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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网络视角下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
——以淮南市为例

2021-03-22李祥舒赵满华

山西农经 2021年5期
关键词:淮南市资源型行动者

□李祥舒,赵满华

(1.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00;2.太原师范学院山西省城乡统筹协同创新中心 山西 晋中 030600)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城市化发展,资源型城市社会空间不断进行更新换代与升级,部分资源型城市社会空间演替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根据国务院《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可知,我国目前有262 个资源型城市。其中部分资源型城市转型遇到一定的瓶颈,转型效果较差,存在严重的转型结构失衡问题[1]。

传统的资源型城市研究侧重于产业组织、产业集群、城市空间优化、城市空间重构等研究方向,缺乏从社会学异质性网络角度分析城市转型过程中行动者组织网络的协调控制关系。行动者网络关系研究不仅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强调了城市不同范畴组成物质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关系。利用社会学行动者异质性网络关系对淮南市转型中相关行动者构成的网络关系进行研究,寻找资源型城市转型可行性路径,具有现实意义。

1 研究区域概况

淮南市位于安徽省中北部地区,城市户籍人口389.7 万人。淮南市因煤建市,矿产资源的远景储量达444 亿t,探明储量180 亿t,城市主导产业为煤炭采掘以及煤炭延伸品,火电化学工业产值占比较大,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供给区域。依据2015 年安徽省行政区划调整意见,寿县划归为淮南市管辖,淮南市总面积扩展到5 532 km2。2019 年淮南市地区生产总值1 296.2 亿元,地区人均生产总值37 140 元。受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能源结构调整等影响,淮南市出现矿城协调困难、企业效益降低、居民收入下降、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造成严重的城市经济倒退。

2 研究方法

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网络化归纳与分析资源型城市转型中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可以称之为转译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是一种可以有效地联系空间关系的复杂网络,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法国社会学家卡隆(Callon)等人提出的一种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具体概念包括行动者、转译和网络3 个主要部分。

行动者网络理论打破了传统二元观点,将传统人类和非人类等异质性要素在认知论的层次上称为行动者,使其具有同样的行动能力。行动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两大类。网络的稳定性取决于各个行动者利益的不断转译[2]。转译过程是行动者网络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等基本环节。行动者网络之中,各环节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转译环节。

“问题呈现”是指核心行动者通过指出其他行动者利益的实现途径,使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从而连结形成一种特定的网络联盟,同时使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强制通行点”(OPP)。“利益赋予”通过各种装置和策略强化问题呈现环节中对行动者角色的界定,其结果是行动者被“征召”而成为联盟成员。“动员”即建议者上升为整个网络联盟的代言人,并对其他联盟者行使权力[3]。

3 构建城市转型行动者网络体系

城市转型过程中存在多种利益主体的相互交织,各种利益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和自身独特的行为方式活动。行动者网络构建起相互存在联系的利益主体节点,各行动者主体需要共同的“强制通行点”。如表1 所示,在行动者网络框架下将淮南市城市转型中利益主体进行网络化划分。在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中,众多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参与网络的构建[4]。

行动者网络转译之前,需要对城市转型中存在的具体行动者进行划分。按照城市中多元利益主体划分为:①人类行动者,包括淮南市政府、城市居民、煤炭企业主、产业工人、地产商等人类行动者;②为城市转型提供物质基础的非人类行动者,包括资本、土地、交通线路、煤炭资源、矿山公园等。

将网络之中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相互连接,其中人类不仅作为“被影响着”的行动者而出现,而且实实在在参与城市转型网络。

4 淮南市城市转型网络转译过程

4.1 “问题呈现”阶段

在行动者网络转译的过程中,第一步“问题呈现”要求将网络中所有行动者所关注的问题进行具体化的归纳,在网络中寻找其中的“强制通行点”。在整个城市转型过程中,需要寻找城市中所有行动者所必须要通过的转型途径。

在资源型城市所有转型方式之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合理配置以及进行生态修复成为转型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其中,对于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可以引导产业结构与生态修复相关行动者行为。为满足城市转型发展需要,所有转型中连接行动者共性的“强制通行点”为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淮南市城市转型中人类行动者参与情况如下。由市政府牵头引领转变煤炭资源的使用与开采方式,影响煤矿所有权与所属相关人员及矿业系统工人,以及产业链中与煤焦化电等相关生产企业有联系的工人团体。房地产商通过与政府的协商机制获取相应的土地使用建设权,进而改进城市土地利用方式。普通居民团体为了追求最大利益寻求规模效益从而选择最有商业机会的布局点。由此带动相关小商贩、手工业者等个体从业者进行生产活动,带动城市居民生产方式的转变,达到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的利益点[5]。

非人类行动者通过不同的组织方式参与城市转型的转译过程。其中,资本要素始终贯穿网络的行动者之间。不同行动者在资源合理优化配置的过程中追求最大利益。土地要素在城市转型过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可以组织起网络行动者之间空间关系的优化配置。城市交通线路成为连接各个行动者具体行为之间的物质纽带。煤炭、水源等资源成为城市转型中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公园在生态修复与城市绿色转型过程中对于塌陷区综合治理起到积极带动作用,是帮助城市转型的正向行动者。

4.2 “利益赋予”阶段

行动者网络研究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将自身利益赋予转化为其他行动者所追求的利益,使得城市转型过程中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在利益分配方面之间形成一定的网络联盟。为了保证联盟的合理运转,需要各个行动者之间达成良性的运转机制。

在“利益赋予”阶段,城市转型中所有行动者均参与其中。主导性的政府行动者通过对于利益的合理调配,在相关政策机制的引领下进行利益赋予与协调。在这个阶段,城市中的人类行动者起到主导作用。受到政府行政干预影响的人类行动者需要衡量自身的得失,并且对转型对自身利益的影响进行判读,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等问题进行细化处理,以达到最大化的利用效率[6]。

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相互配合共同构建一种相互协调的机制。受宏观转型政策影响,煤炭开采企业需要对生产规模与生产方式进行改进,改进过程中势必会影响煤矿以及相关下游企业主体的“利益赋予”。其中一些异质性的行动者会产生一些异质性的行为,例如部分工厂停产会导致企业利益缺失,从而导致企业工人群体产生群体性事件,造成不良的影响,阻碍正常的利益分配与赋予。

在转型过程中对利益的赋予,会严重影响到具体行动者对价值判断准确性的怀疑。在城市转型过程中,相关政府机构、企业单位、个体劳动者积极参与城市转型工程建设,在转型网络中达到成员共同的“利益赋予”,从而共享城市转型带来的红利。

4.3 “征召”阶段

城市转型中的众多核心行动者组成网络体系,但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城市转型过程,仅靠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行动者难以完全实现城市转型网络的良性构建。“征召”就是需要更多的与区域转型有关系的个体加入并且追求其共同的利益。

从政府行动者出发,首先需要“征召”具有创新性的企业与人才加入城市转型网络之中。城市领导者通过招商引资,带动资本投入城市规划建设,利用城市规划布局实施方案对城市老城区功能进行重新定义。一些相关的老城区居民作为新型行动者加入城市组织网络,改变生产活动方式与组织形式,进而对城市功能区结构进行更改。

同样,受政策影响的煤矿、电力、化学和相关生产企业由于受转型政策影响,寻找新的发展道路,新型行动者加入企业组织构成,淘汰传统高污染、高耗能产品与工艺,吸收更多高精尖技术与资本投入在企业生产过程之中,从而达到人才引进与技术更替的共同“利益赋予”。受此影响,城市居民收入与社会资本会向全新的经济体方向转型,吸引更高一级的相关行动者去追求利益。由此,越来越多的新技术与人才受到转型“征召”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转型“征召”体系,如图1 所示。

4.4 “动员”阶段

卡隆认为,构建一个完整的网络需要组织行动者进行完善的“动员”,否则网络会成为一个不完全体。在实际转型网络构建之中,各个行动者通过“强制通行点”进而达到共同的“利益赋予”。在“动员”阶段,资源型城市转型“动员”多为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企业参与、居民协助,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转型网络体系。

淮南市政府主导的城市整体转型“动员”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城市转型网络的构建。相比企业内部主动式转型,政府主导的区域规划与限制性禁令对于相关行动者的“动员”具有强制性[7]。网络之中其他行动者相互配合,行政力量“动员”工程承包行动者参与城市绿地与公园的建设,国家层面设计建设的商合杭高速铁路项目吸引工程承包商“动员”建设力量参与建设项目与实施,工业生产企业会“动员”新技术加入生产环节,减少资源消耗产生的有害物质以到达到环境评估标准,文化产业行动者投入资本进行文化创新与发掘,地产商“动员”资本行动者投入城市开发区置业项目建设。相关行动者分别进行“动员”,从而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转型网络。

5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淮南市转型路径

5.1 协调行动者利益关系,完善网络构成

资源型城市转型不同于其他类型城市转型。由于历史与行政等原因,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一定的守旧特性与产业依赖性。在城市转型过程中,不同产业主体之间会因为相关利益产生冲突,城市中的利益主体会产生对于资源分配的异质性追求。转型中的淮南市需要把握核心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8]。

2015 年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后,安徽省随即发布了云计算产业“一中心两基地多园区”的战略规划建议,将淮南市列为“两基地”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为淮南大数据产业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应将城市土地与信息技术产业行动者相结合,给予高技术人才创新与创业的平台。

宏观政府行动者需要对地区转型全局进行调查与探究,协调城市之中矿区、城区、开发区、绿地、河道等“三生空间”的使用。煤炭企业及与之相关的电力、化学工业企业主导行动者需要寻求企业转型过程中对具体产业工人个体利益的协调,避免造成与工人生计权利相违背的政策方针,需要处理好工人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部分企业资产所有权益未明确定位的企业更应当加强对其员工的“利益赋予”[9]。城市规划行动者需要对具体居民意向进行调研摸排,避免加油站、加气站、仓储工厂等城市工业服务设施与城市居民点产生安全纠纷和资源利用冲突。在城市产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行动者需要与地方居民行动者相互配合,达到产业—城市—生态—文化相互协调耦合、高效运行的状态。

5.2 注重人类行动者的主观性与城市实际相结合

城市转型中,人类行动者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宏观层面,政府规划行为者在城市转型框架的建设上宏观决策布局。相关行政与规划设计者在具体城市转型设计上进行判断,依据个人经验与学习经历对城市转型进行分析,例如规划撰写适应时代发展的《安徽淮南新型煤化工基地总体发展规划》等指导意见与对应性的招商引资项目,而招商引资是激活城市转型发展的内部动力[10]。

规划决策行动者需要对城市实际工业、商业、科教文卫等产业与居民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将宏观政策导向与淮南市具体实际转型效益相结合,从而提高行政运作效率和规划决策的科学性,例如淮南市政府相关领导多次提出“稳增长的关键在于稳投资,稳投资的重点在于抓招商引资”,从宏观层面确定招商引资战略。

城市中以普通市民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成员在与宏观政策转型协调中需要达到匹配效果。城市宏观经济产业转型,导致原有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改变部分居民产业生产方式与收入水平。与区域行动者网络中“动员”阶段相似,居民行动者需要不断适应城市整体转型所造成的产城融合演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相关从业者需要改变自生传统谋求生计的方式,选择更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的谋生模式,与城市规划发展方式相协调,寻求低耗能、高效、清洁的生产方式。

5.3 注重非人类行动者在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促进与制约因素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兴起,又因资源问题衰落。资源、环境、资本等非人类行动者在城市转型中影响其他行动者行为。在淮南市城市转型中,核心的煤炭资源始终是引领城市转型发展的标志。在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与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煤炭资源是淮南市经济发展的支撑行动者,而与煤炭相关的开采和加工业以及相关的电力产业是淮南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对于煤炭的利用影响城市转型全局。依据行动者网络“利益赋予”阶段可知,对于煤炭资源的赋予配给与利用需要达到协调高效的利用方式,减少煤炭资源利用过程中的消耗[11]。

从环境行动者“征召”角度可以得出,环境的修复与治理可以取得一定的正向效应。淮南市规划利用煤炭矿区与塌陷区综合治理,一方面对矿山公园与工业遗迹公园的旅游资源开发,特别是对城市矿工文化意象的开发,打造怀旧休闲文化的老淮南记忆;另一方面加强对城市休闲绿地、湿地公园及环舜耕山生态步道的建设,提升普通居民参与城市记忆与文化的建设程度。

煤炭开采造成的塌陷区以及前期火力发电产生的污染导致城市环境恶化,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产生活。塌陷区综合治理与生态补偿需采用因地制宜的措施,对受损的居民给予一定程度的合理补偿。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合理利用水、林、草、山等环境资源,协调舜耕山、上窑山、八公山连片开发,对焦岗湖、淮河水域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5.4 创新行动者行为方式与排除异质性冲突

资源型城市发展中往往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即资源丰富地区由于拥有一定的资源优势而产生严重资源路径依赖,制约城市转型发展。

淮南市城市转型过程中,人类行动者需要从创新的角度转变对利益资源效益的追求方式,特别是创新对煤炭资源的理解。在利用煤炭的理念上,需要从“不唯煤”到“超越煤”最终实现“摆脱煤”,从传统短期生产加工获利转变为长期生态协调利益。

在城市规划行动者角度,需要创新对城市转型方式的探讨,利用行政措施达到转型目标,避免发生与群众利益产生冲突的规划与布局。创新不仅体现在行动者具体的行动上,在行动者追求行动目标的过程中也需要创新性思维与创新环境的营造[12]。例如2016 年经安徽省政府批准,淮南市筹建安徽省大数据交易中心,该项目总投资1.2 亿元。淮南市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山南新区江淮云计算与智慧谷等创新平台建设,确立山南新区“淮南市创新高地”战略规划,坚持创新引领城市转型的方式,对于高水平的创业团队进行技术与物质的扶持,保证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延续发展。

创新在排除城市转型网络异质性中具有重要作用。创新引导新技术的发展,冲击传统的煤炭采掘与加工业体系,通过淘汰落后产能转移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倒逼相关从业行动者提升创新精神,培育适应新时代的从业方式,缓解由于生产方式转变导致的经济利益冲突。个体行动者需要不断提升自我实力,以适应淮南市转型中对经济参与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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