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大解一直以“诗人”身份从20世纪80年代活跃至今，我们熟知的自然是他的诗歌和他的诗人形象。然而大解的另一个写作身份却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即他还一直写小说，还是一个隐性或隐身的“小说家”。准确地说，大解重新发现了“小说”并予以了一定的新的创设。

大解的小说提供了认知世界的独特精神法则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文本面貌差异很大，属于小说中的别类或异端。这些小说或类小说中的场景更近似于白描加幻想式的精神寓言，在词语的岛屿或山脉间那些闪烁不已的精神鳞片则格外醒目。大解的“拟场景”“寓言化”的文本效果显然要比那些过于胶着于“现实生活”的写作更具有超拔性和疏离感，而最终要达到的效果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寂静”。这种“魔幻”恰恰又是建立于主体对现实和生活的精神介入基础之上，这印证了大解所说的“现实是最靠不住的”。

确实，在大解这里，小说、散文、散文诗、寓言、故事是糅合在一起的，甚至我们完全可以将之视为寓言体的幻象小说，那些荒诞不经而近乎“扯淡”的故事更像是一个个压缩、收紧的梦语。

读到《当代人》上的《河湾村》《一声叹息》《喷涌而出》三题，我首先想到的即是小说通过时间尺度和空间坐标来印证作家的记忆能力。通过一个个文本叠加，大解创设了只属于自己的“河湾村”和精神坐标。

这个“河湾村”属于个人精神世界谱系化的反复深描。大解的“河湾村”从空间来看是坐落于燕山脚下、河滩旁的一个近乎可以完全忽略的村落，针尖般大小的“河湾村”与威廉·福克纳在小说和散文中反复虚构的那个密西西比州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和“约克纳帕塔法神话”一样，再次印证了虚构和想象的真实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写作真理。虚构的地点成为一个作家的精神原点，“是什么地方关系不大，只要你能记住它也不为这个地方感到羞愧就行了”（福克纳《记舍伍德·安德森》）。

对于已然失序的乡土空间和时间伦理，大解充任了“传说”的记忆者和见证者的角色。“河湾村”是有“灵魂”的，还具有一定的“神性”原型特征，正如大解所说“众神需要安居，于是村庄出现了”（《众神居所》）。“河湾村”正是不断激发大解记忆的源生場域，比如不同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代表了大地伦理和乡土记忆追根溯源能力的“长老”，显然“长老”代表了曾经极其稳定的乡村结构，这一空间近乎是静止的、封闭的、缓慢的时空结构和农耕文化的记忆载体，“多余的小路被清理掉以后，短时间内人们还是有些不太适应，走路的选择性突然消失了，只剩下一条道可走，变得非常单调，有的人走在路上，甚至感到了久违的孤独。长老说，过些日子就适应了。果然，人们很快就适应了，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走到别的路上去，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

大解是精神立法者。

他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具备强烈的寓言化和象征色彩，具备细微的不可感知的因素，它们往往不可解，甚至这些文本既不可以证实也不可以证伪，比如活了两百多岁的长胡子长老，比如与两股旋风劝架的王老头儿……它们大多是经过了高度抽象的幻象或拟真化的心灵度量的梦境，这如同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式的怪异生活方式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经过作家的叙述反倒是获得了精神意义上的真实和可能。大解制造的这些看似不近情理而又具有内在精神真实的人物或场景恰恰印证了小说的起源或精神词源，它们独立于我们的现实世界但又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这些寓言体的小说中，“故事”不再是内核，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着力渲染的奇异而微妙的精神氛围以及传导力。这些碎片化的寓言篇幅短小，但是一些人物却以类似于诗歌中“深度意象”的方式连续化地或草灰蛇线般贯穿在不同的文本之中，他们具有缝合前后不同文本之间缝隙的作用，从而具备了“元叙述”的深度空间以及命运循环般的精神视界。

大解的小说从总体来看是一种隐喻、梦想式的寓言化写作。它们显示了大解个体主体性和想象力的深度参与。与此同时，愿景、记忆、虚构、想象力以及智力游戏的力量撑破了一个个“故事”，还原出这个世界的本相以及生命内在的精神原型和记忆的星光。

大解试图通过幻象和寓言化的观照方式重新找回一种秩序、记忆和梦想，而这一找回的过程却无异于竹篮打水。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梦游般的博尔赫斯式的“诗人智者”所给我们撕裂开的一个个恍惚而真切的时间碎片、生命切片和寓言样本。它们在终极叩访的意义上呈现了共时性的精神命运共同体，“我总想我是否应该像珀尔修斯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我不是说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卡尔维诺《美国讲稿》）。

（霍俊明，诗人、批评家、研究员，现任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等专著、诗集和散文集等十余部。）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