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一般而言，“新红学”就是指五四运动以后，胡适等学者进行的《红楼梦》研究活动及其学术方法、体系与成果。“新红学”这一学术理念的创立，是以胡适于1921年撰述《〈红楼梦〉考证》为标志的。

《〈红楼梦〉考证》是胡适在科学化运动大潮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一种尝试。胡适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在学术立场与方法上，已然迥异于以从小说情节入手加以“索隐”的“旧红学”流派。而“新红学”这一称谓，则最早出自顾颉刚于1923年为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一书的序言中，顾氏申言：“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

可以说，“新红学”是二十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而命运又最多舛的一个红学流派。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著名学者皆为“新红学”的奠基者与开拓者;周作人、陈寅恪、吴宓等著名学者虽未明确跻身“新红学”阵营，可对于《红楼梦》研究或仅仅“读后感”而言，也不乏新见新识新评判，可称广义上的“新红学”代表者。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一代“新红学”大家名师，并不是只顾史料文献、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神”。除却在学术上对《红楼梦》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严肃烦琐的字斟句酌，他们对《红楼梦》小说本身以及小说人物，也自有一番嬉笑怒骂、性情各异的衷心品评。

胡适：最爱“尤三姐”，最厌“林黛玉”

1929年1月3日，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由上海至杭州，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第三次常会。次日上午九点，胡适参会并请辞董事一职;下午五时左右，会议便告结束。赴会之暇，胡适还参加了一次上海《铁报》的“民意测验”，竟是评价《红楼梦》人物的。

这一事迹，从未见其日记或年谱记载，更无后人提及。但这的确是见诸当年报刊的确凿记载，我转录原文如下：

胡适之最爱尤三姐

胡适之君，近偕孟禄等作客西子湖畔，适某报有“《红楼梦》女性选举测验”之举，以胡君为当代最负盛名之红学大家，该报记者遂投刺请谒，亦请测验。其题为“你最爱好的《红楼梦》里的女性是谁？”和“你最厌恶的《红楼梦》里的女性是谁？”胡君即提笔作答，则最爱者为“尤三姐”，理由则谓“因为她有点骨气”。最厌者为“林黛玉”，理由则谓“因为她刻薄小气”。下并自填“性别（男）”“籍贯（安徽）”“年龄（三十八）”“职别（著作）”“已婚未婚（已婚）”“选举者（胡适）”等项，亦西子湖畔最新之佳话也。

上述两百余字的新闻短讯，将胡适在西子湖畔参加“《红楼梦》女性选举测验”的事迹简明记述了下来。胡适“最爱尤三姐，最厌林黛玉”的个人评价，也可称一桩近代学林趣事与“红学”逸闻。

事过二十年后，时至1949年4月1日，仍有此次测验当事人对此念念不忘，又撰发了一篇题为《胡适热恋尤三姐》的文章来忆述此事。文中写道：

十五年前沪上某银行在杭州举行之民意测验，列举一问题曰：“在《红楼梦》许多钗裙之中，你最喜欢哪一位？”当时收到答案甚多，统计结果，最多人喜欢林黛玉，但在此堆叠成丘之函件，内有一封胡氏之亲笔函，称其于《红楼梦》中人所喜欢者乃尤三姐，其列举理由，称尤三姐冷艳如冰，热情如火，出污泥而不染。虽难能可贵，主事者得此函后，曾大事宣传一次，有一女读者竟投函反问胡夫人是否喜欢柳湘莲，惜胡夫人并未还答耳。但胡氏之热恋尤三姐已为一时之佳话。

除了时间记忆略有疏误，将二十年前的测验误作“十五年前”，文中提到的胡适亲笔所写“最爱尤三姐”之理由，较之《铁报》报道者，还更为充分一些。譬如，胡适称“尤三姐冷艳如冰，热情如火，出污泥而不染”云云，足可补充之前报道中仅称的“因为她有点骨气”这一句话评价。再者，此次测验全民投票的统计结果，乃是“最多人喜欢林黛玉”，而胡适评出的“最厌林黛玉”，恰恰与“民意”相悖，这亦是颇见其特立性情的罢。

周作人：最爱“晴雯”，最服“凤姐”

周作人不是“红学家”，但作为资深读者与新文学作家，他对《红楼梦》自有独特评判。仅就《红楼梦》中的小说人物品评而言，就曾明确提出过“最服凤姐”与“最爱晴雯”的观点。周氏曾说：“我读《红楼梦》前后大约有两三次，心里留下的印象也还相当清楚，我所觉得佩服的只有王凤姐，喜欢的只有晴雯。”

这一评语，出自1949年12月6日《亦报》刊发的、周氏所撰《红楼梦》一文。当时，周氏在家闭门读书，心无旁骛，悠然忆述过往的读书生涯，并将其多年的读书心得于笔下娓娓道来，付诸点滴文字之中。

周作人之所以这样评判红楼人物，乃是从“人的文学”立场出发，从小说人物创作路径考察。他为之解释称，鳳姐与晴雯“这两个人虽然原来是在荣国府大观园里，但是假如换上一个背景，放在城市或乡村的平民社会里，还是一样的可以存在，可以发挥她的特色的”。

随后，周作人又进一步指出，《红楼梦》中的人物塑造与刻画，其原型即使在三百年后，仍然有千千万万的存在。换句话说，红楼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类型种种，在后世的中国仍然大量存在，红楼人物就是中国人人性的模板。这一观念，周氏如此解析道：“《红楼梦》所着力的地方是描写那些女人的性格行动，这虽是三百年前的模型，在现代也尽存在，有如那样随意的贾母、能干的凤姐、深心的宝钗、娇性的黛玉、刁恶的袭人与率直的晴雯等，随处可以见到一鳞半爪，这非得有社会上的大变动是不容易改变的。”

周作人始终认为，《红楼梦》最令其佩服，也是写得最好的人物是“王熙凤”。他在《小说的回忆》中写道：“正册的二十四钗中，当然秋菊、春兰各有其美，但我细细想过，觉得曹雪芹描写得最成功也最用力的乃是王熙凤，她的缺点和长处是不可分的。《红楼梦》里的人物好些固然像是实在有过的人一样，而凤姐则是最活现的一个，也自然最可喜。”

周作人对《红楼梦》及其小说人物念念不忘。1947年尚在南京服刑期间，周氏撰成一首题为《红楼梦》的诗，对红楼人物“反复细思量”，又亮出了“最爱晴雯”的观点。诗云：

尝读《红楼梦》，不知所喜爱。

皎皎名门女，矜贵如兰茝。

长养深闺里，各各富姿态。

多愁复多病，娇嗔苦颦黛。

蘅芜深心人，沉着如老狯。

啾唧争意气，捭阖观成败。

哀乐各分途，掩卷增叹慨。

名花岂不艳，培栽费灌溉。

细巧失自然，反不如萧艾。

反复细思量，我喜晴雯姐。

本是民间女，因缘入人海。

虽裹罗与绮，野性宛然在。

所惜乃短命，奄忽归他界。

但愿现世中，斯人尚能再。

径情对家国，良时庶可待。

通览这三十句诗文，周氏对《红楼梦》的解读，对小说人物的品鉴，始终坚持以“人的文学”之立场去观察、评判与论断。无论是“最活现”与“最可喜”的凤姐，还是“野性宛然在”的晴雯，在周氏眼中，都是“像是实在有过的人一样”。

陈寅恪：“林黛玉”不如“杜丽娘”，普通人比不过“司棋”

再来看陈寅恪。早在1919年，即国内还在搞五四运动的那一年，“新红学”还没创立之际，已近“而立之年”的陈氏，时在美国哈佛大学，曾对友人吴宓讲述“五等爱情论”的个人经验。这番高论，就与《红楼梦》中的人物有着密切联系。且看陈氏这般表述：“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诚然，可以为一代名妓柳如是作别传的陈寅恪，从学术理想上看，似乎向往的理应是第一个、第二个层次上的“佳偶”。但这两个层次都不属于正常的世俗婚姻，也不可能为一介书生提供一个稳定安居的家庭生活。退而求其次，第三个、第四个层次的择偶观，才基本符合常态下的世俗婚姻。陈寅恪的身份是现实中的学者，而非戏剧、小说中的侠客与痴情公子，他自己的婚姻也只能定格于求一个安稳的世俗婚姻而已。与同是“海归”精英的胡适相比，陈并无包办婚姻之催迫，并没有一归国即完婚的约束，原本是有自由恋爱的空间与时间的。奈何亲友“催婚”之下，归国三年即成婚;与唐篔的结合也是经同仁介绍，认识之后不久即完婚，并无什么恋恋风尘的浪漫历程。

吴宓：初拟“妙玉”颇自喜，终了最爱是“紫鹃”

提到陈寅恪，免不了即刻就会想到吴宓。二人本即挚友，终生可谓至交。早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陈、吴二人与汤用彤便被誉称为“哈佛三杰”。归国后，吴宓乃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而陈氏则被聘入国学院任导师。二人可谓伯牙子期，高山流水。

据说，陈、吴二人的交谊，还是因一首关于《红楼梦》的诗而致“友情益挚”的。早在1919年，也就是陈与吴谈起“五等爱情论”之际，吴恰又在哈佛演讲《〈红楼梦〉新谈》，陈为之作诗题辞，诗云：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这一题诗，足见陈、吴二人确因《红楼梦》互引知音、缔为挚友。事实上，吴宓不但个人极爱读《红楼梦》，学术上也曾着力研究《红楼梦》，还将其研究心得作为其授课内容，在大学课堂上多次讲述。稍稍翻检二十世纪的一些旧报刊便不难发现，这位曾经以西洋文学研究及国学传承为己任的吴教授，一度以“红学家”身份频频亮相于课堂与报道之中。譬如，1949年11月24日的重庆《大公晚报》之上，就刊发有一条题为《红学专家讲〈红楼梦〉》的简讯，报道称，“吴宓教授将应南泉新专学生请，赴该校讲《红楼梦》研究”。

抗战胜利之际，吴宓即有意择居后方，决意远离中心城市，以期静心专注地从事学术研究，不再受世事纷扰而流离失所。1945年9月，吴宓即入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46年2月，又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湖北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

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一再邀其返归北平任教，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其挚友陈寅恪为号召，力邀其出任该校文学院院长;此外，杭立武也邀其出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面对这些纷驰南北的盛邀，吴宓却一律未允，竟于1949年4月底飞赴重庆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还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算是正式入蜀定居了。

正是在入蜀定居之初，吴宓开始重拾其多年研读《红楼梦》的心得，开始乐于在学校师生之间讲授并研讨《红楼梦》相关专题了。时间回溯到1949年5月24日，《大公晚报》上就刊有一组总题为《远乡同学纷作归计，吴宓教授讲〈红楼梦〉》的简讯，专门报道重庆相辉学院内的师生动向。报道中称：

大局动荡，远乡的同学纷作归计，统计离校者，已有二百余人。

吴宓教授来校已近旬，除开文史系之课外很少活动，二十五日应青春亭社之请，将作学术讲演，题目“红楼梦”，至时听众料甚踊跃。

事实上，还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吴宓便已然显露其浓厚的“红学”兴趣，圈子内外都渐以“红学家”视之。1947年3月6日，吴宓更将其《红楼梦》读书心得全盘托出，撰成一篇長稿，公开发表在了武汉《力行日报》之上。

此举倒不是为了给学生们授业解惑，也不是为了与什么别的“红学家”切磋研讨，最初的起因，只是为了澄清朋友圈里一度称其为“妙玉”化身的戏谈。此文开篇首段，明确表达了为文初衷，吴宓这样写道：

昔年在清华园中聚餐，同座诸友以《石头记》中人物互拟。刘文典教授以宓拟妙玉，谓宓“气质美如兰，才华馨比仙”，我实愧不敢当。然心中亦颇自喜。南渡后居昆明，乃改《世难容》曲以自悼自况。于是世传宓尝妙玉云云，其实非也……然宓于《石头记》中人物，所最爱敬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者厥为紫鹃。

之所以那么推崇“紫鹃”，是因为在吴宓看来：

《石头记》一书所写之理想精神，为“美”与“爱情”，而此理想与此精神完全表现寄托于林黛玉之一身。林黛玉者，美与爱情之结晶也。黛玉既为此理想与精神之代表，不得不终生忧伤憔悴痛苦呻吟，而彼时大观园中能同情而赞助林黛玉者谁乎？曰：紫鹃一人而已。

文末，吴宓向亲友世人宣称：“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实敬爱其人。吾愿效絜紫鹃，且愿引紫鹃以自慰，终吾之余年也。吾亲吾友，欲知宓者，请紫鹃！”

联系到吴宓晚年景况与遭遇，那“忠于理想”的甘苦自知，那近于“紫鹃”的生涯行迹，既可谓一语成谶，亦可谓求仁得仁。当然，这样的比拟与说辞，几乎又回到“索隐派”的做派，那是“旧红学”的老套，可不是“新红学”的旨趣。在此，权作题外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