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悦

万历年间的富庶

大明帝国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年间，可谓有明一代最为繁荣富强的时光，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年代。中国与世界经济发生密切关系，伴随西学东渐，古老的东方大国发生着五百年未有之巨变。

这段长达半个世纪的繁荣昌盛期，缔造者并非万历皇帝本人，而是首辅张居正。

作为一代“救时宰相”，张居正的身后却颇为凄凉，虽然有万历皇帝的反攻倒算和排山倒海般的唾骂与指责，但也不乏有人怀念他和他开创的中兴时代。尤其是在神宗晚年以及神宗驾崩之后，对其褒扬和赞誉愈来愈多，散见于浩如烟海的明代史籍。

明代三百年富强，未有如江陵时。此后边政废弛，不复见赫声濯灵之景，不能不令人思江陵耳。

——孙奇逢

盖居京师者云，当时道路无警守，狗不夜吠。中秋月明之夕，长安街笙曲哀曼，宫城乌雀惊起复栖。二十年以前太平景象约略如此。

——史玄

培养圣学

隆庆六年冬的一天，天刚放亮，开朝的钟鼓便已敲响，这次上朝不同往常，新皇帝要在此日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

文武百官冒着凛凛寒风，急匆匆地赶到紫禁城皇极门，热烈期盼一睹少年天子的风采。

待朝臣朝贺完毕，正常罢朝，本该高兴的张居正却迈着沉重的脚步，愁眉不展地回到官邸寓所。张居正虽然荣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相位，可他接手的大明帝国已走过200年的风风雨雨，如今百弊丛生，元气大伤。如果新一任明君贤臣同心治理，帝国也许会迎来伟大中兴;但如果一着不慎，也有可能错失良机，坠入深渊。

一番深思熟虑后，张居正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头脑清醒地认识到，自他荣登首辅的那刻起，身家性命与宏图大志全系皇帝支持，帝王虽具神圣之资，仍须以务学为急，而辅弼大臣的第一要务是培养君德、倡导圣学。于是，他与皇太后李氏、司礼监冯保联手，“内外同心，翌戴冲圣”，不遗余力培养一代圣主。

为了激发小皇帝的学习热情，张居正决定先让幼主了解朱明王朝的光辉家史，亲作《恭述祖德》诗，告诫小皇帝要励精图治，不负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恭述祖德诗

赫赫我太祖，应运开鸿基。仗剑起濠梁，群雄摧若遗。威德加四海，混沌分两仪。勋华信巍焕，典则仍贻垂。成祖靖内难，桓桓东征师。奠鼎卜燕朔，犁庭扫凶夷。武功既赫，文命乃丕厘。瑶图仰再造，万国歌重熙。景陵躬睿质，披览复忘疲。敛衽接三辅，一德無猜疑。大渊间临幸，政务日畴咨。大哉帝训编，道法何。孝皇具至性，恭己秉谦祗。门庭远嬖幸，外囿绝游嬉。崇俭尝却貂，听言犹转规。太平十八祀，万姓有遗思。肃祖起南服，龙飞会昌期。属当改弦初，制作命夷夔。论道阐敬一，明伦垂典彝。九重握金镜，太阿恒自持。临御逾四纪，恭己化无为。二祖肇皇纲，三宗奠天维。成功烛宇宙，泽洽蒸黎。我皇亶神圣，明两赫重离。河山光大业，宗社锡繁禧。缔构想艰难，丰芑思燕诒。仪刑见羹墙，谟训遵蓍龟。率乃祖修行，万世永有辞。愚臣备枢轴，理道惭无裨。敬陈祖德篇，惟帝其念兹。

此诗一箭双雕，一方面向小皇帝表明他对大明王朝的赤胆忠心;另一方面回顾祖先的功业，培养小皇帝的家族荣耀感和责任心。

明代皇帝讲学主要有两种形式——日讲和经筵。日讲学习儒家经典、历史和书法、对联等文化知识，阅读前代帝王处理朝政的文件和语录;经筵是为皇帝讲授经传、史鉴特设的讲席。日讲为经常性的学习，经筵为不定期的讲座，讲授内容不外乎“四书五经”，经筵常流于形式。讲者无非陈词滥调，听者不过敷衍了事。由于经筵之后都会有盛宴款待，不负责的侍讲侍读一上课就盼着下课，为的只是课后大饱口福，时人戏谑这种讲官为“吃经筵”。

张居正主政以后，大力整顿这套僵死的学习形式，为皇帝的课程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使之成为培养幼主学业的重要机制。

考虑到万历皇帝年龄幼小，学习需求甚于治国理政，张居正和朝臣商量，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其余之日做日讲。这样，每十天里有三天上朝，其余七天日讲，日讲在此阶段显然优先于上朝，是万历生活的第一要务。

日讲从日出开始，讲官按课程表轮流开讲，每天在讲官讲解新内容前，皇帝首先复习前讲，然后讲官接着讲新内容;讲读完后，皇帝进暖阁稍事休息，同时阅览各衙门章奏。如果有疑问，就召见张居正等讲解明白，以便熟悉国家政务。然后练习书法，正字官侍奉皇帝练习书法。午讲讲读《通鉴节要》，学习历史知识。三节课相继结束，已是中午时分。皇帝与诸位讲官共进午餐，用罢午膳，皇帝起驾还宫，一天的日讲圆满结束。

上朝的日子，万历仍需温习经书或习字，遇上疑难问题，及时向辅臣发问。一年四季，除过年和大寒大暑等特殊天气外，没有假期。

张居正在选定日讲官上也颇为费心，依先朝旧例，日讲官一般为四人，最多时也不过五人。如今授课方案，讲读、写字之后，又要进讲《通鉴节要》，练字时又要有侍书官在旁开说笔法，四位讲官显然不够。

张居正在众多翰林官中精挑细选，破格选出马自强、陶大临、陈经邦、何洛文、沈鲤、丁士美六位品学卓越之士担任小皇帝日讲官。马自强、陈经邦、沈鲤日后皆入主内阁，何洛文拜为礼部尚书，丁士美、陶大临是嘉靖年间科举考试的状元和榜眼，六人皆为一时之选，帝国栋梁之材。

日讲在相臣和日讲官的辛勤教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万历的学业突飞猛进，其学问明显高于同龄人。

为了让少年天子不停留于书本，懂得更多的治国经邦之道，张居正又将开经筵的报告投向皇帝御案。经筵的仪制较日讲更为隆重，分在春、秋两季进行，位高名重的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大臣都参与其事。

经筵以讲解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为主。对十岁的黄毛小孩，书经之学过于深奥枯燥，张居正特意为他编写明代白话文教材《四书直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还融入张居正对历代王朝兴衰的总结，见解独特，常为后世借鉴。

无论日讲还是经筵，都少不了首辅身影。他结合实际政务和小皇帝一起商裁军国大事，把培养和提高皇帝执政能力作为宫廷教育的重中之重，就连皇帝所用的习字字帖《大宝箴》，都为居正精心选择，他认为“此文甚切于君德治道”，劝“皇上勿徒书写，须熟记其词;又勿徒记诵，须通晓其意，乃为有益”，并亲撰《大宝箴注解》进呈皇帝。这一阶段的日讲和经筵成为教学与议政相结合的特殊朝会。

从太祖到世宗

《皇陵碑》是朱元璋撰写的奋斗史，饱含着人生的积淀与沉浮，字字血泪，句句艰辛，实为启迪后人的警示格言集。

年幼的万历读罢《皇陵碑》颇为感动，对张居正说：“先生进览的《皇陵碑》，朕阅数次，感动之情无以言表，朕不敢不勉行法祖。”

朱元璋驾崩后，《皇陵碑》一度被抛在泛黄的故纸堆，后人鲜有重视者。张居正却十分看重其历史和当世价值，他巧妙地通过《皇陵碑》使小皇帝切身感受到先祖创建大明的艰辛，从而珍惜祖先的宝贵遗产，戒奢戒逸，所作所为都要对得起列祖列宗，确保大明江山稳如磐石。

嘉靖皇帝早年励精图治，察察为明，继承太祖治国之术，其临朝理政的治国经验颇值得后辈效仿。张居正在纂修馆中，拣得六十五本嘉靖十年起至二十年止的奏、题本。然后，把这些珍贵资料装订成册进呈御览，希望皇帝在百忙之余特加省览。

除此之外，记载明朝前代帝王言行的宝训和实录，也是万历皇帝学习处理政务的好教材。张居正嘱咐儒臣检阅历朝宝训和实录，选取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分类编辑，供皇帝阅读，以培养其执政能力。

皇家连环画

读史使人明智。为了让小皇帝能更快地从历史经验中学习治国之道，张居正用心良苦，进呈明代版的连环画教科书—《帝鉴图说》。

张居正带领讲官马自强、陶大临等人考究历代帝王事迹，选取“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编成此书。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历代帝王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历代帝王倒行逆施之祸。每事配图一幅，图片线条流畅，造型生动，人物的表情、动态、服饰无不精心绘制。后面再附以传记本文，图文并茂，展现从唐虞时代到北宋三千余年间正反两方面的帝王形象，在那个时代不失为启蒙读物之佳品。

张居正在教学中注重师生互动，鼓励万历皇帝有疑难就发问，并巧妙将道德教育融汇其中。有一次，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至宋仁宗不喜欢珠饰一节，万历皇帝主动回应：“贤臣乃国之珍宝，珠玉何益之有？”

张居正暗中庆幸小皇帝明事理，借机教育朱翊钧贵为一国之君，身任天下之重，要重视农业和粮食而非奇珍异宝：“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金玉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书称不做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良以此也。”

小万历联系身边事：“宫人喜妆饰，朕每年的赏赐要节省。宫人以为不妥，朕告诉他们国库存银太少，不可肆意挥霍。”张居正啧啧赞赏：“皇上此言，乃社稷生靈之福也。”

他的苦心教育，在小皇帝身上体现出效果。如万历二年在文华殿讲读时，小皇帝问张居正元夕的鳌山烟火是不是祖制。张居正回答并非祖制，最初始于成化年间以奉母后，嘉靖年间虽也偶尔举行，先帝隆庆以来才有岁供元夕之娱。这种无益的靡费正是新政所当节省的。小皇帝心领神会，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新年里罢去鳌山烟火。

谈及秦始皇销毁天下兵器的典故，小皇帝发问：“秦始皇销兵，夫木梃可以伤人，何销兵为？”张居正因势利导，讲解安民的重要性：“人君布德修政，固结民心为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于戍卒。”万历点点头，深以为然。

评论汉朝治乱问题，张居正认为汉宣帝治国以严，取得成效优于汉文帝。汉元帝多行宽政，是汉朝衰败的原因，继而放眼当下：“但看本朝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综核名实，责任考成。有功必赏，而卑贱不遗，有罪必罚，而贵势不免。故严刑峻法，警惕人心，内外奸宄，震慑破胆。”

在探究唐玄宗一朝的兴亡治乱时，张居正有感而发：“玄宗之任元之（姚崇），真可谓知大体矣。然需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之哉。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同，而治乱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之后，张居正劝导小皇帝要知人善任，亲君子，远小人：“夫古之英君，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能保其终者，盖由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检，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

严师出高徒

张居正把平生积累的知识和从政经验，无私传授给小皇帝。除要求皇帝日日温习功课外，每年年底还将一年所讲的内容认真整理，装订成册，以便皇帝不时阅读复习，温故知新。他主持编写《大学》《虞书》《通鉴》装潢进呈。

这几部书深入浅出地阐述可为后世楷模的明君贤臣、节义纲常、政治兵刑、古今治乱等理，实际讲习中，张居正不失时机地寓政于教，向皇帝灌输其政治理念，以期在执政中实现他的政治主张。

张居正谈及宋代王安石其人其事时，饶有见地指出：“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若王安石，其初不可谓非君子也，特因性执而少容，好学而泥古，遂至引用小人，基宋室之祸。可见人之才不能无偏，用其所偏，亦足以召乱，而与小人同归矣。”

张居正心怀改革梦想，他通达事变，以为无论何种制度，时间一久就会滋生弊病。改革需要过人的勇气与魄力，也必须具有容人之量。王安石失败了，作为后来者的张居正，自然会更多地研究王安石，以期在他的改革中少走弯路。

张居正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既肯定列祖列宗的功业德勋，又不为尊者讳，回避某些先皇的失德怠政、好奢崇侈的劣迹，他敢于冒“大不敬”之罪，批评皇祖嘉靖先勤后怠，刻薄寡恩，最后以修玄炼丹结束;批评先皇隆庆习尚华丽，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建议万历要以此为鉴，节俭爱民，善始善终，千万不要像唐玄宗、明世宗那样“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此等“不敬之词”成为君臣之间造膝密语的肺腑之言，即便对于万历皇帝，张居正在循循善诱的同时也表现出威严刚毅的一面。

有次经筵，小皇帝背诵《论语》，将“色如勃也”的“勃”字错读为“背”音。张居正一改平日的温和，当众大吼：这个字应当念“勃”！

在张居正等大学士的严格辅导下，万历皇帝持之以恒地勤奋学习，他具备充分的学识，对经传史志和行政政务都有独到见解，不仅掌握明朝政治运行规则和祖制、成例在决策中的重大作用，而且具有一定的洞察力。若不是万历亲政后与张居正的恩仇中变，晚明历史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