权上有优势。如“礼”不单单是伦理道德，而且是与政治伦理统一。儒家主张以礼治国，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其出谋划策，以礼束缚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从而达到维持各种等级关系与现有秩序的目的。从现实基础上来看，这时的汉已经不是建国初期时万事萧条的经济面貌，社会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中央集权的统治背道而驰。需要通过儒学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这时董仲舒为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及综合本时期的矛盾特征对传统的儒学加以改造。继承并发展了先秦的儒家天命思想，吸收阴阳家的五行学说，构建了“天人感应”的神学，他从神秘的阴阳五行出发，将整个世界都固定在这种模式之中，称五行的相生相克是“天次之序”且在历史观的问题上进一步提出了“三正”“三统”学说。“三正”是新王朝开始时轮流以建寅、建丑、建子之月作为新一年的开始，“三统”则是指每个王朝按照黑、白、赤三种颜色循环的改变服色。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此学说的提出正是为了论证封建集权的的正统性和君权的合法性，为封建统治的神圣性提供理论依据。这在当时分封制导致的诸侯权利增大从而威胁到中央的集权统治的背景下是尤为重要的。他还从阴阳思想出发，推演人世间的等级关系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又将汉之前就存在的“五常”与五行相配，巧妙地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思想合二为一，解决了汉初儒家思想缺少思辨性以及黄老思想统治下遗留的问题。政治制度层面上看，如强化“三纲”的宗法关系，实际上是使政治关系和宗法关系结合在一起，突出君主的权威，其次强化礼制，通过礼乐教化来制约民众，实现天下大治，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除此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举贤良方正、置五经博士、设立太学、强调忠孝思想、尊君重父、举孝廉等[4]。

2.独尊儒术背景下以“礼”为核心的图像解析

随着重孝道、举孝廉的影响日渐扩大，厚葬观念便开始产生，并风行于社会各个阶层。在汉代的世俗生活中，生死的问题往往与家族延续联系起来。综合血缘亲情以及礼仪规范等诸多因素，人们便产生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最重要的是随着这个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这个时期的人们非常重视丧葬过程，他们认为人间是温暖的，冥界却幽暗恐怖，仙境虚无缥缈令人神往，所以企图将人世间的美好与仙界的自由结合在一起，按照现实生活的模样在墓室中尽情再现展示，以此来化解冥界的幽怨。所以在天人合一思潮的影响下，墓葬变成了实现“合一”的最佳场所。画像石、画像砖墓便由此产生，它是汉代人自信力与创造性的物化形态，死者生前的荣耀与死后的向往都可以通过墓室这个媒介去传承与升华。一般服务于中下阶层人士，而贵族则以大型壁画墓为代表，这便是儒家思想中以“礼”为核心的等级制度的一种物化形式。汉壁画墓基本都是大墓，墓葬制度显然是跟画像石墓是有区别的，首先等级规制是高于后者的，规格空间的扩大为壁画营造了创作的场地。其次表现的内容自然也有所不同，比如在民间盛行的西王母图像在汉墓壁画非常少见。西王母的长生信仰具有民间性质，而主流社会中壁画墓更多描绘女娲的形象。究其根本则要从汉人眼中“神”与“仙”的不同一探究竟。当时社会“神”与“仙”是分开的，神是天神，仙则主要是长生不老的终极归宿。主流社会信奉“神”是因为即使成仙，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坐稳江山享受利益。所以墓葬制度完全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一个缩影，也可说等级制度一直都是墓葬制度的核心内容[5]。而且始终与国家制度的发展相呼应。国家制度的核心即是皇权至上，并对神权加以改造与利用，所以汉画像为代表的艺术领域也是统治阶级维护集权的一种宣传说教手段。除此之外汉画像中有很多描绘宴饮题材的图像，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宴饮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是一般的日常生活，也是为了维护宗法制度运行而制定的礼仪。儒家思想以“礼”治理天下，可以说“三纲五常”都是从礼乐文化中发展而来，这种伦理道德在画像中便显现出来。宴饮中的主人一般属于上层贵族人士，在维护礼仪方面会比中下阶层更具有自觉性，而且宴饮图一般会被放置在墓室最重要的位置，他们希望走进墓室并不是生命的终结，所以要将现实生活中的宴饮活动带入墓室。这也遵循了汉代人“死即长生”的认识，从而再次印证了汉人的思想观念。

此时的儒学是兼容并蓄的。董仲舒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对法家思想有所吸收，如将阴阳理论和刑德关系相对应，在强调德刑教化的同时，也肯定了刑罚的作用。《春秋繁露》中也有无为不争的思想，这显然是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神话题材的汉画像，都是严格按照道家的天人宇宙观和儒家礼制刻画的。此时的道家思想与神仙思想、阴阳术数以及民间流行的鬼神迷信相结合，与儒家的“天人感应”一起影响了汉画像内容的基本格局即四个宇宙世界：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间世界、鬼魂世界。这时期的图像主要体现对祖先的敬意与崇拜以及对另外一个世界的向往。人们对另外一个世界的认识由最初的畏惧到后来的合理利用反映在图像上就是商周时期礼器上的饕餮纹逐步被写实的图像代替。随着敬天恐惧感的减少与敬祖热情的递增以及对宇宙观的深入认识，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构造变得丰富具体起来。如在天上的世界中“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导，是无所不知且无始无终的。汉画像中的神是从道家对天的概念中引申出的带有神性的象征符号，如日神、月神、北斗七星、日月合璧等；在仙人世界中表现的多是以西王母为中心的昆仑山仙界，因为现实社会中寻觅仙人不死药以及求长生的社会风气促使昆仑山成为全社会的憧憬。在道家神仙思想中的阴阳观念和儒家神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两对主神系统：东王公与西王母、伏羲与女娲。在东王公与西王母的周围还围绕着一些象征着不死观念的复合体如玉兔、蟾蜍、狐狸等，大部分都肩生双翼，以示羽化登仙。伏羲与女娲一般都是人首蛇身、交尾或执日月，周围有童子、九尾狐等形象，象征着生殖崇拜与升仙长寿的双重功能；在人间世界中，多以表现现实生活为主，如男耕女织、采桑养鱼、冶铸酿造等。最后是鬼魂世界，对于这一世界中的描述并不复杂，主要通过分布在画面下层的车马行军图与过桥图为主[6]。汉人的宇宙观念中人间与天界是有一条天河的，人间与冥界也是有一条“奈何桥”，孝子贤孙为了让祖先安全度过奈何桥，轻松来往于两界享受祭祀，因此出现了许多车马行军题材的画像。因奈何桥是所有亡灵要经过的地方，为显示出祖先的威力与魄力便出现诸多《桥上战争图》。

3.有关历史、战争题材的图像解析

这一时期汉画像中还出现许多历史题材的画像，如武梁祠中的《鲁义姑姊》《秋胡戏婴》这些图像中的女性皆以自残或以死明志。统治阶级利用这种典型的例子在社会中起到榜样示范的作用，以“忠、孝、节、义”为内容来评价古代帝王与其他的历史人物，进而对全社会其他的阶层形成一个广泛的道德要求标准。根据这种道德标准将历史人像画分为两种，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正面人物行圣人之道，反面人物逆圣贤而行，正面人物得到赞扬，反面人物受到痛恨与唾弃，褒贬立现，从而达到兴教化的作用。如汉武梁祠表现“忠”题材的《李善抚幼主》，李善侧身转向左侧，手抚着一个婴儿，题榜之处写着“忠孝李善”通过一个简洁的画像将李善对李元的“忠”以及对李续哺育之恩刻画出来，从而达到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武梁祠也有许多关于“孝”题材的图像，如“孝孙原谷”“魏汤杀人”“董永卖身”等。女子的“节烈”在汉代是备受推崇的，如《楚昭贞姜渐台待符》画像中，楚昭王与夫人贞姜出游，把夫人独自置于渐台上，不幸江水泛滥，楚庄王派出的使者前往营救时忘带节符，被夫人拒之，待携符重返时已被江水淹没。这位循规蹈矩、恪守传统礼教虽在现在看来不可取，但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审美是以道德取向为标准的。与女子的“节烈“相对的是男子的“义”，《荆轲刺秦王》《要离刺庆忌图》中虽然结局都是以悲剧收尾，但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了乱世英雄的生存观，他们都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舍生取义，体现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儒家审美观念与最高的道德标准。

三、汉后期讖纬影响下的汉画像

1.西汉末与东汉初的社会背景

汉武帝执政时期进行的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对内以“推恩令”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对巩固封建势力起到了积极作用。“独尊儒术”为代表的文化政策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种价值取向。对外则解决了匈奴这个最大的边疆威胁，扩大了汉朝统治的疆域。但在晚年时期由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偏差，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首先随着战争的花费、大兴水利、多次巡游以及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巧取豪夺，出现了一系列的土地兼并、赋敛苛重、人民困苦、流民不断增加等问题，直接影响到经济基础的稳固，继而波及到上层建筑。如官僚体制问题的出现、吏治的腐败，使得百姓失去对统治阶级的信任与支持；其次酷吏的盛行，民心与朝廷走向相背。这些不适当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影响到王权的稳定。此时统治者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维持统治，需要神灵迷信神话自己，之前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中的阴阳灾异、荒诞迷信变得愈发浓烈，讖纬迷信逐步盛行成为西汉末至东汉思想领域的主流。

2.讖纬神学影响下的祥瑞图像解析

谶纬神学在两汉之际愈演愈烈，是一种利用图像或隐语来预测凶吉的语言符号，后来演变为改朝换代的舆论工具。如王莽改制与汉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其实都是为自己赢得话语权的一种表现，也是“天人感应”的深化形式，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融为一体，将天看作是万物的主宰，天以图像或隐语来表现对社会的认识与吉凶祸福，通过宣扬“君权神授”以此获得政治统治的资本。这种思想是完全基于人伦道德的基本哲学。这一历史时期画像多表现祥瑞的观念，出现众多的祥瑞画，如凤凰、神鼎、比翼鸟等，在讖纬美学的观点看来，祥瑞就是美的，吉祥是美好的愿望，以物像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也是民俗的集体无意识的显现。这时期常常刻画与帝王、圣贤的诞生有关的图像，如“女节梦接大星而生少昊，含始吞玉英而生高祖”中玉英出现的先决条件则是“五常并修”，只有社会风气醇厚，民风淳朴，生活富足的情况下玉英才会出现，以此象征大汉的天下前途无量。东汉刘秀建国后为了恢复国家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措施，使得经济得以恢复与发展，这时滕县汉画像中有嘉禾的形象，描绘了几根禾苗共同托起一支大的禾穗，意为天下和合为一，正好有效论证汉光武帝的政治统治能力。这些祥瑞图像都是为政治统治服务，成为巩固政权，粉饰太平的一种工具。

3.东汉后期汉画像中其他题材解析

在东汉中期国力又开始强盛起来，社会经济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革，官营工商业开始被庄园地主经济取代，大庄园的规模与数量都急速发展，这种经济模式促使厚葬之风又开始兴盛，汉画像石艺术开始成熟与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关于神仙、祥瑞题材的画像在原有刻画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复杂繁琐，但是遵循的母题没有变化[7]。此时的画像多是表现社会生活的题材，如四川成都扬子山2号墓出土的画像砖分上下两层，上层描绘着在莲藕间穿梭嬉戏的小鱼，田边树下，两人张弓仰射，下层则是一组分工明确的收获图，渔猎与农业互为补充，寓意着人们美好祥和的幸福生活。此时的狩猎已经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与祭祀和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检查军事力量的一个评判标准。狩猎活动结束后狩猎者必须回到宗庙，把猎物当作牺牲举行祭祖典礼，所以宗庙内的装饰壁画中会出现许多关于战争与狩猎题材的图像。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西壁的汉画像中总共有六层，其中第四层中《胡汉战争图》描绘了一幅雄浑壮阔的战争图像，画面的内容复杂且详细，通过献俘、交战、胡王几个画面把交战双方的军情与战争的敌我状态都充分描绘出来，利用这种屠杀战俘的做法来表现宗庙中的祭祀仪式，又能彰显出汉王朝的国力强盛，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山东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顶画像上的猎人最为威猛，其中一人肩扛一只野牛，另一只手还与前边的猎人共抬一只已毙命的老虎，与他合作的猎人也是肩扛一只老虎，在他们的前边还有两位猎人，同样的也是单手扛起一只已毫无反抗意识的野猪，通过这些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代劳动者的自信与豪迈。

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的汉墓画像石中的《庖厨图》占据了整个画面，画面中最上面一层挂满各种食物，一人切肉，两人叠案，仆人在杀鱼、烫鸡、宰羊、杀猪，整个画面多达四十余人但大家都在有条不紊地劳作着，一片繁忙且欣欣向荣的景象，通过这幅图像可以看到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多彩。此时的农业、渔业、牧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冶炼技术也达到很高的铸造水平。再如甘肃嘉峪关出土的一组庖厨图中，一人盘腿坐在木案旁边切肉，另外一人则手持串肉的铁叉在炉火中进行烤制，足以可见当时食物花样的繁多与当时人们生活的富足。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描绘了当时大庄园宴饮的场面，在画像的中间是《乐舞百戏图》，画面一侧佣人忙碌着烹饪，有的在烫猪，有的在宰羊或切鱼；画面的另一侧是一个大谷仓，谷子停放在仓前，管家坐在仓边品茶的同时也在监督着家奴收租，中间是宴乐的场景，有骑马表演、飞剑、跳丸、顶杆戏等[8]。歌舞百戏都有乐队伴奏，乐师以踏鼓为指挥，一边吹笛弹琴一边击鼓撞钟，宾客间也相邀起舞。反映出汉代人们飨宴的丰富多彩，不只是简单的宴客，而是一种综合的娱乐，全面的享受。

作为汉代墓葬绘画的汉画像，首先不仅满足了汉代历史时期不同阶级的人物对于死后另一个世界的追求，也反映着现实生活的等级制度、忠孝伦理、哲学思潮。以便于通过生动客观的图像再次体会到汉人的理想与希冀，感受着汉代“深沉雄大”的国家情怀，这种集雕刻与图像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构成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也对后世几千年墓葬绘画产生了具大影响。汉代墓画像是佛教未进入中国之前本土艺术的代表，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艺术特色。它灵动洒脱、极富进取精神、浪漫的特点铸造了汉代生动活泼的艺术精神，也为六朝人文思想的活跃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