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长平 万小艺 张 凯

新冠疫情的暴发将非常规货币政策重新带入公众视野。研究发现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在金融危机下效果显著，但在外生冲击下效果有限。未来需加强非常规货币政策定向性与财政政策协同性研究，发挥稳健货币政策精准滴灌的作用；健全应对不同危机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区分需求侧与供给侧危机，侧重使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应对；结合我国国情，调整和创新操作工具和传导机制、协调其他经济政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的结构调整。

一、引言

非常规货币政策（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UMP）的使用与研究已有20余年。从2001年日本首次使用量化宽松政策，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将非常规货币政策作为主要措施手段，再到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重启非常规货币政策以挽救濒临崩溃的金融与实体经济，在实践之中，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政策工具得到不断扩充，运作体系不断完善。众多研究表明非常规货币政策作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有力手段，其成效显著，避免了该危机可能造成的更大损失，加快了经济复苏的步伐。［1］此外，还有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UMP通过不同渠道提振了市场经济主体的信心，改善了融资条件，修复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了经济企稳复苏。［2-7］随着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状况好转，大多学者聚焦于非常规货币政策长期的国际溢出效应以及预防危机再次发生的系统性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