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某深 蒋浩

晚清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古老的封建帝国，从闭关锁国被迫对外开放，从农耕文明被迫面对工业文明。面对西方的挑战，开始有先行者将眼光看向了西方那些遥远的国度，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向西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奔赴西方试图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继岳麓书社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收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考察西方的著作之后，本刊特设立专栏，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以纪念这些早期走向世界、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不遗余力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

晚清时期，湖南人才辈出。即以外交官而论，曾纪泽、郭嵩焘、邹代钧、王之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晚清外交史上，曾纪泽有着重要的地位，说其是晚清外交第一人，并不为过。曾纪泽的同时代人、也是著名外交官的薛福成便评论说：

余尝评论光绪初年以来出洋之星使，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以其资性聪明，颇多材艺，而又得文正之庭训。在任八年，练习洋务，并谙言语，至今为洋人所钦慕。伊犁改约一案，弭兵修好，颇获成功……（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第825页）

薛福成从曾纪泽的个人素质、家庭教育背景、出洋历练、熟谙英语等方面，总结了曾纪泽成为出类拔萃外交官的个人因素。他指出曾纪泽赴俄进行伊犁交涉，是一次成功的谈判。

1871年6月，沙俄趁我国新疆局势混乱，以“安定边境秩序”为名，出兵侵占了伊犁及附近地区，并实行殖民统治。1874年春天，日本借口船民在我国台湾遇难，悍然发兵侵犯台湾，我国沿海局势骤然紧张。面对同时来自沿海和西北边塞的严重危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海防”和“塞防”之争。李鸿章提出了放弃新疆的谬论。他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的荒谬主张，遭到湘军老将左宗棠的坚决反对。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现在万不可因海防吃紧，而放弃新疆。他把收复新疆同保蒙古、卫京师联系在一起，充分说明了塞防的重要性。1875年5月，清政府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出兵收复新疆。1876年左率军出关，平定叛乱。不久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外，新疆全部为清军收复。

1878年（光绪四年）10月，清廷任命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索还伊犁问题。左宗棠曾给崇厚写信，让他坚持要沙俄交还“伊犁全境”，“全境以内不容其侵占留住”。昏愦无能的崇厚屈服于沙俄的压力，竟于1879年10月2日（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在未经朝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同沙俄签订了《伊犁条约》，亦称《里瓦几亚条约》。全约共计十八条，其主要内容有：（1）赔款：中国赔偿沙俄“代收”“ 代守”伊犁兵费五百万卢布；（2）割地：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划归俄属；（3）通商：准许俄国在多地设置领事，扩大通商特权，甚至规定准许俄国商人在中国蒙古、新疆等地免税贸易。条约名义上把伊犁归还中国，但伊犁西境、南境仍被俄占，处于北、西、南三面受敌的境地，伊犁成为孤城。这是一个严重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平等条约。

订约消息传至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一致谴责崇厚卖国行为，清政府决定不批准《里瓦几亚条约》，对崇厚治以死罪。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继续谈判改订条约。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死后谥号“惠敏”，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长子。从1878年至1885年，奉命任驻英、法、俄公使长达八年之久。还在出国任公使之前，慈禧太后就叮嘱说：“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外交），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曾纪泽的回答是“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论语》，意为服侍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性命。在曾纪泽看来，办理外交事务，不仅要豁出性命，甚至个人的声名也有可能毁于一旦。寥寥数语，道出了近代中外交涉的艰难，也道出了曾纪泽的心声。曾纪泽临危受命，赴俄谈判改订条约，就是他任劳任怨、拼却性命和声名“替国家保全大局”之举。

从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看，光绪五年九月初五日，日记第一次提及崇厚与俄擅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事，并亲口询问正在英国的崇厚本人。在曾纪泽看来，崇厚赴俄谈判伊犁问题，就应该从陆路经新疆伊犁前往俄国，以便了解伊犁形势，而崇厚取道海上径赴俄国，固然缩短了行程，但导致了对伊犁形势的无知。

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初二日记，在伦敦与万国公法会会员屠爱士谈话甚久，请教与俄国谈判方略，屠“言两国凡立条约，分疆划界之约与开埠通商之约，必须分为两次办理，以地界永远订定，而通商之务有时须变更也”，认为“其说极是”。 后来谈判时，曾纪泽正是将伊犁一案划分为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其中赔款居于次要，至于分界、通商则 “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者盖以准驳”。正确的谈判方针，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四月廿五日，拜会英国外交部长，争取英国对赴俄改签条约的支持。

五月二十日給总理衙门发电报，提醒边防部队不要节外生枝，“俄颇望一战，借索水陆兵费，祈戒边帅束士卒勿挑衅。”

除此之外，曾纪泽在赴俄京之前，于1880年5月27日关于筹划收回伊犁一切事宜谈判的奏折中，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提出了自己的方针：

伊犁一役，办法有三：曰战，守，和。言战者，谓左宗棠等席全胜之势，不难一战。臣窃谓伊犁地形岩险，俄为强敌，非西陲比。兵戎一起，后患滋长……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若多糜巨币以获之，是骛荒远，溃腹心也，不如弃而勿收。不知开国以来，经营西域者至矣……是今日之事，战、守皆不足恃，仍不外言和。（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46，曾纪泽传）

就是说通过战争手段收回伊犁或边境加强防守，都有利弊，均非上策，他还不指名地批评了李鸿章等海防论者放弃西部边疆的荒谬主张。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方式收回伊犁。如何和平谈判？接下来他申述了自己的主张：

和亦有办法三：曰分界，通商，偿款其小者也。即通商亦较分界为轻。何以言之？西国定约之例，有常守不渝者，亦有随时修改者。不渝者，分界是也。此益则彼损。是以定约之时，其难其慎。修改者，通商是也。若干年修改一次……俄约经崇厚议定，俄君署押，今欲全数更换，势所不能。臣愚以为分界既属常守之局，坚持力争。若通商各条，惟当去其太甚，其余从权应允，俟诸异日之修改，庶和局可终保全。（同上）

就是说，伊犁谈判涉及划分中俄边界、通商、赔款三个方面，边界一旦划分，就很难重新修改，因此必须慎之又慎，至于通商、赔款，只要不是太过分，可以适当让步。

这个交涉方针虽然也不算好，但总比李鸿章主张放弃伊犁要好得多。曾纪泽在交涉过程中，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的。

从中俄第一手资料中，可见谈判的激烈程度。

曾纪泽六月廿四日到达俄都彼得堡。其谈判对手主要是沙俄首相兼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的亲信幕僚若米尼、外交部副大臣兼亚洲司司长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等。廿九日即开始与俄方谈判，谈判很不顺利，“吉尔斯面冷词横，始言约不可改，继则屡言各国订约，诚有商改之事，惟未经商改即罪其全权之使（指清朝将全权公使崇厚撤职查办，定斩监候。后曾纪泽奏请撤销），增兵设防，有意为衅等语，诘难良久”。（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357页—358页）

俄方还提出，头等公使所签订的条约，二等公使是否有权更改？崇厚是头等公使，曾纪泽则是二等公使，况且崇厚已经签订条约，只等朝廷批准。谈判时吉尔斯、布策诸人便揪住“原约系特派头等全权便宜行事之大臣所订”，盘问曾纪泽“是否头等、有无全权”，曾纪泽对以是二等公使，不称全权大臣。俄方刁难说：“头等所定，岂二等所能改乎？”“全权者所定尚不可行，岂无全权者所改转可行乎？”曾纪泽运用国际法，指出无论头等二等，也不论是否授予全权，谈判时都要向国内请示，“遇事请旨，不敢擅专，则无论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误以师心自用、违旨擅行为便宜行事之权，盖考之中国之宪章、各国之成例，无一而合者也。”（《曾纪泽集·奏疏卷三》，岳麓书社，2008年，第44页）

俄方提出索要军费，曾纪泽“反驳说，这是国际公法中没有先例的要求：人们曾见某些国家在战后要求赔款，但从未见过要求赔偿和平时期的军备费用”，“最后曾表示，他的政府绝对不会接受赔偿我国军费的原则，而宁肯打仗”。（【苏联】查尔斯·耶拉维奇、巴巴拉·耶拉维奇合编《俄国在东方1876—1880——从阿·约·若米尼给尼·克·吉尔斯的信中看俄土战争和伊犁危机》，商务印书馆，1974年，162页—164页。以下简称《俄国在东方》）

针对俄之战争恫吓，曾纪泽毫不畏惧，给以回敬：

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待，想贵国不能无损。（曾纪泽《金轺筹笔》卷二）

从若米尼1880年10月12日写给吉尔斯的信，可见曾纪泽在谈判桌上的表现，使他的谈判对手也感到他多么可怕又可敬：

今天与曾会谈以后……我坚信对于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俄国在东方》，第148页）

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中俄改订条约》（简称《改订条约》，亦称《圣彼得堡条约》）。主要内容如下：（一）在界务方面，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及莫萨尔山口的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沙俄仍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原属中国的一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二）在赔款方面：中国补偿俄方“ 代收”“ 代守”伊犁的所谓“兵费” 九百万卢布。（三）在商务方面：只准俄国在嘉峪关和吐鲁番两地增设领事；俄商只准到嘉峪关贸易，删去原约准俄商贩运货物到西安、汉中、汉口贸易的条款；俄商在新疆各城贸易，改“均不纳税”为“暂不纳税”，在蒙古地方仍可免税贸易。虽然《中俄改订条约》，仍然是在沙俄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是，较之《里瓦几亚条约》，在界务和商务等方面，中国都收回了一些主权。这种“虎口夺食”并取得一定成功的外交斗争，在晚清外交史上是少有的。1884年，新疆建省，改置州县，从此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

由于中俄伊犁交涉事关近代远东国际关系、中俄关系和晚清西北边疆大局，因此主持赴俄改约谈判的曾纪泽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引人瞩目的人物，曾纪泽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外交官。

百余年来，中外学术界都对曾纪泽及其《改订条约》评价甚高。

曾纪泽临危受命，奉使俄罗斯，改约终获结果，晚清时人给予很高赞誉。后人为其去世后写的墓志铭云：“俄恃其强，据我新疆，谁与会议，自毁堤防。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不辱使命，不激不随。公此一举，倾动四夷。”（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15）“夺肉虎口”，何其形象，生动地刻画了曾纪泽谈判之艰难，赞扬了作为外交官的曾纪泽“折冲樽俎”“ 不辱使命”。

清末民初，劉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对曾纪泽赴俄谈判的总体评价是“（曾）纪泽当两国国交将破裂之时，以俎豆上之折冲，旋转大局，卒收回已经割让之地方，可谓能全国家之体面。”1947年陈复光在《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中，肯定了曾纪泽在改订条约时“手腕之明敏，心思之周密”。他假设一开始如果是派曾纪泽而不是派“头脑昏庸轻率赴事之崇厚”，“则所获当不止此也。”进而他驳斥了弱国无外交之说，指出这不过是无能的掩饰托辞：“不善办外交者每每以弱国无外交相掩饰其本身无能，且以外交之失败归咎于国势，不知弱国之外交办固较难，而正以难办始能表现外交之重要及外交家之才识也。”

再看国外学者的评价。美国学者马士著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其第十六章《俄国与伊犁》，十四节的标题是《外交的胜利对于中国的影响……》，他写道：

左宗棠用血和铁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光荣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中国在他的许多世纪的历史上向来是惯于军事胜利的，但像曾纪泽这样的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他的经验中却还是一个创举……胜利是毫无疑问的。

作者还引用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在《中国春秋》的话说：“在俄国他（曾袭侯）带着胜利的旗帜凯旋。在出国九年之后，他满载着光荣而回到北京，成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

英国学者季南著有《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全书共十八章，第四章即为“曾纪泽出使圣彼得堡”，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记述曾纪泽赴俄谈判。

苏联学者查尔斯·耶拉维奇、巴巴拉·耶拉维奇合编的《俄国在东方》对《改订条约》和《里瓦几亚条约》进行了比较，就中俄双方的得失评论说：“中国收回了大部分有争议的地区。作为补偿，俄国所得到的是增加到九百万卢布的赔款，《里瓦几亚条约》中广泛的通商特权大部分保持未动……中国保住了国防战略要地，而俄国则得到了通商权利和更多的赔款。然而一般认为中国胜过了俄国。”书中并引用当时英国驻俄国大使达弗林勋爵的評论说：“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

从根本上说，《中俄改订条约》和《里瓦几亚条约》一样，都是沙俄武力逼签的、破坏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不平等条约。从全局看，清政府的改约谈判仍是一个屈辱的败局。但是，作为赴俄谈判的主要人物曾纪泽，临危受命，“折冲樽俎” “ 不辱使命” “虎口夺食”，挽回了不少损失，为国家争得了体面，则是应该肯定的。它也充分说明，所谓弱国无外交之说，不过是无能的托辞。弱国的外交官，倘若能恪尽职守，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谈判时据理力争，不为强权所屈，不被战争讹诈所吓倒，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美国学者裴士锋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所产生的改革者、军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因此专门著有《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探讨湖南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走向的影响。该书写到了郭嵩焘，但对曾纪泽的外交成就只字未提，也没有对近代湖南外交官群体进行考察。晚清湖南外交官群体为何人才辈出？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影响有何特点，外交活动有何贡献？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并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