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药品犯罪修订之得失
2021-03-23杜宇
法学 2021年3期
杜 宇
在国家整体安全观的观照下,《刑法修正案(十一)》特别关注头顶安全、出行安全和舌尖安全等领域的修法。药品安全作为民生领域的重大关切,也顺势成为本次刑法修正的重点之一。其中,《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第5 条(对应《刑法》 第141 条)、第6 条(对应《刑法》第142 条)、第7 条(增设《刑法》第142 条之一)和第39 条(对应《刑法》第408 条之一)涉及药品犯罪的实施与监管问题。由于第39条是在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的,在体系位置、规范目的、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等方面均与第5 条、第6 条、第7 条存在显著区别,需专文另论,故本文的讨论重心在第5 条、第6 条、第7 条之上。就这一规范集合而言,其主要围绕《刑法》第141 条、第142 条的修正展开,不但在体系位置上靠近,在行为方式上类似,而且在行为客体上存在紧密分工,因而适合作为一个规范群加以讨论。
就上述两个犯罪而言,本次的刑法修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其一,假药、劣药的认定标准与行政法规脱钩。亦即,删除了“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劣药同上。其二,与上点相连,更加注重秩序性法益的分立与纯化。也即,通过增设《刑法》第142 条之一,将单纯违反药品管理秩序的行为,包括原先在拟制型假药、劣药中所规制的部分秩序违反行为分离出来并单列处理。其三,规制的行为类型与行为链条有所拓展。原先,《刑法》第141 条、第142 条所规制的行为类型集中在生产和销售两种行为,本次修正增加了“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明知是假药、劣药而提供给他人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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