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赉

《领导文萃》：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一个不能少”地全部实现脱贫。十九届四中全会则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是否意味着：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反贫困过程中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唐钧：你提的问题很有意思，当然，说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反贫困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也没有错，因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反贫困行动都是从瞄准绝对贫困开始入手的。但是，要强调的是，这两个阶段并没有一条明确的边界。而且从一开始，绝对贫困的定义和测量就包含着相对的因素。讨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其实涉及到两层意思：其一，我们可以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理解为测算贫困线的两种方法;其二，我们可以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理解为反贫困的两种政策理念。当然，刚才所讲的两种理解并不是泾渭分明的零和关系，二者之间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先讨论作为测算贫困线两种方法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吧。测算绝对贫困标准，就是根据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种类、数量和价格确定一条贫困线，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个体或家庭就被认为是贫困的。

《领导文萃》：我们现在社会救助制度测定低保标准，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吧？

唐钧：是的，在现代贫困研究中，这种方法叫“预算标准法”;通俗点，就叫“菜篮子法”。意思就是你把基本生活必需品一样一样地装进一个菜篮子里，然后计算总共需要多少钱，这就是贫困线了。如果一个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那就意味着他们在生活中会捉襟见肘，买不起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必需品，那么就是贫困家庭了。按照宪法规定的权利，政府就应该给予社会救助。相对贫困标准的定义和测量，是把个体或家庭的收入与社会上的中等生活水平或平均生活水平相比较而产生的。一般来说，是以社会平均收入的50%-60%作为贫困线，如果一个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那就是贫困的。但在实践中，上面所说的社会平均收入常常被另一个概念——社会中位收入所取代。

《领导文萃》：什么是社会中位收入？为什么要用社会中位收入？

唐钧：社会中位收入是把一系列的收入调查数据按次序排列开来，排在最中间的那个数就是收入中位数，也就是社会中位收入。打个比方，如果有99个数据，那中位数就是第50个数据;如果有100个数据，那中位数就是排在第50位和第51位的两个数据相加再除以2。如果调查数据分布很均匀，那用平均数还是中位数就无所谓。但现在收入调查的数据常常分布很不均匀，常常是平均数以上的较少，平均数以下的较多，用平均收入就会出现比较大的误差。20世纪90年代农村中流行这样的顺口溜：张村有个张千万，其他九户穷光蛋;若是拿来一平均，户户都是张百万。

收入调查数据分布不均匀的问题并不是中國独有，全世界都存在。所以只要是用相对的方法测定贫困线，一般都会用社会中位收入作为基准。现在经常被举例的是欧盟，他们早在1985年就测定，欧盟各成员国的社会救助通用标准为社会中位收入的50%～60%。作为贫困线测量工具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就讲到这里，这个问题比较直观也比较简单，而作为政策理念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能要更复杂些，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也会显得更为重要。

《领导文萃》：现代贫困有哪些特点？具体到政策理念上该如何理解？

唐钧：现代贫困研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问题导向和行动导向。也就是说，贫困研究不是在象牙塔里做纯学术研究，而是要即刻采取行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现代贫困研究起源于英国，因为英国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现代社会中的贫困问题也出现得早，并且越来越突出，影响社会安定，是反贫困的社会需要引发了学术界的研究冲动。英国的西博姆·朗特里是现代贫困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提出了定义贫困要以生存理念为基础。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群体维持身体健康存在所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应该得到满足。朗特里还非常重视对贫困的精确定义和测量，他试图以营养学家的判断建立一个基本食谱，以精准地描述基于“饿不死”的生存理念的绝对贫困。以 “饿不死”为标准，现在看标准太低了，但这是当初的实情。20世纪中期，朗特里提出的每周基本食谱是：大米10盎司，5.5便士;芜菁甘蓝6磅，1英镑3便士;鸡蛋1个，3.5便士;茶0.5磅，1英镑8便士;总计2英镑20便士，据说这就是当初的贫困线。从制度安排来说，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不允许跌到这条“饿不死”的贫困线之下，这也就是测量绝对贫困的“菜篮子法”的雏形。但以现在的目光看，这个基本食谱简直苛刻到不人道的地步了。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对这个研究思路提出了质疑：首先是生存并不等于不挨饿。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活必需品，除了食物，至少还有穿衣、住房、出行等等。另一方面，还有人提出，朗特里虽然强调“饿不死”，但他以果腹充饥的名义开列的基本食谱中却包括了并非必不可少的茶，而且花钱还不少。其实，对于“饿不死”的政策目标来说，茶好像不是那么重要。这就涉及到另一个论题，在生活中有些必需品是因为风俗习惯而不能没有的。在英国的文化传统中，无论贫富，日常生活中有一道绕不过去的“程序”，就是喝下午茶。所以有一首英国民谣唱道：“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都为茶而停下。”即使强势如朗特里也要对此让步，但这又显然破坏了他自己给绝对贫困定下的“规矩”。后来，他还把收音机、报纸、儿童礼物和假期花费等等，统统都被归为生活必需品。当然，这也为后来的相对贫困定义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领导文萃》：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绝对贫困中就包含了这些相对的因素？

唐钧：对，是这样。到了20世纪中期，英国又出了个非常有影响的研究贫困的学者，他叫彼特·汤森。汤森认为，贫困的定义并不像朗特里最初设想的那么狭隘，而应该是一个在规范和习俗不断变化的社会过程中具有时间、空间以及其他相对意义的更广泛的概念。汤森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相对剥夺”。这里讲的剥夺，不是讲具体的哪个人剥夺了哪个人，它指的是“社会”的剥夺。汤森说，相对剥夺或者社会剥夺就是“社会上一般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如果“人们常常因为社会剥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那么他们就是贫困的。

《领导文萃》：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相对贫困，如果社会上大家都有的你却没有，你就被相对剥夺了？

唐钧：你说的很有道理，很多研究者都指出：汤森提出的相对贫困定义有时很容易被误解，而这种误解正像你所说的。打个比方：在一个贫困的社会里，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很低，如果按社会平均水平再打个对折，这样的贫困线很可能就跌破了生存底线。这就有一个疑问，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有小汽车，难道说一个人没有车，这个人就是贫困的？所以说，相对贫困应该有一个“绝对的内核”，就是说在确认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应该有什么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生活必需品”这个核心来限制一下讨论的范围。从相对贫困的理念出发，汤森提出了测量贫困的“剥夺指标法”。他通过调查，选定了诸如“家中没有冰箱”“过去12个月中没有全家一起外出度假”等12个剥夺指标。以此为基础来测算贫困线，得出的贫困线是当时福利标准的1.4倍。

《领导文萃》：这就是说，相对贫困的核心部分也必须包括一些绝对的因素，这些绝对因素与当时、当地社会上一般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是相通的。那么，贫困的绝对和相对是不是一定是反贫困过程中两个井水不犯河水的独立的阶段？

唐钧：是这样。所以汤森选定的剥夺指标，应该是很接地气的，当然这是英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地气”。这告诉我们，贫困的绝对和相对，本身就是相对而言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不是一种“yes or no”的零和关系。更有意思的是，这两者之间不但没有壁垒分明的楚河汉界，反倒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的关系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谁离了谁都不成。自从联合国提出“千年发展目标”以来，贫困标准中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相对的因素。社会学家指出：在低收入家庭中，仍然广泛存在着营养不良、健康不佳、接受教育和公共服务的机会有限，以及居住环境不安全等问题——这样的政策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形成一种国际共识。在《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在谈到贫困的定义时，强调除了低收入之外还应考虑更多的相关因素：贫困“不仅仅意味着低收入”，同时也意味着“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佳和缺乏教育”。《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则提出：“贫困不仅包括物质匮乏，而且还包括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低成就。教育和健康水平低本身就令人关切，但当它们与物质匮乏相伴时，则值得特别注意。”就是说有着相对意义的绝对贫困，也是有着绝对内核的相对贫困。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很多消费品从前被看作奢侈品，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社会学家以20世纪末的发达国家为例：当时，几乎家家都有了像电视机与洗衣机这样的耐用消费品，甚至最低收入的家庭也享有比20年前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如果从收入标准看，变化也是非常大的。20世紀80年代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是年人均275—370美元。为了便于记忆，就说成我们今天熟知的“每天1美元”。30多年后，在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个报告中，贫困标准已经提高到每天1.9美元。同时在报告中还提及两个“更高价值”的贫困标准，即每天3.2美元和5.5美元，前者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后者适用于中高收入国家。

《领导文萃》：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按照2019年的人均国内收入和上述标准，当前中国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那对中国来说，更有参考价值的国际贫困标准应该是每天5.5美元了？

唐钧：是的，回顾现代贫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到，贫困定义和测量的聚焦点，已经从最初的“绝对主义”逐渐转向当代的“相对主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贫困的存在从来都是因人、因地、因时相对而言的。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贫困定义也必然从相对保守、封闭的“绝对”走向相对开放、发散的“相对”。因此，在政策理念上倡导相对贫困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要冲破以往“绝对主义”对我们思想的禁锢。

《领导文萃》：这就意味着，提出相对贫困，其实是要在反贫困问题上也要来个思想解放？现在我们是否把话题转移到中国的反贫困实践上来？

唐钧：从某种意义上说，自20世纪末我国推出农村扶贫和社会救助改革，迄今已有30多年。在实现全面小康之后，确实有必要来一次思想观念上的提高和制度安排上的创新，“相对贫困”的提出，可能是一个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契机。在反贫困政策与行动方面，我们国家可以说是处于世界前列的。与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和减贫行动相配合，我国的反贫困行动形成了两个相辅相成的政策体系，就是农村扶贫和城乡社会救助。我们先讲农村扶贫。20世纪80年代中，我国开始在农村开展扶贫工作。经过90年代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进入新世纪后又接连实施了两个“十年扶贫开发纲要”，尤其近年来的“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农村扶贫可以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1567元，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仅余下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余下的贫困人口也在2020年底实现了全部脱贫。前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曾经评价说：“中国解决了8亿人口的贫困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从40%下降至10%，主要贡献来自中国。”中国的农村扶贫有三个创新点：其一，把经济开发和民生保障结合到一起了;其二，把区域性的脱贫和贫困家庭及个人的脱贫结合到一起了。在农村扶贫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都有点纳闷，这到底是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是经济开发还是社会服务？3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地试点和探索：20世纪80—90年代，扶贫工作主要是针对农村困难家庭;进入21世纪，扶贫工作的重点又转向“整村扶贫”;最后到了近年来的“精准扶贫”，才真正把这两个方面较好地整合到一起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经验对联合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所负责的减贫和社会保障事业产生了影响，以上提及的所有努力最终推动了一个新的概念——“社会保护”的诞生。按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社会保护是一组旨在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减少和防止贫困和脆弱性的政策和方案。2012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建议书，做出了在世界各国实现“社会保护底线”的承诺。这就是说，制定国家制度和社会政策首先要考虑解决减轻和防止贫困、脆弱性和社会排斥。就社会保护的外延而言，包括对儿童和家庭、生育、失业、工伤、疾病、老年、残疾和遗属以及健康9个方面的保护，它比社会保障的概念更有开放性、发散性和包容性。为实现“底线保护”，社会保护在很多领域，诸如就业、扶贫等等，都模糊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界线。同时，与强调缴费的社会保险制度不同，社会保护更突出了“非缴费”的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

《领导文萃》：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扶贫问题上，社会政策领域的概念体系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

唐钧：是的。实际上，社会救助制度也在發生变化。要知道，国际上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一种是以贫困线为标准来确定救助对象，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在中国被称为“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模式，基本理念是绝对贫困，瞄准点是收入;另一种制度模式则不设贫困线，基本理念转向相对贫困，政策的着眼点是以“需要”为衡量标准来确定救助对象和救助方式。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经不设贫困线。当然，出于对“相对贫困必须有绝对内核”的考虑，在制度安排中还是有一个“生活补贴”项目。但补贴标准不再由“最低生活”决定，而是将衡量标准定为社会中等收入水平的50%～60%。

《领导文萃》：在我国的一部分地区也有同样的政策和行动，能不能具体说一说？

唐钧：是的，近十多年来，政府和学界早就开始研究“支出型贫困”问题并进行深化改革的试点探索，这其实就是在尝试建立中国式的按“需要”进行扶贫救助的制度。研究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居民家庭成员，或罹患大病重病，或因子女上学和意外事故……有可能造成刚性支出过大，远超家庭的承受能力，因而陷入经济困境。但这个特殊群体因为家庭人均收入在救助标准之上，不符合条件;而他们的困难，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又覆盖不到。这种被定义为“支出型贫困”的社会现象，对于居民家庭以及与其相关的基层社区和地方政府，都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常有一些社会性的突发事件发生，譬如2020年以来，全世界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因为采取“封城”措施以及疫情过后复工复产困难，我国一部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劳动力会陷于一时收入断绝的窘境。如果单纯以现行政策去衡量，可能这个群体都不符合条件，因为救助标准是以去年的收入状况作为依据的。2019年一年，家中只要有人在外打工，人均年收入大多会高于当地的救助扶贫标准。

《领导文萃》：类似事件今后还会发生，是否由此也能让社会救助制度来救急救难？

唐钧：只有按相对贫困的理念，即按“需要”去救急救难，这些困难家庭才能得到保护。因此，相应的政策弹性或灵活性是必须的。在实际工作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早已经为此开了口子，规定了名为“临时救助”的相应条款：国家对因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

如果从社会保护的视角来看“临时救助”，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在民政系统，临时救助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存在。临时救助的好处是有弹性，不足之处则流于随意性。有研究者建议将“临时救助”正名为“急难救助”，这恐怕更合理、更准确。民政部门可以对这几年实施临时救助的经验做个大数据分析，做出分类。然后分门别类地规定条件、制定标准，以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在实施临时救助的工作实践中，很多地方政府在贫困标准之上设立了一个“低收入户”也称“低保边缘户”的标准。低收入户平时不享受低保金待遇，但在发生特殊困难时，同样可以申请单项社会救助。无独有偶，社会学家提及，有些发达国家也有“贫困边缘”的说法，标准是收入在生活补贴标准的100%～140%。看起来，这样的制度设计还不是中国的“专利”。当然，从相对意义看社会救助或社会保护，更高的境界是不设收入限制，因为有一些“支出型贫困”，是家庭的收入再高、财产再多也难以应对的。

《领导文萃》：从您上面的介绍来看，对贫困的认识和研究也有一个过程，是不是这样？

唐钧：不妨总结一下现代贫困研究的历史进程。从世界范围看，贫困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首先，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以朗特里为代表的“绝对贫困”时代，主要在微观层面对个人及家庭贫困状况的探究，其焦点是基于生存条件的生活必需品。这与当时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政策需要等各种外部条件是契合的。其次，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以汤森为代表的“相对贫困”时代，在这一阶段，社会政策理论已经比较成熟，贫困研究也受到诸如反不平等、反社会排斥和反两极分化等社会思潮的影响，研究的方向转向了辨识各类社会群体和社区是否贫困以及贫困的实际状况这样一个中观层面上。可以想见，将贫困的、脆弱的社会群体和社区与社会中等或平均水平相比较的做法，是与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相一致的。

再次，进入21世纪，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贫困研究在学术理论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常见的理论有：阿玛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多重剥夺”理论，欧共体委员会提出的“社会排斥”理论，托马斯·戴伊提出的“阶层地位”理论，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理论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贫困的理论使人眼花缭乱。这就引发了一个新的学术上的需要，就是能否将当今那么丰富多彩的学术理论和政策创意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结构分化又功能耦合的大系统。也许就是这样的研究冲动，导致了“多维贫困”的理念应运而生。

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阿玛蒂亚·森的参与和指导下，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两个新概念，这就是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指数。多维贫困涉及三个维度——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但重点是用来识别家庭在这三个维度上所遭受的多维贫困。

《领导文萃》：多维贫困是一个新概念，您可否再具体介绍一下？具体到中国，情况如何？

唐钧：贫困是多方面、多维度的。以货币收入来测量贫困固然很重要，但当家庭面临多维贫困时，譬如家中有人营养不良，曾有孩子早夭，家里没有人接受过5年以上的教育，学龄儿童不能去学校上学，家中做饭用的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用电以及屋内设施都达不到可接受的最低标准，这个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应该比仅用收入指标测量的结果更加糟糕。

从多维贫困的定义看，其相对性也就更加显著——更加开放、更加发散和更加立体。为测量多维贫困指数，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3个：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二级指标有10个。在“健康”之下有2个二级指标——兒童死亡率和营养;在“教育”之下也有2个二级指标——受教育年限和儿童入学率;在“生活标准”之下则有6个二级指标——做饭用的燃料、厕所、饮用水、用电、屋内设施和财产，对每一个指标都设置了权重。加权计算后，如果一个家庭占2—6个指标，那么就是多维贫困家庭。用这个指标体系，对贫困家庭进行调查再作统计计算，最后就得出了多维贫困指数。

多维贫困指数的问世，标志着贫困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就是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多维贫困”时代。用多维贫困指数作描述和分析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中观和微观的。多维贫困指数首先被应用到国际比较的宏观层面上，《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对联合国174个成员国进行了比较分析。

具体到中国，查阅历年的《人类发展报告》，2010年，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是0.056，在174个国家中排在中游。2019年，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降到0.016，在198个国家中排得比较靠前了，但与欧洲国家平均0.004相比，还有一段距离。

《领导文萃》：多维贫困的提出是否有价值？对中国的扶贫有意义吗？

唐钧：多维贫困指数很重要，宏观层面的国际比较也很重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把多维贫困的理念落实到中观（贫困群体、贫困社区）和微观（贫困的个人和家庭）才是根本。很有意思的是，当绝对贫困基于生存的观念几乎被批得“体无完肤”时，阿玛蒂亚·森站出来为它“平反”。他专门写了一本书《贫困与饥荒》，用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调查数据和实证研究来证明：“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则指出：饥饿是一头顽固的多头怪兽，尽管绿色革命带来了粮食丰产，但饥饿一直存在;食物匮乏会以多种方式对贫困家庭造成不良影响。从此以后，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在贫困研究中重新得到重视。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一再强调，在贫困定义中，绝对和相对同在，但相对的意义更在于它开阔了贫困研究的视角，但贫困研究还是要脚踏实地。因此，根据中国国情，更加开放、更加发散、更加立体地去落实先进理念，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加耐心细致和实事求是地去做工作，并在方法和技术层面进行可行的和可操作的研究和探讨，这样才能建立起十九届四中全会所说的“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进而实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