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丰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近年来，围绕乡村发展与振兴，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持引导下，大量工商资本和惠农资源纷纷涌入乡村社会，即“资本下乡”[1]与“项目进村”[2]两类发展路径。其初衷在于通过市场和政府等村庄外生力量的介入来提升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大量资源的输入过程中，乡村社会也逐渐出现了诸如村干部代理人化[3]、村落成员边缘化[4]以及乡村治理内卷化[5]等负面现象。诚然，外部资源的输入为乡村社会带来了发展可能，但另一个问题在于村庄自身是否具备承接外来资源的社会底盘，这构成了当前背景下乡村能否真正有效发展的关键。乡村社会的底盘实质上是指村庄内部的秩序生产能力，而影响村庄秩序生产能力的因素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能力、村庄的道德价值观以及村社伦理的维护机制等内容[6]；其中，农民的组织合作能力属于十分关键的一环，它构成了资本和项目下乡发挥效用的重要前提[7]。

围绕农民合作，有学者提出中国小农属于“善分不善合”，他们缺乏平等协商的精神与能力，仅凭自身难以形成契约性的自组织合作[8]；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农民不是恒定的不善合作，“分”或“合”的背后源于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构成下的利益驱动[9]。基于此，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一，具体是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和约束条件导致了农民之间的“分”或“合”，其中的行为逻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