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良才

那年头，工人阶级吃香。即便我父亲老马后来光荣退休，但“余香”依然袅袅不绝。每月退休金好几十块，让还在挣工分的乡邻们称羡不已，嫉妒得眼里冒火。

其实，父亲只能算是准工人阶级，他所在的猷州搬运站属于大集体性质，跟国营企业如南山煤矿、鹿山林场等没法比。大集体企业近似于“自刨自食”，父亲他们汗珠子摔八瓣挣下的辛苦钱，有60%上缴单位作为“提留”，剩下的40%作为工资发放。

母亲开始不理解，看父亲忙得不可开交的乐呵劲，在父亲面前抱怨，凭什么白白拿走大头？倒过来还差不多。父亲青筋暴起，呵斥母亲，妇道人家，乱插什么嘴？你只管带好孩子种好菜地做好家务，保你有吃有穿就行了。公家这么规定，自然有公家的道理，我们吃的是公家饭，要晓得感恩才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从此以后，母亲便很少唠叨了。母亲知道，父亲是个大老粗，能讲道理讲道理，讲不清道理就让拳头帮着解释。

搬运工人的劳动强度真比农民还苦，几乎天天类似于搞“双抢”。无论三九天还是三伏天，每人一辆人力板车，拉米拉食盐拉白糖，拉沙拉砖瓦拉木料，一拉就是十几公里、几十公里，载重至少一千多斤。父亲家庭负担重，劳力也强，往往他的车上要拉一千公斤。工友们都戏称父亲的车是“拖拉机”。那时候在乡下，别说汽车，连手扶拖拉机都稀罕。

父亲有两样绝活。

一是扛包。两三百斤的米袋或盐包弄上人力车，着实不易。只见父亲在仓库的米袋或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