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峰

有别于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反垄断法上的财产罚，我国制度具有鲜明的特点，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两种，且两者可以选择，也可以并用。这种特殊性为研究者提供了多种视角：有强调两者的统合效应的；〔1〕有以没收违法所得为中心发挥行政处罚功能的〔2〕，还有以着眼未来单独分析罚款制度问题的。〔3〕反垄断法实施十余年来，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比例较低。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诸多。①包括需要人力、准确地计算、市场价格的清晰化等等。相比较，罚款的参考要素和约束条件众多、技术性强、国际通用性明显。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对单一制下罚款制度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我国反垄断罚款问题的研究②在反垄断法上，行政罚款有两类，一类是定额罚款，主要针对对市场危害性不大或没有危害性的行为，以示警告和教育；另一类对有明显市场危害性的行为进行相应比例罚款，以体现惩罚及威慑效果。后一种罚款制度的设计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过程性。本文以此为中心进行探讨。，显现出了鲜明的路径一致性：强调目标—威慑统辖下的罚款制度完善，并着力于“上一年”“销售额”“1%—10%”比例规则的细化，以增强其确定性。〔4〕事实上，威慑是个抽象的目标，其效应需要量化。同时，这种量化也需建立在公平、公开的基础上。因此，罚款制度的复杂性在于它是多要素的组合关系，其技术性在于如何将诸要素组合且形成合理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