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引  言

中国文化史上有些大人物往往生前背时，而得盛名于既死之多年之后，其中少数最杰出的大人物甚至会被捧上神坛去。前有孔夫子，后有陶渊明，皆其人也。

陶渊明生前先是断断续续地当了多年小官，归隐之后也只是一位地方名流、社会贤达，地方官会去看看他，送点礼物，朝廷也曾征他出山，没有办成。但在文坛上他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他的诗风不合当时的主流、时尚。

后来陶渊明的地位越来越高，鲍照、江淹模仿他的风格写诗，沈约在《宋书》里为他立传，死去已久的老派诗人隐士渐有时来运转之意。到萧梁时代，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特别欣赏，重新为他写传，又开创性地为他编辑文集，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有道是：“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者乎。”这里先评其文之“独起众类”，后论其人之实为“大贤”，都是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但是萧统对陶渊明还是平视的，所以对他也有批评，重点是说他那篇《闲情赋》，没有把这个题材处理好，显得道德上不够高尚，“白璧微瑕者，唯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萧统的这一意见，他这种凭心立论、对自己心仪的人物仍然保持批评的态度是非常之好的。他从陶渊明的文集中精选出九篇放进他主持的《文选》，讲究的是好中选优，也并没有一味点赞，失去分寸。

到唐朝，对陶渊明实行一分为二的风气仍然流行不衰，例如李白一方面说“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以表示对这位前辈诗人的钦迟，而有时却又说“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对老诗人之株守故园很不以为然。杜甫《遣兴五首》其三则写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不管杜甫这首诗应当怎样理解，他对陶渊明有所批评是明显的。唐朝人一向平视陶渊明，此其所以为盛世也。

到宋朝不同了，人们普遍看好陶诗，尤其是领导一代风骚的苏东坡对陶诗的艺术性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亲自动手，追和陶诗，写了一百多首。经过大诗人苏轼的强烈鼓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美学价值得以确立，陶渊明任真飘逸的形象亦复完全得以确立。诗是超一流的，人也代表着理想的人格。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高到无以复加，“自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成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人。苏轼乃是陶渊明的首席粉丝，其影响之巨大，几乎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不仅如此。关于陶渊明的政治态度，早前沈约已经说过他“耻复屈身后代”，而赵宋时人又提出所谓“忠愤”说，称陶渊明为东晋的忠臣，说在东晋、刘宋易代之后，他始终忠于原来的东晋王朝，对篡权上台的宋武帝刘裕非常愤恨，“耻事二姓”。陶渊明政治原则正确，道德情操高尚，于是他更成了一位德艺双馨的完人。一大批宋代学者和批评家如韩驹、汤汉、朱熹、真德秀在这一方面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其实陶渊明对于东晋并无忠心耿耿的意思，他对刘裕的某些做法确有保留，在《述酒》诗中讽刺过两句，但也就如此而已;他并未反对改朝换代，态度也相当平和。但是在中国古代，忠君的思想非常深入人心，陶渊明既是了不起的大诗人，如果他同时又在“大伦大法”上符合传统礼法的崇高原则，岂不甚好？于是“忠愤”说一向非常流行，历久不衰，而且越来越扩大化，神圣化，到最后，陶渊明已成了近乎神坛上的人物。

这样的议论车载斗量，请略举几条来看——

渊明委身穷巷，甘黔娄之贫而不自悔者，岂非以耻事二姓而然耶？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

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

——宋·朱熹《向芗林文集后序》，《朱文公集》卷七十六

淵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遯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耳。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

——宋·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

先生之归……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几全其后凋之节也。

——清·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卷五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陶渊明有许多意思本来比较明白的诗，也被硬行解释为忠于旧朝、反对易代这个重大主题上来，多有牵强附会、相当可笑者。试举一例以明之。他有一首题为《九日闲居》的诗，小序云：“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可知全诗大意在于感慨重阳节这一天没有菊花酒喝，只好干吃菊花。诗云：

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

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

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

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

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诗里说自己爱饮菊花酒是为了争取长寿（“斯人乐久生”）。人们都非常重视重阳节（“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这时秋高气爽，最为宜人;而我时运不济，竟然没有酒可喝了。酒杯空空，多有灰尘，菊花徒然的开得很盛，只好“空服九华”，如此亦聊胜于什么都没有而已。陶渊明酒瘾上来无法解决，痛苦得很，无聊得很，于是说酒喝不成，那就来唱歌吧（“敛襟独闲谣”），隐居生活里总还有其他乐趣（“栖迟固多娱”），并非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他这样来安慰自己，亦属人之常情。

就是这样一首大旨相当清楚的诗，“忠愤”说的重要倡导者汤汉却将它硬拉到政治上去解释，说什么“‘空视时运倾，亦指易代之事”;后来清朝学者邱嘉穗进一步发挥说：“前辈既以‘空视时运倾句为指易代之事，则自‘尘爵以下六句实有安于义命、养晦待时之意，此则陶公所自叹为深情者也。诗中‘蓬庐氏，公自指也。‘时运倾，晋、宋代谢也。”似乎晋、宋一旦易代，诗人马上就没有酒可喝了;其实古代顶层政局的变化对于基层的生活从来就没有也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影响。

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而自己则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才能看清他的优异之处，才能真正懂得他。

鲁迅先生曾多次论及陶渊明，有种种卓见，他又有一个总的意见说，此公如果“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这是出题目让后人做文章了。笔者颇有志于响应这一号召，彷徨多年，不觉已老，现在打算交出答卷，请同道批评指正。

跋

我年轻的时候不喜欢陶渊明，读他的诗总觉得很不来劲，东晋晚期至刘宋初年政治军事上发生了不少大事，战火甚至一度烧到他的家门口，他简直不置一词，却总在咀嚼他自己的那一点生活和感悟，念念不忘的是喝他的老酒。

后来年龄渐长，阅历渐多，这才慢慢明白天下大事有些是普通知识分子弄不清楚的，也无从过问，不宜参与，做好自己的一份事情，把自己的生活安顿清楚，能够俯仰无愧也就可以了，用陶渊明的诗句来说，这就叫作“量力守故辙”。当时我同一批暂留母校等待毕业分配的老同学一样，成了所谓“逍遥派”。

陶渊明还是值得佩服的，尽管也实在学不来。

后来因为教书的关系，比较系统地读了陶渊明的全部作品和一些有关材料，这才知道其中问题多多，有时也曾根据当时的一孔之见写过若干文章，但在教学中却基本按教科书和通行的观点说话，只是偶尔略有发挥，我总是担心自己不成熟的果实吃坏了学生的肚子。

再往后，所教的学生年纪大一点了，这才敢向他们谈谈自己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某些观察，而为了回答他们的请益，又促使我更多更深入地来思考陶淵明问题。“教学相长”的乐趣正在于此。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跟学生们交谈，弄得好有时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只是后来学生们渐渐有点心不在焉，关心的只是戴帽子和谋职业，幸而我也就退休了。现在的退休有点像是陶渊明的归隐，但比他日子好过多了，每月有养老金，衣食无忧，可以很悠闲地“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也可以随意读书写文章。

此后我曾两度集中地考虑陶渊明问题。前一度是为了完成《从孔融到陶渊明》（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那部书稿，因为是用一批前讲稿和旧论文作为基础来整合的，若干没有把握的新思考没有写进去，或者说得吞吞吐吐的;那时急于把研究魏晋文章的旧摊子收拾干净，又担心自己的新见不容易说清楚，不能为人们接受，于是就适可而止了。后一度是最近的三四年，年纪既已在古稀以上，思想也进一步解放，于是就放言无忌地直抒己见，发表了一批新的论文和札记，稍后又加整合，形成一部书稿，因为自作主张的意见比较多，即题为《不同的陶渊明》云。

欢迎批评，尤其是“相见无杂言”式的直截了当的批评。

（《不同的陶渊明》，中华书局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