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时芬

古今中外，人们总是提倡勤劳节俭的美德，鄙视寅吃卯粮的恶习。欠债被认为对生活有着非常大的危害。只要看看代表人生智慧的谚语就一目了然：无債一身轻（中国）；家庭生活一旦以借债为基础，就不再自由而美好（挪威）；穷人无债胜王子（英国）；脱债就是脱险（英国）；负债是无底的海洋（英国）；与其负债起身，不如空腹上床（英国）……

然而，现实生活中，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甚至正好相反。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我们会发现，债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但不是国家和人民的负担，反倒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主要驱动器之一。如果没有债务，世界的发展要慢得多，国家和个人财富也将大大缩水。

汉密尔顿是最早洞察债务的益处的人之一。他所生活的18世纪，人们的观念普遍保守，债务被绝大多数的人视为洪水猛兽，是将国家和个人带入灾难的魔鬼。汉密尔顿顶着巨大的压力，写了大量的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向民众和国会说明债务的好处。后来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证明了汉密尔顿遥遥领先于时代的远见卓识。美国著名政治家韦伯斯特曾经如此评价汉密尔顿金融战略对美国的重要性：“汉密尔顿创建的金融体系，是美国繁荣富强的神奇密码。他叩开信用资源之门，财富洪流立刻汹涌澎湃。美国人民满怀感激之情，世界人民满怀敬畏之心。……他那不可思议的大脑灵机一动，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就应运而生。”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圣克罗岛，是个私生子。小时候依靠母亲经营的小店维持生活，13岁时母亲去世，家里的朋友帮他找了个给会计当助手的活儿。

有一次，一场风暴袭击了西印度群岛。小汉密尔顿给一家报纸写了一篇相关报导，文章引人入胜，登出来后很受好评。他的一些朋友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才，因此决定资助他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小汉密尔顿拿着他们的钱，来到纽约，申请到国王学院（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但由于他受教育水平不够，第一次没有被录取。他决定先到新泽西州伊丽莎白镇的一所学校去学习。在那里汉密尔顿是学校里最勤奋的学生之一。同时，他写了很多文章，每次都努力改进自己的风格。一年后，他被国王学院录取了。

在国王学院读书期间，汉密尔顿敏捷的才智，清晰的思维和出众的表达能力让老师和同学们感到惊讶。汉密尔顿还非常关心美洲殖民地的前途，参加了抗议英国统治的活动。独立战争爆发后，18岁的汉密尔顿加入了北美民兵，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后来他担任乔治·华盛顿参谋部的副官4年，成为乔治·华盛顿最信任的左膀右臂。1781年4月，他向华盛顿要求授予军队要职遭到拒绝，因而离开了参谋部。同年7月，他因指挥一个步兵营在约克镇战役中攻下英军的一个堡垒而声名鹊起。

战争结束后，汉密尔顿成为美国制宪会议代表及《美国宪法》起草人。1787年9月17日，他作为39个制宪会议代表之一，代表纽约州签署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新宪法诞生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批准宪法的运动中。汉密尔顿与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一起，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85篇宣传解释新宪法的文章，其中51篇文章出自他的手笔。这些文章后来被汇编为《联邦党人文集》。该文集被认为是“美国政治学迄今最重要的著作”，是美国“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是美国政治文献中“仅次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位居第三的文献”。

在华盛顿担任总统期间，汉密尔顿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1789—1795）。他从战争中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战后亲身体验到的联邦政府软弱无力的窘境中认识到，美国要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坚固的各州联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战后，他一直为实现这一目标坚持不懈地斗争。

1789年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长时，他面对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几乎不堪重负的战争欠债，濒临崩溃的国家信用。他向国会呈交一系列报告，提出了整顿财政与发展经济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政策，使长期积压的债务问题得以解决，重建了美国在国内外的信用，健全了金融体系，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财政管理制度。国家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从根本上结束了财政混乱状况，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没有哪位开国元勋像汉密尔顿那样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有如此的先见之明；也没有哪位开国元勋像汉密尔顿那样构建了恰如其分的经济体制，为美国后来的财富和实力奠定基础。

汉密尔顿在人品和私德方面却并不受人尊崇，他几乎没有朋友，在与主要政治对手托马斯·杰斐逊的竞争中更是输得惨不忍睹。后来，还卷入一桩通奸丑闻。1804年，他索性与政治对手、副总统阿伦·伯尔决斗，不幸命丧黄泉，享年49岁。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中，没有哪位的生与死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更富戏剧色彩了。

然而，汉密尔顿的政治遗产，包括工业建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负债强国”等等，却在此后的美国历史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由于汉密尔顿在美国金融、财政和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0美元的钞票印上了他的头像。2006年，汉密尔顿被美国的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5名。

汉密尔顿为美国构建的货币金融体系有五大支柱：一、统一的国债市场；二、中央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三、统一的铸币体系（金银复本位制）；四、以关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五、鼓励制造业发展的金融贸易政策。汉密尔顿的五大支柱共同支撑起美国金融体系的参天大树，最终使之成长为主导全球经济的美元霸权体系。

汉密尔顿自始至终从整体国家信用角度来设计五大政策和制度安排。他说：“一个国家的信用必须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必须有着最精巧的配合和协调，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一根树枝受到伤害，整棵大树就将衰败、枯萎和腐烂。”

人类历史上，总有极少数天才人物的思维和战略远远超越他的时代。汉密尔顿就是那样的天才。他主张欠债并非坏事，反而是强国兴邦的一大动力，因此汉密尔顿倾全力创建国债市场。这一主张最具颠覆性，在当时的人眼里，他简直是把魔鬼吹捧成了天使。能够明白汉密尔顿天才构思及深谋远虑的人可谓少之又少。

汉密尔顿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经济学。他的“负债强国”主张，都是从阅读、思考和对现实的观察中得出的。他认为“信贷可以被称为国家事务运行机制中的一种新力量”。负债对国家的强盛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需的。这一观点建立在他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尤其是英国崛起经验的深刻把握之上。早在出任财长之前，汉密尔顿就写道：“17世纪90年代开始，大英帝国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税收体系和国债市场。18世纪，英国国债市场迅猛发展，不仅没有削弱英国，反而创造出数之不尽的巨大利益。国债帮助大英帝国缔造了皇家海军，支持大英帝国赢得全球战争，协助英国维持全球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经济发展。个人和企业以国债抵押融资，银行以国债为储备扩张信用，外国投资者将英国国债视为最佳投资产品。为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英国和欧洲资金和资本市场的依赖，美国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國债市场和金融体系。”

独立战争时期，新大陆欠下了相当大的内债和外债，部分由联邦政府借得，部分由各州单独借得。依靠巨额借贷，大陆军支付军饷、备齐粮草、购买武器，最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所以汉密尔顿称债务为“自由的代价”。他指出，战争在现代体系中只会产生两种结果——欠债或私有财产的毁灭。如果仅仅用国家收入中从公民的生活需求、便利和追求幸福的开支中节省下来的钱，不可能支撑一场严重的战争。必须要有信贷的参与，国家必须募集资本而不是依靠私人的节省打仗。

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信贷体系的显著优点是，它能够使政府在不侵犯财产、破坏工业或无理干涉个人享受的条件下进行战争。公民可以保留他们的资本以进行商业活动，并保留一定比例的产品以满足生活的需求。农业、商业和制造业不会受到严重伤害。它们的活力仍然保留，一旦恢复和平，它们将很快恢复到平时的水平。由于信贷的使用，战争的祸害变得不那么严重。如果没有信贷，等于把一国的资源全押到战争上，公民忍饥挨饿，工商业被窒息，国家将很容易被击败。

信贷不仅能够使政府利用强大的资源以赢得战争，更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汉密尔顿阐明信贷正起着他所述的作用：“无论谁，只要你以公正客观的眼光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公共债务所创造的新资本推动了商业、农业、制造业的扩大以及其他改进。我们的海上运输得到了大幅度的真实增加。我们的对外贸易开始更多地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本。我们的制造业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所增加。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开疆拓土。我们的城镇由于新的优质住房的落成而迅速增加。运河正在开掘，桥梁也在建造，其运作和效用强于之前任何时候。土地到处在增值。”

在公共和私人信贷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在1795年得到了重新启动。这次迅猛发展一直持续到今天，让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第一强国。

汉密尔顿鼓励“负债强国”，并非只知道鼓励借钱，然后不负责任地赖账。他始终强调，借债应该建立在恪守还债的义务，对还债作通盘安排的基础之上。最重要的，是要进行融资，为偿还债务准备足够的资金。

债务能帮助国家赢得战争，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值得鼓励。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债务？如果借钱不还，那么这种做法会成为暴力、压迫、勒索和苦难的引擎。债权人的财产将不再安全，没有什么是安全的，一切都将是强权问题，自由将不获保障。借债的初衷将适得其反。

当看到信贷对国家的力量和安全有如此大的重要性后，他努力以最有效的方式使自己的国家信用达到最完美的状态。政府，就像个人一样，应该对还债持神圣态度。在道德和政治义务中，还债义务具有突出的地位。政府必须为还债作出合理的融资，毫不动摇地提供足够的资金以履行借债时承诺的义务。在借入每一笔债务的时候，就要做好还债的安排。

借债有各种好处，所以完全还本付息是没有意义的。汉密尔顿提出了“永续债务”的概念。联邦政府能够支配的是进口税和消费税（那时出口还不需要缴税），还有出让无主土地的收入。这些收入在供给联邦政府的运作费用后，主要用来支付所欠债务的利息；还有余的话，可以每年偿还一定比例（比如10%）的本金。由于债务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税收会不断增加；无主土地也会不断增值，土地出让金也随之增加。同时，还可以通过发行新的债券来融资。经济发展后，资本变得充足，利率会呈现下降的趋势。比如，老的债券利率是6%，新的债券利率可能只有5%，这时可以将发行新债券获得的融资用来对老债券还本付息，降低借债的成本。这种类似于“拆东墙补西墙”的运作，就是一种“永续债务”。它既可以始终保持一定金额的负债，又恪守了还债的信用，让债权人获得收益，还可以不断降低借债的成本。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欠债国，许多人批评美国人寅吃卯粮，甚至断言美国会被沉重的债务毁灭。如果他们真正理解汉密尔顿的债务战略，以及200多年来美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他们是否应该重新评价自己的观点？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最有效动员和配置资源，而做到这点的最佳手段就是信用体系。一个人、一个企业，以及一个国家，拥有最高信用，它就能够动员尽可能多的资金和资源来发展自己。汉密尔顿早就深刻洞察了金融和信用的本质。历史很快验证了汉密尔顿的先见之明和高瞻远瞩。汉密尔顿不遗余力地建设美国国债的信用体系，其核心就是：政府保证还债，并且实实在在地为还债进行融资。在他1789年出任财政部长前，美国的债务体系还是一片凄惨，而到他财政部长任期结束前一年的1794年，欧洲投资者就给美国国债和整个金融市场以最高信用评级。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宣称：“美国国债运转良好、安全可靠；美国政府对国债市场的管理是如此规范，美国经济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担心美国国债的安全性。”正是国家信用的完善刺激欧洲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

针对当时国会里和社会上对债务以及为偿债融资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的大量担忧，汉密尔顿既承认他们担忧的合理性，同时为债务战略进行了辩护。

融资制度反对者的核心论点是，为信贷融资，会鼓励企业以贷款取代销售收入以供开支；并且政府会避免当前完全合理的某些税收（因为税收总是不受欢迎的）而转向借债。两者都会引起负债经营的倾向，最终债务会逐步积累并不断延续；直至最后国家被沉重的债务压垮。

对他们这种主张，汉密尔顿分析后指出，这只是一件本质良好的事物被滥用了。信贷，就像所有的好东西一样，都存在着被滥用的风险。但不能因为它们会被滥用，就“倒洗澡水连婴儿一起倒掉”。

农业、商业和制造业会带来富裕，丰富享受生活的手段，自然会提高对生活的要求。但它们也会助长奢侈、挥霍、放荡、浮华、道德和政治的紊乱，导致动乱、革命、国家的覆灭。难道我们应该就此放弃对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的改进？

自由、科学、技术、学习和知识会促进发明、创造和改进，从而促進财富的积累；但它们一旦被滥用，就是灾难的根源。为此，我们难道应该禁止它们吗？

信贷在国家运行机制中被看作一种新兴力量。它非常了不起且管用；但如何正确地把控它，就像对每一个新的了不起的装置一样，至今仍在探索中。对债务的滥用可以通过“适当监管”来避免。我们急需找到债务运作的规律，以尽量利用它的好处而避免它被滥用。

退一万步说，即使人们都认为，信贷体系是一种糟糕的制度，也并不意味着当别的国家都在使用信贷时，美国可以弃之不用。它在战争期间的作用尤其大，以至于一个没有信贷的国家在与一个拥有蓬勃而繁荣的信贷制度的国家的战争中，会轻易被打败。

反对为债务融资的人的第二个担忧是：它们会为借钱大开方便之门。汉密尔顿则说：不。为债务融资，会给一个国家的信用提供坚实的保障，有钱人会放心地借钱给政府——它们可以保证国家在面临重大而危险的紧急情况时，能够随时和大量地获得它所需的货币供应，以达到防御、安全以及维护和促进利益的目的。融资是为了不让公民被不可承受的税赋压垮，不从工业中榨取工业自身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不将所有私人财产投入公共领域，不破坏社会秩序的基础。

反对为债务融资的人的第三个担忧是：允许外国人投资美国的债券，会不会让外国人攫取了美国的利益。这种攫取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外国人获得美国政府支付的利息，导致这部分美国财富流入了外国人的腰包。二是美国向外国借来的钱，部分被用作购买外国商品供享乐，这又增加了外国的财富。

为了不让外国人获得美国政府支付的利息，有人提出禁止外国人认购债券，以及禁止向外国人转让债券；换句话说，就是不让外国人持有债权。

对此种担忧，汉密尔顿质问道：不让外国人持有债券会让谁得益吗？如果外国人全额付款购买了我们的基金，那么他们的投机活动又有什么害处呢？他们购买我们债券的资金被用于发展我们的商业、农业、制造业、道路、运河和其他有益品，难道还不足以补偿他们从我们国家债务中获得的利息，直至偿还本金吗？我们这样一个新兴的国家，有许多东西亟待发展，毫无疑问，用在那些方面的资本带给我们的收益远远多于我们为那些资本支付的利息。

还有人建议，即使允许外国人购买债券，也不要给债务融资，等于说政府不保证会偿还债务。如此，债券价格就会波动，其不稳定性将防止债务流向国外（吓退外国人购买债券）。

对此建议，汉密尔顿回应说：债务融资可以让债务基金在相同的安全条件下迅速升值。这可以给国家省下一大笔借债成本。否则，外国人就会以极低的价格购入债券，给国家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还有人担忧出售债务给外国人所得的钱，并不会用于发展工业、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会被挥霍于奢靡的物质享受中，并流回到国外去购买奢侈品，进一步增加外国的收入。

对这第四个质疑，汉密尔顿认为事实并没有那么严重。诚然，大量增加的活跃资本和私人财富会引起一些私人消费的增加，部分花销确实用来购买外国奢侈品。但是，新增资本中用于奢侈品消费的金额，与用于有用的和有利的项目的金额比，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只要环顾四周，就会看到债务所创造的大量新增资本已经被用于发展商业、农业、制造业和进行其他改进，它们也可以证明新增资本被大量用于奢侈品消费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有一小部分的确用在了外国奢侈品上，损失的金额也小得不足以损害支持借贷的观点。

汉密尔顿坚持对美国和外国的债权人一视同仁。不管债权人是谁，履行合同义务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准则，是国家信用的基础。

鉴于当时的形势，某些所谓爱国人士提出，对美国债券持有者中的美国人和外国人要区别对待。他们提出：为了保护美国的财富不致流失，支付给外国债权人的利息要低于美国债权人；如果发生战争，美国政府有权停止向敌对国家公民持有的美国债券支付利息，直至剥夺他们的债券。

对于这种貌似“爱国”的建议，汉密尔顿反驳道：如果向外国投资者支付比本国投资者低的利息，不利于扩大美国信贷的来源，是把一大部分资本挡在国外。其结果，要么是增加美国政府发行债券的成本，要么使外国投资者有机会以低于本国投资者的出价买入债券，反而造成资本的损失。

剥夺敌国债权人本、利的建议更具迷惑性，听起来似乎大义凛然，否则就是损害美国的根本利益。汉密尔顿则认为，即使是敌国公民，他们购买了美国债券，那么他们和美国的关系应该被视作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而不应该被视为敌对阵营的人员。这种关系就由合同——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来规范。只有这样，才会为美国债务树立良好的信誉，使投资者在以后的日子里总是愿意借钱给美国。政府和个人应该平等对待所有的债权人，履行合同中规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这一本质是最无耻的政客也无法否认的。

汉密尔顿一般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财政部长。他的思想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他的这些政治遗产，在当时被主流政治忽视甚至攻击，而在后世却逐渐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意义，后人不断地对其进行当代意义上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纵然是20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可能也只有那些金融精英们才真正懂得汉密尔顿“金融战略”的极端重要性。今天，当我们激烈辩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美元汇率、全球失衡、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关乎所有国家最高利益之重大问题时，我们绝对有必要重新反思200多年前汉密尔顿的金融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