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来 李劭强

摘要：应对包括疫情在内的重大突发事件，需要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新闻舆论的“四力”构建是提升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的根基。其具体路径包括：在议程精确设置中提升新闻舆论公信力；在事件深度报道中提高新闻舆论影响力；在受众黏性增加中扩散新闻舆论传播力；在共识有效构建中增强新闻舆论引导力。

关键词：疫情报道 新闻舆论 “四力”构建

2020年2月23日，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指示：“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新媒体时代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指明了战略方向。在新媒体时代，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面临新的挑战，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是做好舆论引导的前提和基点。如何提升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成为亟须展开的研究命题。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说：“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只有切实提高新闻舆论的“四力”，才能在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显著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

一、议程精确设置与新闻媒体公信力

按照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界定，重大突发事件指的是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在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传播中，存在着多重主体力量展开博弈，信息需求与供给呈现断裂与内爆的矛盾状态。此时，媒体公信力决定着人们信息选择和意见接受的倾向，也决定着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

媒体公信力构建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内在的价值追求与专业框架，受众未必能够完全洞察，人们更多是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来对媒体的公信力进行判断。在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这种议程设置的能力表现为：事件发生之前的预警、事件发生之时的引导、事件结束之后的反思。这是主流媒体社会瞭望、守望、展望功能的体现。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总有其过程，有其端倪，虽然事件的发生是突然的，但媒体的本领恰恰在于事件变化之时的敏感应对，新闻本身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新闻媒体理应承担起船头瞭望者的职能。但在很多时候，媒体并没有在事件变动的第一时间发出预警，其原因是新闻敏感缺失而造成的盲视，或是新闻职责缺乏而造成的失语，但结果都是预警功能的丧失。当媒体的预警功能丧失时，其议程设置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也就随之丧失，这种丧失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媒体公信力的判断。

在舆论引导时，需要对事件走向和舆情动态有精准的把握，以做好主流舆论的有效引导。一方面，事件的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全程媒体的视域下，媒体应在事件发生的每个关键节点发出权威声音，以引导事件的发展走向；另一方面，舆情的发展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受众地位提升的新媒体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应该充分体现在对舆情诉求的精确捕捉与及时回应中。当议题可以整合事件发展过程和舆情发展动向时，议题设置的同频共振功能就能发挥作用。

以2020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通讯《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人民——献给疫情防控斗争中的武汉人民》为例，在防疫人民战争进入攻坚阶段，需要一篇新聞作品来弘扬武汉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来感谢武汉人民为疫情防控所作出的牺牲与努力，来鼓舞信心、激发斗志、抚慰人心。“英雄的城市与英雄的人民”的议题设置，就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个庄重而激昂的主题，让人们对战疫中的武汉人民心生敬佩，对打赢消灭疫情的人民战争充满必胜信心。

当然，按照事件发展的规律与舆论引导的进程，在事件结束之后还应该对整个事件进行反思、总结、展望。从舆论监督的角度，要对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剖；从正面宣传为主的角度，对战胜疫情中的典型进行宣传，经验进行总结。这都是以议题设置塑造公信力的思维和路径。在新媒体时代，当众多传播主体开始争夺话语权时，议题的精准设置可以极大地提升新闻舆论的公信力。

二、事件深度报道与新闻媒体影响力

新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的理念在发生变化。传统媒体报道中，因为出版周期和发表流程的限制，对新闻之“新”有所强调，把新闻定义为“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时效性是判断新闻价值的重要标准，也是新闻成为新闻的“由头”。同时，因为版面有限和时段限制，媒体在新闻报道时集中报道新闻的简单动态，从新闻的六要素出发，对新闻事实进行简单的描述和勾勒。于是，狭义的新闻就被定义为新闻事实简明扼要的报道。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的这些属性都在发生着改变，“新”不再是新闻成为新闻的核心依据，新闻的时效性逐渐变成新闻的即时性，所有在新闻现场的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传播关于新闻的信息，专业媒体的优势在逐渐消失。新闻的事实报道也不再能区别专业新闻媒体与自媒体，现场直播等技术完全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事实报道者。在事实报道层面，已经出现了信息相对过剩，如果主流媒体再将视角聚焦在有限的新闻资源上，只作简单的事实报道，则最终的新闻作品将成为冗余信息——对于通过各种渠道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的受众而言，这样的新闻没有多少实际参考意义和判断意义。主流媒体应该将视域投射到事件的深度阐释与报道上，通过全面而深刻的深度报道获得舆论引导的话语权。

以疫情报道中的《新闻1+1》为例。2020年1月20日，疫情防控突然出现新动向，武汉两日内新增病例飙升到136人，上海、北京、深圳开始出现输入性病毒感染者，而春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疫情情况如何、如何防控等问题摆在公众面前，亟须做出深刻分析和权威解读。当晚，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就疫情防控的关键问题与钟南山院士进行连线。在这期题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情况如何》的节目中，白岩松通过采访钟南山院士，对疫情与SARS的区别、疫情的危害性、人们该怎么防护等议题进行了详细展开。特别是通过采访将病毒存在人传人这一关键性信息进行了及时公开。

自此，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和社会对病毒的防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闻1+1》不仅成为阐释事件的深度报道与评论的新闻节目，也成为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工具。此后，1月27日至2月10日，《新闻1+1》每期专题皆为“今日疫情分析”，对当天的疫情动向与防控重点进行深度解读，通过节目传播了权威的声音，提供了专业的分析，成为公众认知疫情的主要渠道。《新闻1+1》通过其具有深度阐释力的报道与评论成为舆论引导的有效工具。

三、受众黏性增加与新闻媒体传播力

在传统大众传播中，传者和受众的关系是明确的二元对立关系，传者处于传播的中心，以垄断的传播渠道和专业的传播内容对传播对象实现着影响与控制。传统大众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知沟理论等因为大众传播格局的稳定而生效。无论是强效果还是有限效果，大众传播中的主流媒体具有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他们通过对信息传播过程的有效控制引导着舆论的走向。在舆论的生成、引导、沉淀过程中，主流媒体的引导地位显而易见。

在新媒体时代，传者和受众的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受众因为技术赋权而成为信息过剩时代的用户，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接收信息，甚至他们重新定义着新闻和新闻的生产。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舆论工作也面临着新的背景、新的挑战。在事实传播层面，碎片化的信息弥散在媒介环境中，既丰富了人们认知的角度和图景，同时又因为真相的断裂而造成认知的模糊与摇摆。价值传播层面，基于各种立场的阐释主体既拓宽了人们理解的视域与空间，同时也因为众声喧哗而造成判断的错乱和权威的失语。此时，谁能与受众产生紧密的联系，谁就能成为受众的首选。

因此，在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中，应该看到受众连接的重要性。通过什么样的传播形式，以何种传播内容与受众建立更加稳定的传受关系，从而提高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效果，成为主流媒体需要思考的问题。2020年春节期间，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正在争分夺秒的抢建，传统新闻报道的思维是关注建设中的节点，对建设中涌现的好人好事进行报道。中央电视台却以慢直播构建了一个全国人民在场监督的大场景：通过技术构建的场域让每个人都有一种在现场的沉浸感，通过可见的直播让每个人内心的紧迫感变成一种监督和参与的自觉。

因为央视的“云直播”，“云监督”成为特有的一种舆论景观。据央视统计，自2020年1月27日开设云端，多机位全天候不间断直播以来，共吸引近1.2亿人次在线“云监工”。其中，1月30日13点30分，有6000多万人参与到直播过程中。在观看慢直播时，网民还为参与建设的设备取了流行的网名：送高宗——混凝土搅拌车、焊武帝——电焊工作组等，以网络流行语传递着抗疫的正能量。在慢直播构建的场景中，网民们进入了具有极强凝聚力的传播情境。

在传播的渠道上，中央电视台的系列直播和慢直播还在央视客户端、央视网和腾讯新闻、今日头条、凤凰新闻、优酷等10多家网络平台播出。这些媒体平台既拓宽了央视直播的传播版图，让央视所构建的主流舆论传得更远，同时也连接了这些平台上的用户，让他们成为央视各种直播的真实用户。这种连接受众的思维，增强了主流媒体的新闻舆论扩散传播力。

四、共识有效构建与新闻媒体引导力

在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所在地，媒体的舆论引导具有较高难度。其之前媒体的表现，已经影响到人们对其公信力的判断；在重大突发事件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焦虑心情与多元诉求，也会对舆论引导产生更高要求。此时，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要做好的工作就是价值层面的引导与群体共识的构建，这种引导并不是脱离个体利益的抽象说教，而是将宏观的主流价值与微观的个体触角连接起来，以实现主流价值的可感，构建价值层面的共识。

仍以2020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通讯《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人民——献给疫情防控斗争中的武汉人民》为例，反映英雄的武汉有很多视角，其中最能够构建这个主题，最能够触发个体共鸣起点的，就是人民的视角。正是因为武汉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武汉作为一座城市才能够成为一座英雄的城市。这个人民的视角，让“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落实到了新闻的价值判断中，让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对人民的热爱结合起来。在看到文章时，人们因为武汉人民而感动，因为武汉人民而感受着武汉的英雄主义。这是人们认知的一个思维，也是一种价值上的接合。

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就容易在价值叙事时出现偏差。以《长江日报》对一名新冠肺炎病逝者的报道为例——《病危时颤巍巍写下“我的遗体捐国家”歪歪扭扭 7字遗书让人泪奔》。首先，必须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新闻价值的人物，是主题报道的好选题。其次，也必须看到《长江日报》的记者在报道这个新闻时做出了价值的判断与阐释，在竭力地将这个个案所蕴含的价值与武汉人民的抗疫精神结合起来，反映武汉人民的家国情怀与公民责任。这样的引导倾向没有错，个案的典型性一定要在规律性的呈现中展示。但是，《长江日报》的报道却未能起到預期效果，在自媒体平台上引起了不同视角的解读，人们耿耿于怀于记者的留头去尾——明明是11个字的遗嘱，记者只写了7个字，把具有感染力的“我老婆呢”去掉了。这不只是文本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记者在价值引导时，没有做好共识的构建——一个人的爱国与爱老婆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必要强行分开，更没有必要隐而不谈。人们总是希望看到具有人情味的报道，例如，媒体关于方舱医院中读书者、跳舞者的报道，就更具体地反映了人们在病情面前的沉静与乐观，从个体角度反映了方舱医院给人带来的信心与士气。这种个体角度的引导，会让主流价值有一个软着陆的过程。

在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需要弘扬灾难面前的崇高壮举，需要赞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需要放大那些个体内心的家国情怀，但是，这些宏观的抽象的叙事都不是虚空的，它们与个体的命运、情感、情绪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任何一场重大的突发事件都发生在个体的身上，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是观察的视角，也是价值引导的起点。这种结合宏观与微观、社会与个体、精神与情感的引导思维能够提供更多的视角、更多的层次，让处于不同环境、语境下的人们都产生感同身受的感动，进而生成一个舆论场中最大的共识。这是价值引导时，应该注意的视角和立场问题。在价值引导中，“以人民为中心”首先体现为以人民为报道主体，让他们能够在新闻中发出个体的声音。

作者刘晓来系南京传媒学院讲师

李劭强系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江苏省规划办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泛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引导策略与社会治理”（项目编号：16TQB0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丁柏铨.论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J].新闻爱好者，2018（01）.

[2]王灿发，侯欣洁.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话语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