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琳 杨 丽 孙 华 李小菁 董淳强 杨巧玲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 护理部，2 心理卫生科，3 小儿外科，南宁市 5300021，电子邮箱：lilin9607@hotmail.com)

儿童肝移植术是拯救急性肝衰竭、肝脏肿瘤患儿最有效的手术方法[1-3]，由于肝源短缺，活体肝移植术(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LDLT)成为主要的手术方式[4]。已有研究表明，当患儿父母作为供肝者时，因担心患儿的愈后及对患儿的愧疚感导致父母供者相较于其他供者表现出更强烈的焦虑或抑郁状态[5]，甚至术后会出现精神类的并发症[6]。我国于20世纪末引入LDLT[7]，随着LDLT的不断发展，与LDLT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多[8]，但对于供体及其伴侣的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仍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儿童肝移植父/母供体及其伴侣的心理健康状况，以期为今后针对这类人群的心理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在我院行儿童LDLT的100例父/母供肝者(50对夫妻)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供肝者为患儿的父亲或母亲且年龄≥18周岁；(2)既往和纳入研究时无精神疾患；(3)小学及以上文化水平；(4)知情同意并配合填写测评问卷；(5)供肝者及伴侣为法定夫妻。排除标准：(1)存在语言沟通、听力障碍以及不合作者；(2)供肝者无伴侣或夫妻双方已离异。供肝者年龄19～44(31.22±6.46)岁，供肝者伴侣年龄17～48(32.34±6.42)岁；供肝者男性16例，女性34例。本研究已获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9]对研究对象的心理症状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者在儿童LDLT前一周内发放问卷，由供肝者及其伴侣自行填写。SCL-90是国际通用的信效度极高的常用心理测评量表，可全面评估心理状况，为儿童肝移植供肝者实施个性化心理援助提供依据。SCL-90量表包含10个因子，分别反映10个方面的心理症状情况，包括躯体化、强迫症、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其他因子，共90道题目，每个条目采取5级评分制，其中无症状为1分、轻度为2分、中度为3分、重度为4分、严重为5分，将每个条目得分相加即为总分，总分90～450分，总均分=总分/90，分数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其中总分≥160分判断为SCL-90阳性，表示需进一步进行心理问题的筛查与治疗。因子分等于组成某一因子的各项总分除以组成某一因子的项目数，当个体在某一因子的得分>2分时，即超出正常均分，可判断为阳性因子，表示个体在该方面很有可能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研究者在调查前向供肝者及伴侣讲解问卷的填写方法和注意事项，并及时解答研究对象填写过程中的疑问。所有问卷当场回收并检查，如有遗漏，当场补齐。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00份，共回收问卷10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100%。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与全国常模的比较采用单样本t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供体及其伴侣总体心理状况 根据SCL-90阳性筛选标准(总分≥160分)，共筛选出SCL-90阳性者8人，其中供肝者6人(12%)，供肝者伴侣2人(4%)；而根据阳性因子筛选标准(因子分≥2)共筛选出阳性62人，各阳性因子人数从高到低为：强迫症13人(13%)，焦虑12人(12%)，敌对10人(10%)，抑郁9人(9%)，人际关系敏感6人(6%)，偏执5人(5%)，躯体化3人(3%)，恐怖与精神病各2人(2%)，其他因子不进行分析。与全国成人常模相比[10]，供肝者的SCL-90量表总均分、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得分，供肝者伴侣SCL-90总均分及其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偏执条目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均P<0.05)。见表1。

表1 供肝者及其伴侣SCL-90得分与全国常模的比较(x±s，分)

2.2 不同特征供肝者及其伴侣的心理健康状况得分的比较 不同年龄、职业、民族、患儿产次供肝者的SCL-90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居住地、家庭支持情况供肝者的SCL-90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不同年龄、职业、民族、家庭居住地、家庭支持情况供肝者伴侣的SCL-90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不同性别、文化程度、患儿产次供肝者的SCL-90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

表2 不同特征供肝者SCL-90得分的比较(x±s，分)

表3 不同特征供肝者伴侣SCL-90得分的比较(x±s，分)

2.3 影响供肝者及其伴侣心理健康状况的多因素分析 分别将供肝者及其伴侣SCL-90量表总得分作为因变量，以上述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自变量(变量赋值情况见表4)，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所有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剔除与因变量无关变量，结果显示：供肝者的文化程度、居住地、家庭支持情况是其心理健康状况得分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而供肝者伴侣的性别、文化程度、患儿产次是其心理健康状况得分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见表5、表6。

表4 变量赋值情况

表5 影响供肝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6 影响供肝者伴侣心理健康状况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 讨 论

3.1 儿童肝移植供肝者及其伴侣的心理健康现状 儿童LDLT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受多种因素影响，供体及其伴侣的心理状态不容乐观。根据SCL-90阳性筛选标准，虽然本文仅筛查出8人呈阳性状态，但拥有阳性因子的人数较多，且供肝者及其伴侣在术前SCL-90总分及其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等条目得分高于全国常模(均P<0.05)，说明供肝者及其伴侣术前的心理状态较差，这与Wu等[5]的研究结果相似。其原因可能是：(1)部分父母在患儿患病后产生自己不如他人的想法，高额手术费用带来的压力与自卑的心理使其人际关系颇为敏感；(2)因受体患儿多为先天性疾病，此时患儿母亲仍处于产后抑郁发作高峰期[11]，无论作为供肝者还是供肝者伴侣，女性均呈现出更高的焦虑、抑郁状态；(3)手术时受体患儿和供肝者双方均面临较大的手术风险，供肝者伴侣作为双方的直系亲属，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部分伴侣承担着家庭经济来源的重任，来自手术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使伴侣呈现出易烦恼、激动的情绪；(4)供者及其伴侣无法及时调整心态，负性情绪不断增长，影响二者的心理健康状态。

3.2 儿童肝移植供肝者及其伴侣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中，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供肝者的文化程度、居住地、家庭支持情况是其心理健康状况得分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而供肝者伴侣的性别、文化程度、患儿产次是其心理健康状况得分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分析其原因，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3.2.1 女性心理健康状态欠佳：男女性不同的社会角色承担着不同的社会任务，性别角色的差异往往使女性更脆弱、抗压能力更小、负性情绪易感性更强，Papanikola等[12]研究指出，相比于男性，任何年龄段的女性患精神性疾病的风险均较高。本研究中，女性供肝者占供者总人数的68%，女性供者术前存在摔杯子、大声吼叫、易怒、失眠、胃口不好等外在表现，但这些表现常被家属或医护人员忽略。

3.2.2 文化程度与心理健康状况得分呈负相关：本研究中，文化程度越低的供者或供者伴侣的心理健康状态越差，这与Shi等[13-14]针对文化程度与心理健康状态关系的研究结果类似。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供者或伴侣，对疾病相关知识及肝移植手术利弊的理解能力更强，更容易接受肝移植术，对手术成功的信心也更高，从而减少因缺乏对疾病相关知识的了解所带来的焦虑等负面情绪。

3.2.3 良好的家庭支持是心理健康的关键要素：家庭是否支持成为供肝者心理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Goldschmidt等[15]研究认为，有效的家庭支持可以提高供肝者的幸福感；Weng等[16]的研究也表明，退出评估过程的供肝候选人的家庭关系较差。家庭是供者及伴侣坚强的后盾，拥有良好的家庭支持不仅能减缓二者的心理、经济、生活压力，也能帮助供者或其伴侣提升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从而帮助供者及其伴侣共渡难关。

3.2.4 居住地影响供者的心理健康状态：相比于居住在城市的供者，居住在农村的供者更容易出现较差的心理状态(P<0.05)。Carpenter-Song等[17]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村居民抑郁症的发生率高于城市居民。这可能是因为农村的生活条件较城市差、医疗水平欠发达、交通不便利而加剧了居住在农村的供肝者及其伴侣的心理压力，进而滋生出悲观、失望、苦闷等一系列负面情绪。

3.2.5 患儿产次是供肝者伴侣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之一：本研究结果显示，当患儿为第1产时，供肝者伴侣会表现出更明显的抑郁、焦虑倾向。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传宗接代的思想有关。同是患先天性疾病的前提下，患儿为第1产的家庭与患儿非第1产的家庭相比，前者会担忧再生育小孩的健康状况，会不断地质疑自己的生育能力，甚至丧失生活的信心；后者因家中还有其余健康幼儿，对未来仍抱有较大希望，相较前者有更好的心理弹性。

3.3 改善供肝者及其伴侣心理健康状况的对策 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情绪会影响儿童的成长[18]，因此父母供肝者的心理健康状态不但影响术后自身的恢复，也影响患儿的愈后和生长发育。本研究中，供肝者及其伴侣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结果较差。Medved等[19]也指出心理状态评估是移植术前必不可少的评估内容，LaPointe等[20]也认为移植前进行身心评估可最大限度降低对供者的伤害。因此，术前应常规进行心理健康筛查，评估后可针对评估结果采取个性化的干预措施展开心理支持。如：(1)给予患儿母亲更多的关注，更耐心地通过聆听的方式了解其心理诉求，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手术的相关知识，减少其焦虑；(2)对低文化程度的供体及伴侣以多次、反复提问的宣教方式确保其对手术相关内容的充分了解，帮助其建立捐肝救子的信心；(3)与其他家属沟通，让其获得更好的家庭支持，减少家庭方面的顾虑；(4)针对居住在农村的供者及伴侣普及肝移植相关知识，提供医院附近的租房信息，以免因交通不便耽误救治；(5)对于患儿为第1产的供者及伴侣及时给予心理安慰，帮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澄清事实，即第1胎为先天性疾病并不代表以后每胎均为先天性疾病，告知其发病率或进行基因筛查可以摆脱困扰；(6)采取共情、倾听的方式给供者或伴侣倾诉、哭泣的机会。

综上所述，儿童肝移植供肝者及其伴侣的心理状态较差，供肝者的文化程度、居住地、家庭支持情况是其心理健康状况得分的独立影响因素，而供肝者伴侣的性别、文化程度、患儿产次是其心理健康状况得分的独立影响因素。但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少，今后的研究除了扩大样本量外，在临床实践中应根据上述影响因素为供者及其伴侣提供个性化干预，积极使用心理学正性疗法，调动社会利用度，从而提高儿童肝移植供肝者及其伴侣的心理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