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无

在三国“三巨头”中，人称曹操是奸雄，刘备是枭雄，孙权是英雄。孙权之于英雄称号当之无愧：官渡、赤壁、夷陵三大战役，孙权打胜了两个;孙吴立国，其父孙坚是开创者，其兄孫策是奠基者，孙权则是开国者;魏、蜀、吴三国，孙权建立的吴国历史最长，近六十年，而蜀只有四十二年，魏也只有四十五年。无怪乎曹操也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

三国之间的博弈，孙权似乎比刘备、诸葛亮更具政治智慧。蜀汉一味“联孙抗曹”，而孙权既“联刘抗曹”，又“联曹抗刘”，左右逢源，游刃有余。208年孙权扛鼎取得的赤壁之战胜利，便是“联刘抗曹”的杰作。219年，孙权夺荆州、杀关羽，开罪刘备，又取“联曹抗刘”策略示好曹操，劝进称帝，曹操说“欲使吾居火炉上耶”，但还是表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兼任荆州牧，封爵南昌侯，令其拒刘备。

孙权深知，与曹、刘鼎立也好，与之维持联盟关系也好，最终要凭实力说话，关键是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特别在夺回荆州之后，刘备出蜀攻吴之势咄咄逼人。“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必须重新选定战略支点，先打赢与刘备夺取荆州的战争，进而推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战略的实施。于是，他决计把都城上移至长江中游。

然，定都何地？

孙权把目光投向了鄂县（今鄂州）。鄂县“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右连襄汉”，为江东镇守之中，荆扬枢纽，南北要冲，“三国争衡，为吴之要害，吴常以重兵镇之”，上可北抗曹魏、西敌刘蜀，下可驰援建业（今南京），兼顾长江中下游广大区域。孙权遂定都于鄂县，这实际上是把他的“战时指挥部”迁到鄂县，以集中力量保卫孙吴西部土地的安全，并相机扩大势力范围。

221年，孙权自公安都鄂，取“以武而昌”义，改“鄂”为“武昌”，修筑武昌城。武昌城置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及西北隅之“流津门”，其四至范围大体为今东至凤凰路、南至吴都古肆、西至熊家巷、北至长江。同时在武昌设置武昌郡，管辖东至今九江市、西抵今武汉市的广大地区。

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称帝，建立曹魏政权。221年七月，刘备为夺回荆州，发动了征讨孙权的战争。八月，行韬晦之计，孙权面北向曹魏称臣。十一月，曹丕赐给孙权九锡，册封其为吴王。东吴群臣对此多有不满，认为不应接受魏封，孙权说：“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接受“吴王”封号，定年号“黄武”。“吴王”顶子孙权一戴就是七八年，所以武昌城又被称作“吴王城”。为加强都城的建设，孙权下令从建业迁富户千家充实武昌，使居民增至十余万。

刘备、曹丕先后去世，孙权最为忌惮的两大竞争对手不复存在，称帝外部条件成熟。时武昌城纷纷传言，“黄龙蟠于江渚磐石”，“凤凰现于城东虎头山”，公卿百官谓“龙蟠凤集”，“帝王之兆也”，纷纷进劝孙权改元称帝。229年四月，孙权在武昌城南郊筑坛祭天，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大吴”，改年号“黄龙”。九月，孙权决定迁都建业。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武昌城，武昌为吴国陪都。

孙权都武昌八年有余——征战、封王、称帝、立国，可谓其人生中最为辉煌的八年，创立的历史功绩可圈可点。

他初到武昌，提出了一些治国理念，比如：“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又如：“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其实，孙权本人就是上述理念的践行者。吴“以武而昌”的国策即是孙权依据“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的思想提出的。建都前，武昌就是孙权打赤壁之战的战略后方，孙、刘结盟起点在此，周瑜点将在此，关羽操练水军在此，继而组成联军共同破曹。建都之初，战略重心是抗击刘备的进攻，孙权在这里亲自筹划、指挥了夷陵之战，拜三十九岁的陆逊为大都督，用“火烧连营”之计大破蜀军，使失而复得的荆州南部地区以及西部边境得以巩固。

“龙蟠凤集”是孙权为称帝造的舆论，而真正的“龙蟠凤集”，则是以他为核心打造出的一“龙”多“凤”（周瑜、张昭、鲁肃、吕蒙、陆逊等）的强大团队。此即“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孙权“用众力”“用众智”的视野还拓展至天下。224年，佛门名士支谦与印度僧人维祗难、竺律炎来武昌城内译经、传教，孙权拜支谦为博士，辅导太子登;225年，扶南（今柬埔寨）等国使者来武昌城谒拜孙权，献琉璃于安乐宫;226年，大秦（古罗马）商人秦论到武昌谒见孙权，宾主介绍各自风土人情，是为古代中外关系史上的一重大事件。

孙权采纳陆逊的建议颁屯田令，鼓励垦荒，并身体力行，孙权父子亲自领受一份农田，用驾车的八头牛分拉四犁耕作。孙权鼓励利用当地的铜、铁、煤等资源发展炼铜业、冶铁业。铜镜铸造工艺高超，制作的铜镜以别致的造型、精美的纹饰远销日本，武昌成为全国四大铸镜中心之一。冶铁业发展迅猛，“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同时制造了大量铁制农具，提升了农耕效率。东吴强大的水军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建造的“长安”号大船闻名于世。有资料显示，孙权派往台湾的水军船队就是从武昌出发的。

为什么孙权在登基后不到半年撤都武昌？这正是他善于因应形势的高明之处。在政治上看，夷陵之战后，三国鼎立之势已经稳固，蜀、吴原来“二帝并存、中分天下”的盟约难以实现，孙权取益州“竟长江所极”更是成为泡影，其战略重心需转移到长江下游，以巩固江东既得利益;诸葛亮奉行与吴和好政策，孙权即帝位，蜀汉很快承认其合法，吴蜀联盟重新修复，孙权迁都下游也是对蜀汉示好的一种政治姿态。在军事上看，昔迁都武昌，很大程度出于“天子守边关”、靠前指挥的考虑，经过夷陵之战，蜀汉国力空前削弱，很难在军事上再对吴构成威胁;而曹魏对下游地区的威胁则大大增加，迁都下游势成必然。

武昌作为孙权封王、称帝的肇基之地，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确立之地，在吴国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265—266年，末帝孙皓由建业迁都武昌一年有余。东吴立国近六十年，武昌作为国都和陪都，先后长达四十五年之久，与建业并称为“东都”“西都”，成为吴国的两大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之一，《资治通鉴》谓：“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

打那以后，武昌就一直是长江沿线一座政治、经济、军事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