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研究

2021-03-24李士芹伊方舟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21年1期

李士芹伊方舟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作为党的杰出理论工作者，基于向党内外阐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体系建设、将唯物史观的学术研究统一于政治实践的需要，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结合抗战实践，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特殊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立足本土文化与历史，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其理论研究对于探索唯物史观当代中国之形态仍具有启示意义，启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学理性与整体性、政治性与人民性、民族性与批判性。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唯物史观;中国化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使得“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1 〕。全面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革命与抗战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与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艾思奇等理论工作者在中央领导下译介唯物史观经典著作，研究和阐释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实现了创造性发展，并且对于探索唯物史观当代中国之形态仍具有启示意义。

一、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背景分析

全面抗战时期是艾思奇的哲学研究从“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变的重要时期。在延安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艾思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抗战实践，解释与宣传党的政治路线，承担青年干部培养工作，基于政治性与学理性原则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体系的发展。

（一）向党内外阐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蚕食中国全境，国内抗日的阵势逐渐从局部性转变至全国性。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2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问题，需要我们党及时运用唯物史观对当时我国社会的国情、性质、矛盾以及革命基本情况作出正确分析，严谨、客观地解答问题，驳斥投敌、反共分子，使全国人民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唤起民众的民族与阶级意识，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此外，抗战爆发后，来自全国不同地域、不同教育背景的青年、知识分子汇聚延安。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但他们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学习革命的理论、不研究抗日救国方法，便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抗战革命形势。因此，加强马列理论教育，“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3 〕526。于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艾思奇等理论工作者科学运用马列理论解答党员干部及工农群众在抗战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指导党员干部、工农群众对辩证法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理论学习。1938年下半年，艾思奇和吴黎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着手编写系统讲述唯物史观的教材。这部教材以《唯物史观》为书名，于1939年3月在延安出版。同时，上海生活书店等将书名改为《科学历史观教程》出版发行，之后，该书在各抗日根据地及国统区均有再版翻印，得到广泛发行。作为当时党内阐释唯物史观最系统的通俗教材，艾思奇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阐释唯物史观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旨在帮助国统区民众理解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要求，同时，辅导初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党员、干部系统学习唯物史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立场，进一步强化民众对党的抗战路线的认同。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体系建设的需要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领域惯以“苏俄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现实革命问题，随着抗战形势愈加复杂，这种理论倾向使忽略客观实际与中国历史、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普遍化甚至绝对化的问题更加突出，而一些革命经历比较丰富的党员干部片面强调过往经验知识，忽视理论学习与研究。针对此种状况，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论任务。另外，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兴起的新启蒙运动影响下，“学术中国化”的声浪此起彼伏。艾思奇作为主要代表之一，将“学术中国化”的理念带到了延安，服务于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体系建设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首先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体系建设，认为当时“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 〔4 〕491，以适应激变的抗战形势，实现较大程度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他指出：“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 〔4 〕774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建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也开始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为中心，逐步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发展。如何发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作用，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等学术体系建设，培养并壮大我们党的人文社科学术队伍，也是艾思奇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所面临的课题。

（三）将唯物史观的学术研究统一于政治实践的需要

在上海的时候，艾思奇对唯物史观理论主要以学理性研究为主，在阐释唯物史观理论时也多以大众日常生活中熟知的事物为例。对此，可从他任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期间发表的《意志自由问题》（1935年2月）和《非常时对宗教的态度》（1935年12月）等文章中管窥一二。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直面严酷的战争环境且亲身经历革命，因而对唯物史观理论的哲学研究更突出党性与政治性，“明白地积极地把阶级党派的政治任務作为本身理论论争和研究的任务” 〔4 〕544，对唯物史观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主线意识皆围绕革命话语与抗战主题，将唯物史观的学术研究统一于政治实践。比如，他在抗大为部队军政干部以及全国各地到延安的青年讲授唯物史观;担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时，以唯物史观解答基层工农群众来信中的困惑;在延安整风期间主编《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翻译马恩列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经典论述。全面抗战时期是艾思奇一生中实践活动最为丰富和理论研究最为高产的阶段，这位出身书香门第、自小接受中西方哲学思想教育的哲学家，将济世仁心与思辨哲学统一起来，在抗战实践中增强了政治敏锐性，坚定了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将唯物史观的学术研究统一于政治实践。

二、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

（一）结合抗战实践，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发展首先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相较于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在清末民初便为国人所传播，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李达等系统介绍，到20世纪30年代已作为完整的哲学体系被国人了解。但因恶劣的政治环境所限，虽仍有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专著问世，但很少能直接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与具体经验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1937年李达于上海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受形势所限没能具体分析中国社会与革命问题，透辟的哲学术语也略显晦涩。因此，艾思奇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科学阐述既要充分结合抗战实践，又要满足普通党员、工农群众、青年、知识分子学习唯物史观理论的逻辑要求。

艾思奇与吴黎平合著的《唯物史观》一书，是在吴黎平1930年编写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其中，第五章《民族与民族斗争》和第六章《家族》为艾思奇增写。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艾思奇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民族理论：第一，论述了近代民族形成与近代民族革命战争的必然性问题。“被压迫民族反帝的武装斗争，是帝国主义的民族侵略和压迫所引起的结果。” 〔4 〕634艾思奇按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指出近代民族是在封建主义崩溃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的产物〔4 〕627。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内部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分〔4 〕628，而民族之外，因资本主义世界里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必然导致民族的压迫和剥削。来自异民族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必然要产生民族问题与革命斗争〔4 〕630。“在中国，就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自卫的抗日战争。” 〔4 〕634第二，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政治路线。艾思奇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产生环境、斗争对象、组成范围有别于人民战线〔4 〕637，因此，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其政治路线是彻底争取民族独立解放〔4 〕640。为此，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必须在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警惕妥协派，直到实现民族的最后解放。

民族理论与家族理论紧密关联。艾思奇根据唯物史观对家族问题也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家族关系是人类为继续和发展生活而进行自身生产所形成的关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制约着一定时代、地域的社会制度〔4 〕649。同时，家族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其形式也要适应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形式〔4 〕650。艾思奇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家族关系发展的具体情形，其中，他分析道，中国的封建家族形式和家族关系并非建立在道德观念上，而“是中国的封建经济基础上，适应于中国的过去的低度生产力水准（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的家族形式” 〔4 〕650-651。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式宗法家族形式必然发生变化。因此，在全面抗战的历史条件下，一切行动要服务于抗战的利益，冲破旧式家族关系的束缚〔4 〕671，将中国传统家国同构思想统一于全民抗战的事业之中。

（二）分析中國特殊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理论界有立足之地，离不开对中国特殊性的准确解读。科学分析中国社会不仅关系着革命必然性、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的解答，也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权的领导，以艾思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承接了这一理论任务。1940年2月，艾思奇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特殊性与中国革命问题，驳斥了闭关保守派，捍卫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

叶青等人认为中国有其特殊性，主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上审视外来科学文化，否认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4 〕766。艾思奇以唯物史观立论驳斥了这一主张，他指出，“中国不能在落后的半封建的状态下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自由，这就是进步的革命运动的必要性” 〔4 〕767。不仅如此，从革命的条件来看，在近百年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产生了具有高度觉悟性和组织性的无产阶级、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农民群众以及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为中国进步的革命运动提供了可能性。闭关保守派否认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自古就有革命传统，因此不需要舶来品。对此艾思奇驳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革命思想的，但这种自发、感性的革命思想不能完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正确性则能够为中国的自由与解放提供理论指导。首先，马克思主义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就“证明它的一般的适用性” 〔4 〕775。其次，马克思主义可以提供客观的具体的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以它一般的正确的基本原则为问题研究提供方向引导。最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行动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凡是有了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4 〕778因此，中国的革命必然会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发生，革命的基本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成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主要的，而且是最坚决的动力” 〔4 〕780。

（三）立足本土文化与历史，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全面抗战时期，日寇的奴化思想与反动派的文化复古逆流，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3 〕695，从文化领域破坏全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抵御反动派的文化侵蚀，吸引和争取其他阶层和阶级的信任，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3 〕663。民族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历史，推进“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3 〕698建设，也是艾思奇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课题之一。

一是艾思奇通过整理、批判、运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朴素唯物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体系建设。中国传统哲学中存在的朴素唯物论是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土壤之一，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体系阐述唯物史观，有助于拉近党员干部与理论的距离，深化他们的理论认识。例如艾思奇引用孟子名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来论述物质保障与精神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民族或个人的生存首先要以物质的生存为基础。“生活没有保障，就要叫民众讲精神道德，是做不到的。” 〔4 〕312同时，艾思奇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间的契合点。以共产主义思想为例，他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 〔4 〕683，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再到孙中山，都有着“大同社会”的理想憧憬，“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 〔4 〕683。当然，在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契合性时，艾思奇也沒有忽视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局限性。1939年11月，在《关于三民主义认识》一文中，艾思奇分析道，“孔子的思想不能超过封建的社会秩序的范畴，他的大同世界不过是把它理想化了;老子的理想，也只是对于原始的自然经济的憧憬” 〔4 〕749。艾思奇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理论土壤，以中国传统哲学话语解读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审视中国传统哲学，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体系建设。

二是艾思奇通过批判旧道德，阐述“共产主义新道德”，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的发展。1938年9月，为回击国民党对共产党道德观的污蔑，艾思奇发表了《共产主义者与道德》，以唯物史观作指导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思想，审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共产主义新道德”之间的关联性，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道德的基本问题。首先，他认为道德具有历史相对性，批判了认为道德永恒不变的绝对主义道德观，指出“一切道德规律的具体内容，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 〔4 〕525。因此，没有永久的道德的教条。其次，他论述了道德的阶级性标准，批判了那种认为道德没有真正标准的相对主义道德观。特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道德标准是该社会要求的最高的善，因此，在阶级社会里，“要想找超阶级超时代的善恶标准是不可能的” 〔4 〕527，共产主义者的道德观念，以无产阶级的利益及前途为标准，包含着“无阶级、无剥削，人类间真正亲爱互助的将来社会的精神” 〔4 〕528。最后，他论证了共产主义者的道德与民族道德的一致性。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模范行动发扬了民族道德。同时，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是具体的，其道德要求是由所处的时代环境、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人民大众的需要所决定的。“在中国需要民族革命或民主主义的时候，共产主义者是坚决地而且是最彻底地为着民族道德和民主主义而斗争，并且在将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当中，同样地是继承着和发扬着民族的道德。” 〔4 〕531因此，新民主主义道德最终会在抗战实践中被证明是民族道德中的最高表现。

三是艾思奇阐述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上的运用问题。20世纪40年代，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3 〕533具体而言，就是要“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资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科学道路上” 〔5 〕。1941年3月31日，艾思奇发表了《辩证法唯物论怎样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一文，分析了唯物史观运用于史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如何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于第一个问题，艾思奇指出，要“承认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社会的物质运动的一定的表现形式” 〔6 〕217，并“着重指出社会精神生活对于物质基础的反作用，指出它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6 〕220，最终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下获得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6 〕222。对于第二个问题，艾思奇围绕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展开分析：首先，要坚持联系的观点。社会历史现象是在一定联系之下的现象，也是为一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现象。其次，要坚持运动的观点。社会历史现象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社会秩序。再次，要坚持发展的观点。要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中新的因素怎样在旧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发生和发展起来。最后，要坚持矛盾的观点。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斗争的条件、内容与手段，研究社会的精神生活以及社会思想意识的新旧斗争，研究革命思想“怎样影响了群众，为革命的群众所接受，怎样掌握了群众” 〔6 〕228。艾思奇虽非史学工作者，但他基本上说清了唯物史观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问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原则。

三、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关于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特点及有益启示

（一）要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学理性与整体性

唯物史观是极其严密的哲学逻辑体系，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首先要把握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辩证关系。最早传播唯物史观的知识分子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才将唯物史观简单化为“经济史观”“革命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受到质疑。艾思奇对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学理性研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他指出，“要真正把握辩证法唯物论，就首先要同时研究唯物史观” 〔4 〕727，真正的辩证唯物论者要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研究事物具体的辩证法。唯物史观能够为革命的实践提供正确的方法与指针，也就使得辩证法唯物论成为最革命的哲学思想，又在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深化民众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同时，艾思奇坚持唯物史观的整体研究。唯物史观是完整的理论体系，只看到或只用到其中某一方面的理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抗战实践中，艾思奇基于完整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论证中国革命问题：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到群众观、从阶级斗争到国家学说全面阐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论述虽各有侧重，但并非单一的抵御日寇、投敌与反共分子的暴力革命论，否则根本不能说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前所未有，如何运用唯物史观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阐释这些变化的内在本质与未来趋势，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任务之一。在学习借鉴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当前理论工作者要继续展开唯物史观的学理性与整体性研究。具体来说，一要“回到马克思”，通过不同于传统的文本学解读和经济学考察的方式，追问“马克思文本表层语句背后潜藏着的更深一层的构境意义，即话语的隐性逻辑” 〔7 〕，更进一步挖掘唯物史观的思想内涵，特别是掌握唯物史观内在的思维特性，从而研究世情与国情的发展变化。二要“走进马克思”，即要基于唯物史观的整体性研究，解答唯物史观在当代语境中遇到的新问题。坚持整体性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成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复杂社会形态的经验之一。现如今，新时代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新智能时代人民主体性发挥问题等，仅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某一问题的个别论断或结论无法完全阐释清楚。因此，必须立足实践，基于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展开研究，从而丰富与发展唯物史观，并以发展着的唯物史观指导问题的解决，实现唯物史观在实践中的发展与发展中的唯物史观指导实践的统一。

（二）要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政治性与人民性

哲学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矛盾尖锐激化的社会背景下所展开的理论交锋，本质上是哲学形式上的党派斗争，因此，哲学也具有政治性〔4 〕543。唯物史观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必然带有阶级性与政治性。哲学为政治服务是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价值遵循，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的研究呈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他运用唯物史观论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性与领导权问题，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对内教育党员干部理解政治任务，掌握政治纲领，了解政治联盟对象。也正因此，艾思奇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始终坚持人民性导向。他研究人民的理论需求，坚持普及与提高的原则，编写唯物史观教材，服务于抗战教育。正如他在《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谈道：“一切真正科学的理论，决不是毫无立场的理论。” 〔4 〕495他研究人民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运用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把抗战过程中的生活案例、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故事、名人名言融入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阐述中，旨在使唯物史观成为人民大众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显得更为突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8 〕确立下来，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再次重申这一根本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然要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彻底性。“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9 〕当前，最能深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根本所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論成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21世纪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 〔10 〕，这就对唯物史观当代中国形态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任务，即从唯物史观创新视角研读与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来说，就是要运用大众化、时代化与民族化的话语体系以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实践，从唯物史观整体性研究中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个理论内容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精神实质;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从创新思维方式的高度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在的唯物史观思维特性，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人民群众在思想上与精神上的紧密团结，这也是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人民性的内在要求。

（三）要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民族性与批判性

民族性是艾思奇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特征。处于特定国情、文化和历史中，如果不研究国情、文化、历史，就不能正确认识面临的问题，自然也无法提供民族的、科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难免走上教条主义的错误道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错误在于“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 〔11 〕。无论是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还是驳斥反动的道德观，艾思奇都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作为自己的论述起点，研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具体情况，最后再落脚于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上。这一时期，艾思奇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从论述内容到语言方式都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此外，艾思奇还紧密结合民族性特征，对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批判性整合，形成了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他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价值、方法与内容方面存在契合性的部分，并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性地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为中国传统哲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 〔12 〕341，“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12 〕340。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民族性指明了方向：其一，要掌握中华民族精神与思维方式的形成、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以人民群众为理论受众主体，运用中华民族特有的叙事风格与内容表现形式，围绕中国现实问题与人民群众的思想困惑展开研究，实现唯物史观中国式语境的转变。其二，要加强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尤其要强化对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析取出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唯物史观理论的逻辑对接点，并予以合理改造，实现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唯物史观理论的民族性表达，在唯物史观中国化的过程中使大众深化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认同。其三，唯物史观理论能够始终保持其时代性与科学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其内在蕴含的批判性。因此，要在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过程中，把握好批判性与建设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批判地看待外来文化资源，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促成两种文化的内外联动，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与“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唯物史观是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人们探究现实问题提供了方向指引。百年来，“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3 〕。当前理论工作者应从我们党百年唯物史观中国化研究中汲取经验，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丰富内涵与现实需求，阐述与宣传唯物史观的最新理论成果，思考与解答唯物史观在当代语境中面临的新问题，继续彰显唯物史观的时代性与科学性，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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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5.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