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建军

《湖心亭看雪》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的代表作，堪称古今描写西湖雪景最漂亮的文章。一般认为该文通过写作者湖心亭赏雪遇到知己的事，表现了他孤独寂寞的心境和隐隐的愁绪，反映了他遗世独立、卓然不群的高雅情趣。文章开头的明代纪年和行文的字里行间，体现出他有着沉痛的亡国之恨，挥之不去的家国之思。更有论者认为充满寒意的冰雪世界，阻挡的是俗人的脚步，激起的是作者赏雪的热情。雪夜游西湖，是作者崇尚“冰雪人格”的表现，是他不同凡响的地方。对这些观点，我不敢苟同。

一、张岱湖心亭看雪

张岱湖心亭看雪之事发生在明末崇祯五年（1632）。严冬大雪之夜，只身孤舟湖中看雪，意趣迥异于常人。读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很容易联想到《世说新语》中的《王子猷访戴》，同样是在大雪天，同样是驾小舟别出心裁的独立特行，同样有酒，有奇特的友人。在事情的结尾，王子猷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张岱借童子的口说：“莫道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子猷作为东晋大士族家庭中的一员，大书法家王羲之第五子，是一个凭禀性行事，率性而为、不拘常礼、玩世不恭的人。王子猷访戴多被看成是名士的任性放纵，潇洒自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是否也是名士任性放纵的魏晋遗风？

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陶庵梦忆》记载了多则与湖心亭看雪相类似的事情。如《金山夜戏》：“崇祯二年中秋后一日，余道镇江往兖。日晡，至北固，舣舟江口。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余大惊喜，移舟过金山寺，已二鼓矣。经龙王堂，入大殿，皆漆静。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余呼小傒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旅途中，深更半夜不打招呼跑到寺庙中，盛张灯火大殿中，锣鼓喧天唱大戏，本就是瞎搞胡闹，绝非常人所为。

张岱出生在浙江绍兴城内一个累世显宦之家，本人长年居住在杭州，生活优裕。张岱晚年撰写《自为墓志铭》，自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此等志趣品性，与《世说新语》中的一众风流名士莫不遥相呼应。了解了张岱的身世和志趣，我们可以说他的湖心亭看雪自是富家公子的名士做派，是追求所谓的真性情，玩的就是随心所欲、标新立异。

二、崇祯五年杭州的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杭州“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雪，非常大。而崇祯五年，明朝已处在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境地。

早在万历年间，魏忠贤被选入宫，至明熹宗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专断朝政，排除异己，祸害天下，以顾宪成等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与之进行激烈斗争。张溥《五人墓碑记》所记载的事，就发生在距杭州不远的苏州。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与后金政权在萨尔浒进行决战，明朝惨败，自此陷入被动。不久，后金迁都沈阳。随着辽阳、沈阳、广宁等重镇的相继失守，明朝退守辽西，完全陷入被动，局势万分危急。据《明史·庄烈帝本纪一》记载，就在崇祯元年，即1628年，浙江发生海啸，导致数万人漂没。陕西发生大灾荒，大量饥民不堪苛捐杂税，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崇祯二年，山海关总兵官赵率教在遵化战死。后金兵入侵北京，迫近德胜门，京师戒严。袁崇焕被冤下狱。崇祯三年，农民起义军从陕西进入山西。崇祯四年，由于东北战事紧张，农民起义更加蓬勃发展。崇祯帝“诏对廷臣于文华殿，历询军国诸务”。崇祯五年，由于连降大雨，黄河在孟津决口，华北出现大批灾民。

杭州虽号称东南形胜、三吴都会，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万历年间，曾任浙江杭州司理的胡来朝在湖心亭撰联：“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夜月;六桥花柳，浑无隙地种桑麻。”崇祯五年的杭州，也早已应是民生凋敝，哀鸿遍野。

雪，富人眼中的雅，穷人眼中的冷。《明史·庄烈帝本纪一》就记载，崇祯四年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盗贼益炽”。崇祯五年杭州的大雪天，当张岱“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时，广大的老百姓应该在为明天的生计发愁，还有不少的人露宿街头，饥寒交迫，更有人冻死于街头巷尾、荒郊野外。

自隋唐实行科举制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发生极大的变化，除皇帝一家世袭外，世家门第的观念逐渐消亡。宋以后，不论贵贱，读书人必须靠科举考试才能参政，士大夫阶级产生。他们以负起对天下的责任自许，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如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喊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岱生于1597年，崇祯五年时正好三十多岁。在当时那样一个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时代，正处壮年的张岱西湖赏雪的行为，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崇祯五年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在世人眼中无非是公子哥们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是不务正业。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何止于只是俗人与雅人之分！

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明朝灭亡的事情发生的话，张岱是否会沿着固有的生活轨迹一直走下去？

三、张岱写《湖心亭看雪》

张岱写《湖心亭看雪》，至少是在他五十岁之后了。由于时代的巨变，他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宴游无拘、裘马轻狂的名士生活烟消云散后，他自觉地站到了明代遗民的队伍中。如《自为墓志铭》所言：“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断炊。”从钟鸣鼎食的纨绔子弟变成颠沛流离、贫无立锥之地的苦隐遗民。

张岱为什么写《湖心亭看雪》？他在《陶庵梦忆序》中做了说明：“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顯然，张岱写《湖心亭看雪》，写《陶庵梦忆》，是带着对往昔社会的留恋的，并通过追忆繁华旧梦，对人生与命运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

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说：“曾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高士，冢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里也。”张岱将自己在项王里的鸡头山造墓，比作梁鸿葬在要离的墓旁。要离是春秋时著名的勇士和义士，以刺杀庆忌而名闻史册。梁鸿生于西汉末年，出身高贵，父亲梁让被封为修远伯。梁鸿自己受业太学，学成之后，由于世道大乱，过起了隐逸生活，给人养猪、做佣工。他娶了富家女孟光后仍偕隐山中，耕织为生，到吴中受雇于富家，居于蓬屋，不以贫贱为苦，与孟光举案齐眉，享受那一份精神上的自由与富足。

退隐始终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追求。仲长统在《乐志论》说：“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隐士因“不受当时之责”，而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解放的人生境界。一个人的天性是很难改变的，名士做派一直是张岱的生活目标。显然地，晚年隐居的张岱把自己比作梁鸿，追求的依然是一种任性放纵，以享受精神上的自由与富足，所谓“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

晚明时，阳明心学盛行，认为回到自身内心的精神生活，就可以获得自足和自由。重个体的倾向已成为晚明社会的一种重要价值取向，更助长了张岱的这种人生追求。张岱觉得隐居是一种“独行”，求得了心灵的自由、活泼，依然是真性情的追求，也是一件足以自夸的事情。秉持这种认识，张岱对人生与生命哲学层面思考的结果是，富贵与贫贱是外在的东西，名利是不值得追求的东西。正如他在《陶庵梦忆序》所痛恨的：“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政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榻二王，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湖心亭看雪》及其《陶庵梦忆》，甚至《西湖梦寻》，少有对民生的关注与关怀，有的是繁华过眼、旧游如梦的感伤，是将不可再进行的现实生活的任性放纵，转到纸上的任性放纵。张岱晚年的隐居，与早年的生活追求应该是一以贯之的，追求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解放的人生境界，即真性情。张岱小品文创作与其说是隐含家国大义，还不如说是他晚年余生的立身方式和寻求精神归宿的过程，是对心灵和精神的慰藉与调理。

钱穆《国史大纲》里有这样一段话：“明末遗民，含荼茹蘖，赍恨没世，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隐然支配风气。刻苦、坚贞、强毅、笃实、博综，遂为晚明诸遗老治学为人共有之风气。诸老大抵皆少历艰苦，晚臻耋寿（如夏峰年九十二，梨州八十六，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习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气，岿然独存于凶丧耗散之余。彼辈莫不有体有用，形成多方面圆满完整之人生。其为人立身与成学著书，皆卓然有以起后世之敬慕。”

与钱穆所列的明末遗民比，张岱是不同的。不说“少历艰苦”，他直至明亡时，都没有什么事功，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在清初甚至都不会进入统治者要笼络的知识分子名单，《明史》也未为他立传。晚年的张岱也想留下一点厚重的东西，《陶庵梦忆序》中说：“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他希望自己作为先朝遗民在明亡后撰写一部真实的历史，为有明一代的是非得失作总结，对《石匮书》寄望非常高，但或许是其天性使然，后人对《石匮书》的评价并不高。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崇祯五年，明朝内外交困，民不聊生。晚年的张岱写《湖心亭看雪》，在写下崇祯五年这个年号时，是否也会为自己的年少轻狂有一丝丝的愧疚之情？！张岱的文笔之美毋庸置疑，其人也大有其可爱之处，但他的亡國之恨、家国之思似应是别有怀抱，与今天的评论所言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