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兰，黎天元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推进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在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环境政策工具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引和调节作用，而如何设计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体系，是学术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尽管不少学者指出，市场化手段可以有效地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如排污权交易市场），但必须认清的是，现实中大型交易市场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均离不开政策的指引。况且，环境质量供给是作为公共品存在的，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政府通过环境政策进行调节和规范，既责无旁贷又合情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政策工具体系随着国情的变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实施单一环境政策工具到多元环境政策工具并行的过程，总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起步期（1973—1988年），这一时期的环境政策工具大多具有典型的行政命令特征，如“三同时”制度和“限期整改政策”等，但实质效果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