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

不少法学生都使用过我编写的英语教材——《法律英语——美国法律制度》。这部教材是我编写的众多专业书籍中版税最高的一本。不过，英语并不是我的专业，而且我学习英语的起步也很晚。

据说，一个人开始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是5岁，而我整整晚了20年。

“文革”期间，我到“北大荒”下乡务农，根本没有学习外语的愿望。“返城”之后，我在爱情的推动下决定参加高考，才开始自学英语。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在高考中的英语成绩达到23分。

上大学后，我的专业是法学，但英语是必修课，我便开始正式学习英语。大概因为我的方法得当，而且能持之以恒，所以进步很快。在人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就曾经给来华讲学的美国专家当翻译，还到北京警察学院当过兼职英语教师。后来，我又得到赴美留学的机会，并且在美国创造一项纪录，即仅用1年零10天的时间就在西北大学法学院完成博士學业，获得SJD学位。

1993年回国后，我继续在人民大学任教，当时主要讲授犯罪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因为当时缺少能讲专业外语的教师，法学院的领导希望我能给本科生讲授法律英语。我就自己收集资料，编写教案，认真授课。三年之后，就有了这本《法律英语》。后来，我的教学科研转向证据法学，校内校外的任务很多，就不再讲授法律英语。不过，很多政法院系都开设了法律英语课程，仍然在使用我的教材。

在我们这一代法律人中，我的英语水平算是偏高，也就成为“出境率”偏高的学者。除了到外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我还曾经在英国的苏塞克斯大学、日本的名古屋大学和香港的城市大学任客座教授，在美国的纽约大学给研究生主讲“中国刑事司法”，并应邀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挪威、丹麦等国的三十多个高校或研究机构发表演讲。另外，我还曾经常到中央电视台第9频道的“对话”等节目担任嘉宾，用英语讨论涉及法律的社会问题。

有人说，我的英语已经达到了“半专业”的水平。对于这种说法，我有些不以为然。在三十年前的中国，能熟练使用外语的人属于凤毛麟角，因此都可以称为外语专业人才，如专业翻译和外语教师。但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都能熟练使用一门外语，如英语，而他们还有各自的专业。对于他们来说，外语并不是专业技能，而是一种工作和生活的普通技能。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技能的发展趋势。

如果我们把人类技能分为普通技能和专业技能，那么这两种技能的演变就有两种趋势。

其一是普通技能演变为专业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就是社会分工不断走向专业化的进程。在自给自足的人类社会早期，制衣做饭和耕种渔猎等是每个人或家庭都必须掌握的普通技能。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许多普通技能就变成了专业技能，并且生发出许多新的专业技能。

其二是专业技能演变为普通技能，而且多为科技发展和普及的结果。例如，在三十年前的中国，高层建筑的电梯都要由专人操作，汽车都要由专业司机驾驶，但在今天，这些都属于人们的普通技能。诚然，普通技能也有高低之分，而高超的普通技能也可以成为某些人谋生的专业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