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波 李岩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跨越，并朝着“城市中国”的方向迈进（刘守英、王一鸽，2018）。在此过程中，城市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型的最重要空间载体，而且城市空间的属性从最初的生产性、建设性，增添了越来越多的“生活性”和“消费性”，城市的功能也经历了从“工业建设容器”到“经济增长机器”的转变（赵俊源、何艳玲，2020），还将进一步转变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生活空间”。

城市区别于农村的核心特征在于其集聚性。人口与生产要素在有限地理空间中的集聚，不仅能够通过分享、匹配和学习实现规模经济，提升生产水平和实现经济增长，还可以重构资本循环过程，从而成为消耗资本剩余的重要场所（G.Duranton and D.Puga，2004）。除此以外，伴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城市集聚起来的还有大量的公共物品与服务需求。无论是规模量级还是多样性看，城市的公共物品需求都不是农村可比拟的。这种需求的集聚，构成了城市化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必然给城市治理，尤其是城市民生公共物品的供给提出巨大的挑战。

公共服务事关基础民生和社会稳定，是城市治理的重要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大供给、深化改革（李岩，江文路，2020）.从英国、美国等现代城市化先发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城市化初期往往面临着严重的公共物品供给需求与能力的鸿沟，造成了城市环境恶化、生活质量低下、犯罪率攀升等诸多治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