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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出口”的韩国孤儿

2021-03-22周妮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2021年3期
关键词:亲生父母韩国政府出口

周妮

一个两岁的小女孩站在公园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带来的,又在这里站了多久。之后的收养文件中只写着:1983年11月18日,一个40岁的行人路过时发现了她,几经辗转,她被送往一家和收养代办处有直接联系的孤儿院,并于十个月后送去美国接受收养。

她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国送养至国外的17万孩子中的一名。在20世纪后半叶初期,没有哪个国家像韩国这样将如此多的孩子送往国外。朝鲜战争时期,韩国女人和美国士兵或联合国工作人员生的孩子,不受韩国人待见,往往会被送入孤儿院。韩国政府想保持民族的单一性,也助长了社会上遗弃这种孩子的风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的繁荣并不能改变人们对非婚生子的态度。那些孕妇不仅得不到国家的救助,还会遭到家人和邻居的嘲笑,她们中的多数都会选择送养孩子。当时,收养代办处建了几十栋“生育楼”,为她们在就医、分娩等方面提供帮助,并在孩子出生后催促她们将之送去收养。国家虽有能力筹建福利机构,却几乎没有为此投入资金。而来自国外的收养需求不断增长,收养广告向父母承诺,他们的孩子会在远方过上更好的生活。当时的收养费相当于韩国人将近一年的工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收养产业为这个国家创收数十亿。就这样,孩子成为韩国的一种出口商品。

为知情权抗争

36年后,那个被收养的孩子回到了韩国。现在,她叫卡拉·博斯。和很多韩国被收养儿童一样,她也在询问自己,亲生父母是谁,为何要抛弃她?她不想再得到敷衍的答案。

2020年6月12日,38岁的博斯和律师踏入首尔家庭法院。法官看着她说:“根据一项DNA检测结果,我宣判,卡拉·博斯是欧先生的女儿。”博斯哭了。作为非婚生的孩子,博斯将生父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承认自己是他的女儿。被送到国外收养的孩子和亲生父母之间爆发这种冲突,在韩国还是头一例。

在韩国,家庭的地位很高,干涉别人的家事是不合情理的。根据儒家思想,父亲是家庭中的最高权威。对于很多人来说,养育非婚生的孩子是一种耻辱。博斯的父亲,85岁的欧先生,是一家银行的董事,在韩国社会地位很高。博斯的母亲至今未明。

博斯已经寻找父母多年,这也是因为韩国政府几乎不会为送往国外的被收养儿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收养代办处有权管控他们的数据。博斯好不容易才找到父亲,他却拒绝和她说话,于是她将他告上了法庭。宣判后,博斯被登记为生父家庭的一员,有权继承欧先生的部分遗产。

现在,她的故事在韩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认为,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收养产业弊病不少。另一些人则认为,博斯不尊重韓国文化。对被收养儿童来说,将来要说服亲生父母和他们见面,会更加艰难。

宣判一周后,卡拉·博斯在荷兰接受了采访,她已和家人定居阿姆斯特丹11年。她很高兴自己能为韩国社会带来一些改变。“我的案例告诉那些被收养的儿童,他们有权知晓真相。”她出现在韩国的电视和电台节目上,《纽约时报》和路透社也报道了她的故事,很多被收养儿童写信给她,活动人士希望借助她的案例敦促韩国政府改弦更张。

艰辛的寻亲之路

2017年,博斯和家人飞到首尔,开启寻亲之旅。当地致力于帮助被收养人的G.O.A.L组织在2019年成功让20个被收养人和亲人团聚。该组织员工为博斯分发韩语传单。根据孤儿院的记录,她当时很快就被韩国人收养了,其他信息一概没有。

在韩国,超过23万被收养儿童的数据都在私人收养机构手中,由于这些机构只顾赚钱,登记的孩子信息往往错漏百出,文件被伪造,身份被弄混,都是常有的事。不少父母不给新生儿做登记,导致很多婴儿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在法律层面消失了。

“韩国有目的地将孩子变成了孤儿。”牧师金道贤(音译)说。他在首尔建起的成年被收养人救助点KoRoot也为博斯的寻亲之旅提供了帮助。

就算知道收养人父母的身份,代办处一般也不会透露半分。重视保护个人隐私的韩国法律规定,只有获得父母许可后,被收养人才能联系他们。博斯说,如果被收养人申请查看文件,代办处就会涂黑其亲生父母的名字。

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韩国受到国际公众关注,围绕其婴儿出口问题的批评声首次变得响亮起来。随后,韩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增加国内收养数量,2019年只有317个孩子被送往国外收养。1993年的《海牙跨国收养公约》是国际社会规范这种收养,保护孩子不受剥削之苦,同时也是避免其失去自身文化根基的尝试。于2013年签署了该公约的韩国,自那以来必须确保收养是为孩子好,且必须好好保存孩子亲生父母的信息。

此外,2012年,韩国政府修订了《收养法》。在送养孩子之前,父母必须站上家庭法庭。孩子的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跨国收养变得更为艰难,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入了孤儿院。在韩国人看来,收养仍是一种见不得人的耻辱,大多都是悄悄进行。

像博斯这样在这些新规出台之前就被送出国的被收养人,几乎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收养代办处当时也没想到,这些被收养儿童有朝一日会回到韩国。

2016年,博斯将自己的DNA样本上传到MyHeritage平台。2019年,她的DNA匹配成功:牛津大学一名22岁的韩国留学生和她的DNA部分重合。“那是关于我家人的第一条线索。”后来证实,这个留学生是她的侄子。她在英国见到了他,得知她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她的父亲仍健在。博斯确定,这个家庭在韩国生活富裕。但这位父亲很快回应说,他不认识博斯,后来那个22岁的留学生也切断了和她的联系。

2019年,博斯再次来到首尔,从一个侄女那里获知了父亲的名字。现在,她只需要知道他的地址了。当她得到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的住址,敲响其中一位的家门时,对方叫来了警察。“他们对我充满敌意。”博斯感觉这个家庭不想和她有任何关系。

不久,她听从律师建议,发起诉讼,希望能成为第一个在法庭上争夺身世知情权的韩国被收养人。她收到了来自欧先生一家的信息,大意是说:停止接受采访,否则别想见到父亲。博斯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愤怒。在他们眼中,家庭隐私比她的知情权更为重要。博斯不想总是由其他人决定被收养人应该知道什么以及知道多少。

审判结束后,博斯出现在记者面前,显得疲惫而放松。“对我们这些被收养人来说,这是富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因为我们终于有了获知真相的权利。”她说,“我希望我的案例能促使韩国政府改写韩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婴儿出口国的历史,承认被收养儿童的权利。”那之后,她面向摄像头,用磕磕绊绊的韩语对母亲说:“来吧,我不会怪你,来找我吧!”但她的母亲始终没有出现。

没有答案

博斯的父亲最终表示愿意见她一面,但要求不能有媒体在场。2020年6月15日,欧先生戴着帽子、口罩、手套,和两个保镖一起出现在他律师的办公室里。两人沉默地相对而坐,博斯推给他一封信,信里再次阐明了她的身份,并解释道,上诉是得到他地址的唯一办法。

“我不会读的。”拒绝摘下太阳镜的欧先生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博斯说,会面后,欧先生一家将老人家急转直下的身体状况归咎于她。博斯不知道这样的寻找会如何结束,接下来她该怎么办。现在,她只想好好地和丈夫、孩子一起生活。在寻亲的过程中,她已花费1.5万欧元。她也不再庆祝自己的生日,因为那会让她痛苦。

博斯从未怀有浪漫的期待,认为这次寻亲能让她变成一个完整的人,对她来说更重要的是知情权,是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而现在,博斯的寻找可能要以一无所获告终了——除非她能找到生母,韩国一个记者团队还在为此努力。这些电视制作者们知道,如果母女重逢,这会是个完美的故事。博斯不再相信,只要长久等待,亲生父母就会和她联系,因为如果不是迫于媒体的压力,没人愿意将秘密公之于众。只要韩国没有出台能给被收养人更强有力支持的法律,电视节目就是“改变这个故事”的唯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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