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迎春

摘要：近两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学界业界也纷纷展开研究。目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主要围绕为什么建、建得怎么样、怎么建三部分展开，呈现出学界和业界相互补充的良好局面，但研究成果仍缺乏可操作性与学理性思考。未来相关研究可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学术概念、身份认定、研究对象、技术条件、建设效果、问题瓶颈以及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角色等方面展开。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 舆论引导 现代化治理 研究综述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正处在从“全覆盖”转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按照中央的部署，2020年底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实现全覆盖，并逐渐将其建设为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现阶段的县级媒体在经过搭建新媒体平台的物理融合之后，开始进入深水区。

笔者梳理了2017-2020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篇名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900余篇文献资料，发现目前我国传媒界主要围绕为什么建、建得怎么样、怎么建三部分展开研究。学界通过广泛的问卷调查与深入的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分析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现状，进一步结合智媒时代提出建设性意见。业界则从微观视角切入，通过分析自身供职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路径，提供建设经验，挖掘现存问题。总体上，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相关研究遵循从宏观到微观、从单一到多样的演进规律，并呈现出学界和业界相互补充的良好局面。

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意义

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意义的研究，目前总体上持积极态度，普遍认为其对国家现代化治理、新型传播体系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舆论引导工作有积极意义，但难度大、挑战多。

1.国家治理角度。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也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多数研究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承接着县域的综合性服务功能，是我国治国理政的新平台，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正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新闻思想的展现，因此应将其看作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予以重视。也有研究表明，当下我国基层政治出现“脱嵌”取向，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正是实现“脱嵌”到“回笼”的政治性决策。同时，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还是巩固思想共识、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加快农村脱贫步伐，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2.主流传播体系角度。作为最基层的媒体，学者们普遍认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有利于健全我国主流传播体系。县级融媒体中心本身体量较小、转型的困难与成本更低，其建设与发展有利于加强党和群众最直接的联系，打通舆论引导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形成大中小共生的媒体融合发展格局。

3.互联网舆论环境角度。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的渠道下沉策略给农村地区的舆论引导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彻底改变了现阶段基层社会信息消费结构和传播格局。但反观历次传统媒体的改革布局，对社区空间的忽视已逐渐将这一与群众联系的生命线送给了互联网。因此，应清醒地认识到，开展“通路下沉”，加强农村地区的主流舆论引导已迫在眉睫。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有利于避免基層地区受到不良自媒体的影响，占领县域信息传播制高点。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状分析

围绕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现状，学界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进行量化和质化的宏观现状剖析；业界则对自身所供职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行个案的呈现。

1.学界剖析。学界的分析切入点为模式分析及现存问题剖析。在建设模式上，按合作模式可划分为“单兵扩散”和“云端共联”两个基本路径，前者更具自主性，但连接性不够；后者能实现更好的连接，但自主性易受影响。按媒体属性可划分为四种模式，“广电+报业”的中央厨房模式、广电主导的移动传播矩阵模式、县域传媒集团模式以及借力省级媒体云平台模式。

研究中也发现，目前县级媒体融合过程中在政策推力、市场拉力以及专业原力三方力量上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弱势，具体而言，就是缺乏长效规划、基层条件不足、盈利模式滞后、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这也表现在现阶段融媒中心难以兼顾盈利与新闻宣传的双重任务，所谓的“建成”只不过是“挂牌”。整理大量文献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根源已久，错综复杂，依赖于单一的部门改革难以解决，需多方考量。

另外，从技术角度出发，首先，技术升级可能带来“刚性冲突”和“技术变形”隐忧；其次，技术安全性的等级保护定级还未达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2.0制度建设目标，隐藏着安全建设风险，特别是在5G大规模普及的当下，技术的快速迭代，对网络安全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关5G主导下的媒体融合研究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云技术+”和“物联+”的新传播格局正在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广播电视网络架构可能会被全面取代，但有关这方面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研究仍较为缺乏。

2.业界分析。业界的分析切入点为省级云平台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经验。一般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嫁接在省级平台上（除具有平台自建能力的县），从技术支撑的角度，省级云平台的经验介绍能更全面地呈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状以及不同层级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江西的“赣鄱云”、江苏的“荔枝云”等，通过云平台连通、内容共享、服务共用以及矩阵联动的方式，将省市县媒体连成一张网，有效提高新闻生产力与传播力，助力基层服务。

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经验介绍中，甘肃玉门的“一中心四系统+爱玉门APP”模式使新闻传播方式更丰富，政务服务更便利，生活服务得以开展，舆论监督更易落地。浙江的“长兴模式”促进平台建设相互融合，内容建设深耕本土，运营模式实现“媒体+”。湖州市县级媒体的经济效益、改革动力、发展路径、工作机制、开明领导、思路特色以及品牌提升是其融合优势。尤溪县融媒体中心在疫情期间和国家推进脱贫战略中发挥出了作为县域治理重要一环的积极作用。可以看出，各县基于自身实际情况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模式，部分县域还显现出一定的积极效应。

总体上，尽管学界与业界对建设成效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在内容呈现上都有涉及体制机制的转变、技术的革新、人才队伍的壮大以及融合理念的推进四个方面。学界对当下的建设成效更多持保留态度，如对县级媒体“自我造血”能力以及其改革环境的担忧；业界则更为乐观，多篇论文呈现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对问题着墨较少。同时，该部分研究还表现出两个问题：一是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缺乏多样性，传播是由传者、受者以及渠道等多元素组成，但目前针对县级融媒体的研究仅局限于媒体本身；二是现存研究普遍为微观的个案效果呈现，缺乏宏观效果的探究。

三、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路径

针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路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宏观的路径目标和微观的具体措施展开探讨，普遍认为要遵循连接思维，加强资源整合，促进服务型媒体的建设。但随着建设进入深水区，在开展服务上，政务部门的配合程度、中心能否扛起县域改革的大旗等现实问题，使措施的可操作性再次受到考验。

1.宏观的路径目标。融合不是目的，转型才是根本，学者们纷纷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转型为新型主流媒体、县域信息枢纽以及县域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手段等。从打造新时代的新型主流媒体出发，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利用互联网规律连接创造出新的价值，形成注重个体资源整合和纵向平台兼容性的“网络嵌套”系统，以媒体为圆心扩展相关业务本领，形成基于“互联网+”的城市运营商。基于县域现代化治理的目标，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质是在“去中心化”的网络传播环境下实现一定程度的“再中心化”，但目前，公共服务和县域融媒体的融合，以及县域融媒体和既有基层传播网络的对接正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难点所在。因此，首先可通过介质内部的打通与共融实现媒介融合，其次在政府公信力背书下实现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的功能融合。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实现和既有基层治理网络的连接，这需要当地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支撑，也需要基层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相关研究也应着眼于此。

2.微观现实举措。伴随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实践，发展过程中问题不斷涌现，相关研究也逐渐细化与深入。首先，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单靠县区级的力量难以突破，需要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应是各地县委县政府。其次，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整合传播资源，以技术力量为驱动，以体制机制和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支撑，掌握“新闻+政务+服务”的运营资源，处理好理念、内容、平台、场景等关系，朝着创新增量、“服务+”、市场化等方向转变。这些建议基于广泛的实地调研，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随着国家现代化治理进程的加快以及智慧城市建设布局的铺开，县级融媒体中心又该如何尽快抢占主阵地、掌握主动权？有研究表明，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部分地区“新闻+服务”的模式未能真正助力其现代化转型，今后应找准群众需求“痛点”，沿着“创造公共价值”的路径，助力矛盾化解在基层。对媒体自身而言，虽然多数地方提出增加新媒体人才岗位编制，但现阶段编外用工的需求仍不断增大，保证人员稳定性也是亟待研究的问题。从媒体内容特性出发，如何依托自身作为社区媒体的空间距离的接近性优势，进一步发挥内容的服务性、彰显文化的特殊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四、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意义、现状及建设路径已有了整体把握，但也能发现，这些文献中仍存在部分盲区，这些研究盲区主要受现实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迅速变化的影响、县级融媒体中心改革进程的局限以及研究者自身不足的限制。

第一，目前的研究普遍缺乏学理性思考，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持续推进过程中，需明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学术概念，从全国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中归纳出普遍性逻辑，以此推动国家媒体融合的进程，贯彻落实中央相关政策。第二，县级融媒体中心对县域治理带来什么影响，从最直接的治理方式的改变到治理逻辑的升级，再到治理格局、体制机制的变迁，未来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又将发生什么变化？第三，从上述整理可以发现，多数研究对象仅局限于媒体本身，缺乏外部环境的反馈。比如，以人民为传播中心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人民？因此，今后应扩大研究范围，增加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受众思想和行为影响程度的效果研究。第四，技术的日新月异给县级融媒体中心带来了新挑战与新机遇，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将如何搭乘5G建设的快车助力县域现代化治理？上述文献中虽有基于5G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研究，但都未有深刻的论述。第五，前期的研究多倾向意义和现状的探讨，进入建设深水区，阶段性的建设成效也应受到关注，因此效果层面的研究应提上日程。在持续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其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政策推动的表现力如何？第六，业界的研究不仅仅要呈现建设成效，更应该呈现建设问题与瓶颈，如体制改革的瓶颈、市场拓展的困境、资源获取的阻碍等，以此能更全面的剖析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状，提出更具实操性的建议。第七，社会治理格局变化引发出对各类建议的可操作性的追问，包括在县级媒体承担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以及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位置。如今，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正在加紧扩大智慧城市建设布局，按目前研究可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未来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和智慧城市设想相重合，这对增强意识形态安全具有积极效果，但如何稳住这一市场，上述文献中并未涉及。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陈国权.中国县级融媒体中心改革发展报告[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04）.

[2]谢新洲，朱垚颖，宋琢谢.县级媒体融合的现状、路径与问题研究——基于全国问卷调查和四县融媒体中心实地调研[J].新闻记者，2019（03）.

[3]李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模式、关键环节与路径选择[J].编辑之友，2019（03）.

[4]杨明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实与前瞻[J].新闻战线，2019（03）.

[5]张诚，朱天，齐向楠.作为县域治理枢纽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刍议——基于对A市的实地研究[J].新闻界，2018（12）.

[6]朱春阳，曾培伦.“单兵扩散”与“云端共联”：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基本路径比较分析[J].新闻与写作，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