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绪峰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97 年《刑法》颁布以来，我国立法机关总共颁布了十一部刑法修正案，刑事立法呈现出活跃化的态势。尽管如此，在这些修正案中单独就某个罪名进行两次及以上修改的，还属少见，安全生产犯罪的立法就属其中一例。回顾近四十年我国刑法学发展史可知，当前解释论观念来之不易，在上个世纪末的二十年间，立法论研究盛行，在完善立法的名义下，学者们热衷于批评法律、提出立法建议。如学者所指出的，当时的刑法学本质上是刑事立法学，在这一研究模式中，并未严格区分立法论和解释论。〔1〕参见陈兴良：《刑法学：向死而生》，载《法律科学》2010 年第1 期，第25 页。而在晚近十多年，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的格言深入人心，〔2〕参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 页。解释论逐渐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在这一观念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修六》）已经对安全生产犯罪的立法，尤其是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作出了修订，而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十一》）再次触及了这一主题，首先便面临着必要性的拷问：如果已有的法律完备，难道不能在解释论上“下功夫”吗？在一些与时俱进的罪名上，我国《刑法》确实存在二次修订的情况，例如《刑法》第285 条涉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就被两次修订，〔3〕我国《刑法》第285 条被两次修订：《刑法修正案（七）》第9 条第一次修订，增设了本条第2 款、第3 款；《刑法修正案（九）》第26 条第二次修订，增设了本条第4 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