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 崔胜楠

摘要：基于区位熵值高于0.1的20个资源型地区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GMM估计、中介效应分析，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资源依赖性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传导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呈“N”型曲线关系，资源依赖性能直接显著阻碍地区经济增长;资源型地区环境规制未进入成熟阶段时，资源依赖性是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

环境规制强度达到0.641 8时开始抑制经济增长，对资源依赖性仍是发挥促进作用，当强度达到0.839 8时，经济增长与资源依赖性均与环境规制呈负向关系;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对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显著促进效应，来削弱资源型地区资源依赖性产生的挤出效应，间接补偿经济增长。

关键词：资源型地区;环境规制;资源依赖性;传导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1）06-0030-10

资源型地区作为重要的能源资源“供给站”，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对资源的依赖使得绝大多数资源型地区的发展都围绕资源的开采与加工，产业结构过于单薄，经济发展韧性不足，难以灵活应对波谲云诡的市场经济环境。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9》统计，全国固体废弃物（包括煤矸石）80%以上来自矿业固体废物排放，能源矿产采选活动产生的工业废气占总排放量的9.35%，资源型地区的生态环境必然会受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防护和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十四五”期间要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13.5%，CO2排放降低18%”的目标，明确要借助环境规制工具开展资源型区域综合治理工作，對资源型地区来说，如何在生态约束下焕发新的经济活力既是挑战又是转型机遇。

环境规制可以倒逼资源型地区调整产业结构或生产行为，减少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但在此过程中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还未形成统一的定论。[1]现有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中国客观存在Auty提出的“资源诅咒”[2-4]，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自然资源是地区经济发展的“福音”[5]。在环境规制实施背景下，资源依赖性对中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环境规制与资源依赖性之间又有什么内在关系、什么样的传导路径能够使二者对资源型地区经济产生更有效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对环境规制、资源依赖性与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机制进行研究，这对探索区域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促进我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及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直接影响的分析，宋马林等[6]从环境效率和区域差异视角，细化环境规制因素，认为加大中西部省区环境规制力度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黄寰等[7]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得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够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却给经济地理相邻省份带来负面效应; Wang等[8]采用面板平滑过渡回归技术，证实了经合组织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到严格的环境监管，会产生“绿色悖论”效应，损害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间接影响的分析，Zhang等[9]将环境规制融入到传统SCP范式中，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规范市场结构和行为保证经济增长;徐长新等[10]借助系统GMM法验证了环境规制引致的技术创新，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范庆泉等[11]构建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分析，认为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会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由抑制逐渐转为高质量促进。

目前，对于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资源诅咒”概念展开。何雄浪等[12]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然资源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向空间相关关系，资源依赖度高的地区“资源诅咒”效应严重;姜安印等[13]基于2000—2017年中亚五国面板数据，验证了中亚地区并不存在“资源诅咒”，能源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向促进关系;马劲韬等[14]借助回归分析，得出资源禀赋对中国地级市经济存在资源丰裕和贫瘠的区域性差异，资源依赖性的提高会阻碍地区经济增长;Sakiru[15]采用具有断点的最大似然法，研究发现美国页岩油生产对GDP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不存在资源诅咒的发展趋势;Seyfettin等[16]基于国家层面的非线性面板回归分析，发现当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在一定阈值之下时，会阻碍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或资源依赖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将三者整合到一个系统框架中的不多。谢众等[17]利用系统GMM回归估计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省域范围内“资源诅咒”假说不存在，环境规制会削弱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何雄浪等[18]验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端，资源丰裕地区环境污染更为严重，长期稳定的环境规制能有效改善环境质量。而在相关研究中，鲜有关于“资源依赖性在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路径中的效应表现”以及“通过什么样的间接传导路径，能够更有效地平衡环境规制与资源依赖性作用效应，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探讨。因此，本文立足于环境规制、资源依赖性视角，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方面探究影响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传导效应，并且为了使研究对象更具有代表性，对资源型地区进行了统计划分，能够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环境—资源—经济”三者关系优化协调提出建议，助力资源型地区更好地转型发展。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资源型地区的划分

资源型地区可以从省级、市级以及县级层面进行划分，综合考虑统计数据获取的准确有效性以及反映环境规制强度、资源依赖性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的直观性，本文选择从省级层面对资源型地区进行划分。

从定性角度来看，判断是否为资源型地区主要依据该地区长期主导优势产业是否为矿产、油气等资源性产业。本文借鉴蔡飞等[19]对资源型地区的判定，利用区位熵理论，构造资源型产业生产总值区位熵（S1it）和资源性产业劳动力区位熵（S2it）公式。

对省份i的资源性产业生产总值区位熵和资源性产业劳动力区位熵进行加和，构成表征判别各省份是否为资源型地区的区位熵Sit，并从中选择区位熵值Sit高于0.1的省份作为资源型地区研究对象，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二）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环境资源具有非排他的外部属性，人们理所应当地享受其所带来的个人福利，而缺乏主动维护和合理利用的意识。为了避免产生“公地悲剧”，社会发展需要制定有效的规则来引导恰当的环境资源利用行为，环境规制的概念便随之产生。

基于“遵循成本说”[20]和“创新补偿说”[21]，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效应。从成本论角度，环境规制的实施需要企业加大污染治理、生产要素采购等方面的投入力度，成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和产出效率，同时也会占用企业生产性投资，打乱企业战略规划。“创新补偿说”认为虽然环境规制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但也会倒逼企业通过技术革新满足环境规制的条件，技术革新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能够通过溢出的经济效应削弱甚至抵消生产成本增加带来的影响，借此盘活企业竞争活力。[22]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受成本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相对强度影响，考虑到资源型地区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围绕自然资源开展，且技术创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故做出

假设H1：短期内环境规制与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但长期的环境规制将有利于资源型地区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三）资源依赖性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衡量地区资源禀赋时，常用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依赖性两个度量指标。资源丰裕度指的是某一地区与生俱来的可供利用的资源总量，而资源依赖性指区域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资源丰裕的区域也可能并不存在资源依赖现象。[23-24]因此“资源依赖性”较“资源丰裕度”指标而言，能随地区产业结构等要素调整变化，更能够动态反映自然资源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在经济发展初期，粗放式发展模式推动资源型地区经济走上“快车道”，但自然资源带来的“经济红利”容易增强对资源产业的依赖性，长此以往，资源日渐枯竭、续接产业发展滞缓等问题便逐步显现，“资源祝福”会被稀释，可能会引发“资源诅咒”现象。随着经济发展进入“高水平、高质量”阶段，中国资源型地区有意识地调整产业结构模式，但社会日益增长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技术创新、人力资本要素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转型初期地区经济发展滞缓，如果能够充分借助资源型产业发展优势，审时度势拓展延伸产业链，从长远来看，资源依赖性极有可能创造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据此给出假设H2：现阶段，资源依赖性与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总体上呈负向关系。

（四）环境规制和资源依赖性内在关系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环境规制主要是通过政府这双“无形的手”对环境资源的使用进行政策性的引导管制，可以直接影响地区自然资源的输入和使用。趋于严格的环境规制的实施会使企业迫于外部成本压力，以降本增效为目的来优化、创新生产活动，间接改变企业对资源型生产要素投入的比例，弱化地区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同时，基于“创新补偿说”以及张治栋等[25]和李虹等[26]的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会通过激励技术创新等方式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结合假设H2，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替代或补偿资源依赖性对地区经济的负面影响来间接促进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故提出假设H3：资源依赖性是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路径的中介变量。

三、模型构建

为了探究环境规制、资源依赖性与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和内生性问题，在徐长新等[27]实证模型基础上，加入衡量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一阶滞后项，建立模型1。

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表征环境规制强度的平方项和立方项，构建模型2和模型3，进一步探究资源型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

如果环境规制会对资源依赖性产生直接影响，资源依赖性作为传导变量会间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则满足按照上述模型4—6形成的中介变量验证机理（如图1所示），证实了资源依赖性是环境规制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中介变量。[29]

基于“遵循成本说”“资源诅咒”等假说，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存在“挤出”和“促进”双重效应[30]，资源依赖性也会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形成“挤出效应”。为了更高效地将资源禀赋重新转化为区位优势，本文对环境规制、资源依赖性与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验证是否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或促进效应，进一步探究两者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间接传导效应，以期为资源型地区的发展规划提供一定理论依据。参考Papyrakis等[31]所建立的模型，本文分别建立了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和资源依赖性与控制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7和模型8。

四、变量说明和数据获取

（一）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用人均GDP增长率（gedit）来衡量，该指标是基于GDP增长率和年平均人口两个变量求得的。与表示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GDP增长率相较而言，人均GDP增长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地区人力资本、省域面积等因素干扰造成的数据有效性失真。[32]

2.解释变量

（1）环境规制（ECit）

相关研究多利用污染治理达标率、二氧化硫去除率来表征环境规制，但并没有较为统一的衡量指标。本文从环境治理投入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两个角度出发，用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區域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环境治理投入水平EC1;含污染物废水、废气排放一直是我国环境规制重点治理对象，参考李虹等[26]指标处理，利用熵值法，将单位GDP的含污染物废水、二氧化硫排放量、烟（粉）尘排放量指标求得综合值，动态反映出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EC2。最后将环境治理投入指标和表征环境规制作用效果指标利用熵值法求得综合值，即为环境规制指标变量ECit。

（2）资源依赖性（RDit）

多数研究者用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地区当年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衡量资源依赖性，但随着中国资源产业空间聚集愈发明显，用资源型产业在地理区位上的聚集来反映区域的产业依赖程度，能够有效规避某一地区外部援助等因素造成的资源依赖度虚高，更为真实反映地区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本文借鉴薛雅伟等[32]观点，利用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公式，计算产业空间聚集度来表征地区资源依赖性。

3.控制变量

（1）人力资本（HCit）

人力资本能够间接反映地区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在一定程度上，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借鉴Qian等[28]的方法来衡量人力资本变量指标。

（2）技术创新（TIit）

技术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势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提高，能够极大地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本文参考田丽芳等[33]观点通过科技经费投入占地区GDP比重来衡量地区技术创新能力。

（3）外贸开放度（FTit）

理论上说，外商投资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引进较为成熟和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外贸易开放是减少“资源诅咒”的一种可能途径，既能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又能获得先进技术以更有效地开采利用资源[34]，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区GDP比重来衡量外贸开放度。

（4）产业结构水平（SIit）

在经济新常态下，生产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发凸显，本文结合Song等[35]的研究，选取第三产业的总产值与第二产业的总产值之比来衡量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水平，为资源型地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供指导性方向。

（5）居民消费水平（CRit）

消费能够创造新的生产需要，消费水平的高低能够有效反映地区经济发展质量[36]，本文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地区GDP总额的比重来衡量居民消费水平。

（二）数据指标的获取

用于实证分析的2005—2016年各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在对经过处理的变量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前，由于人均GDP指标数值过大，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需要进行对数化处理，之后使用Stata16.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对所选取的20个资源型省份样本进行VIF检验，最大的值为2.330，远小于10，所以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五、实证分析

（一）直接传导效应分析

1.环境规制、资源依赖性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为修正未观察到的异方差和潜在的内生性等问题，对模型1选择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同时为了最大程度提高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减少标准误差，采用二步系统GMM估计分析，结果见表3。表3中二阶序列相关检验AR（2）显示，二步系统GMM模型的误差项均不存在显著的自相关特性，Sargan检验结果均大于0.1，表明该回归模型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表3中模型1的资源依赖性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值，这表明资源依赖性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符合假设H2。技术创新在5%的显著水平上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产业结构水平和外贸开放度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微弱。一方面是由于资源优势使资源型地区发展规划观念保守滞后，现阶段产业结构水平和贸易自由度处于被“锁定”状态;另一方面应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技术等条件不成熟，招商引资的管理经验不足[8]，使得二者对地区经济的刺激作用没有被充分发挥。资源型地区人力资本变量会微弱地抑制地区经济发展，如东北、西部资源型大省，人才需求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才外流现象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缓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

2.环境规制强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环境规制在模型1中以1%显著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这与假设H1存在实际偏差，为此进一步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二步系统GMM分析，可以得出：一方面，对比模型1和模型3，环境规制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资源依赖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结合模型2来看，资源依赖性的存在会显著减弱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这初步论证了H3假设;另一方面，EC、EC2以及EC3的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分别表现为正、负、正，不同于谢众等[17]提出的传统U型曲线关系，资源型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N”型关系，为此进一步探究了资源型地区形成“N”型关系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期探索阶段。在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下，资源型地区工业企业预先敏锐地意识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理念将引领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在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前，这些工业企业扩大能源开发和生产消费力度，为企业积蓄经营资本，这将直接导致地区经济短期内显著增长。

第二阶段，发展完善阶段。环境规制日趋严格，企业为了达到环境治理标准，不得不加大对污染物治理等投入力度，这会稀释企业对产品研发、生产线升级的投资力度，使得该时期的企业经济效应滞缓，并阻碍了地区经济增长。

第三阶段，相对成熟阶段。资源型地区企业迫于常態化的治理成本压力，不得不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绿色低碳型生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这样在提高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还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拉动地区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假设H1仅考虑了环境规制的第二、三阶段，由实证结果推断的“N”型关系则更能够全面准确地推测资源型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间接传导效应分析

1.环境规制与资源依赖性的中介传导效应分析

为了探析资源依赖性是否是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本文通过LM检验和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回归模型（FE）对中介传导模型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从模型5的估计结果来看，EC3并不具有显著性，按照中介变量验证机理（见图1），此时进行Sobel检验的P值为0.817 6，统计意义上不显著，所以中介传导终止。本文认为导致该结果的原因是随着环境规制进入相对成熟阶段，技术创新、要素结构会促进资源效率的提升，资源禀赋地区有意识地向高附加值的资源产业链探索延伸，但技术水平、市场环境等要素达不到服务于资源产业高级化发展的要求，所以资源依赖性受趋于成熟化的环境规制正面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掣肘其在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中积极作用的发挥。但从表4中可以看出，EC和EC2均具有显著性，因此，去掉EC3，调整中介效应模型，具体回归估计结果见表5。

表5中，在不考虑资源依赖性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在1%显著水平与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0.648 1时，开始抑制地区经济增长，而低于这一临界值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如图2）。根据模型5（2）的估计结果，环境规制与资源依赖性之间具有相同的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强度在0.839 8之前会推动地区对资源的依赖性，而超过临界值后，资源依赖性会因为环境规制的加强而减弱（如图3），这也再次证实了上述“N”型关系第一、二阶段的分析。同时，环境规制对资源依赖性的影响阈值明显高于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阈值，这说明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传导效应更敏锐。模型6（2）回归显示，资源依赖性会在5%显著水平上抑制地区经济增长，对比模型4（2）回归结果，资源依赖性会弱化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所以资源依赖性是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过程的中介变量，假设H3成立。结合表4可以进一步得出，当环境规制进入成熟阶段，虽然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资源依赖性并不会显著成为环境规制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

2.环境规制、资源依赖性与控制变量的间接效应分析

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呈“N”曲线关系，表明中国的资源型地区会存在从“资源诅咒”过渡到“资源祝福”的时期。通过模型7和模型8探究环境规制、资源依赖性是否会对控制变量产生挤出或促进效应，以此间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回归估计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

在表6中，技术创新、外贸开放度、产业结构水平以及人力资本与资源依赖性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依赖资源禀赋能够引发资源型地区“荷兰病效应”[4]，会对技术创新等要素造成“挤出效应”。究其原因，资源型地区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容易陷入“资源陷阱”，地区对教育和创新研发的投资多局限于低等水平的教育和基础能源领域，不能够审时度势地加大技术研发创新、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投资力度，难以满足可持续转型发展需要;另外，地方政府和企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对外贸易的动能不足，限制了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不够。

从表7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在1%显著水平上促进资源型地区的技术创新投入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对比表6和表7发现，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资源依赖性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尤其在人力资本方面，环境规制对人力资本产生的促进作用可以很大程度弱化资源依赖性对人力资本的抑制作用。雖然表3中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现阶段人力资本与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但环境法规的加强会积极引导资源型地区加大人才吸引和培养的投入力度，人力资本必将对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呈正相关，效果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资源依赖性造就了资源型地区浓厚的“资源文化”，导致产业结构变革的意识薄弱、相关要素条件不足，所以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战略性优化任重而道远。但本文认为，在目前社会发展趋势下，资源型地区终会实现向技术为主导的多样化产业结构转型。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由于样本量较小或工具变量较弱造成的估计偏差，对模型1同样进行混合OLS回归（POLS）和固定效应回归（FE）分析，按照Bond等[37]研究，如果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的系数在POLS和FE回归估计值之间，则GMM估计是可靠的。二步系统GMM估计结果中（见表3）滞后一期的人均GDP（L.GED）的系数为0.876，FE和POLS模型回归估计的L.GED系数下限和上限分别为0.927、0.851，所以二步系统GMM估计结果是稳定可靠的。同时，参考高锦杰等[38]做法，在基准模型3基础上，剔除相关控制变量后进行回归，进一步验证经济增长水平与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资源依赖性间关系机制，结果如表8所示，仍具有稳健性。

六、结论和建议

加快资源型地区可持续转型发展既是触发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手段，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利用所筛选的20个资源型省份2005—2016年数据指标，基于环境规制、资源依赖性视角，探究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效应机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呈“N”型关系，环境规制实施初期会推动相关产业部门加快对资源的开采和使用力度，为愈发严格的环境治理积累企业资本。之后，日益增加的环境治理等外部成本会使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但通过引导激励工业企业进行生产技术和管理创新，环境规制终将驱动经济发展。

（2）环境规制未进入相对成熟阶段时，资源依赖性是环境规制作用于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路径的中介变量。环境规制趋于成熟化后，会激励资源型产业向高附加值、高级化的发展路径进阶，但由于技术水平不足等问题，资源依赖性并不能在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在环境规制发展完善阶段，环境规制强度在（0.648 1，0.839 8]区间内会抑制地区经济增长，达到阈值0.839 8的环境规制会凸显对资源依赖性的抑制作用，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依赖性均与环境规制呈负向关系。

（3）资源依赖性对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因子具有挤出作用。而环境规制会通过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两条传导路径，显著提高地区经济增长势能，尤其是在人力资本方面，环境规制对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可以很大程度上削弱资源依赖对其的抑制，为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实施路径。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特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理论上来说第三产业的适度稳定增幅能够很大程度上刺激地区经济增长，但资源型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初期的产业结构格局影响，对资源型产业形成了强烈的锁定效应，压制了其他产业的优化发展。所以，资源型地区要想精准落实可持续发展规划，必须突破原有产业格局的限囿，既要探索提高资源型产品生产效率和附加值的方法，也要着手积极探索循环经济的新兴产业，通过新旧动能的转换，盘活地区市场环境，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增长活力。

（2）环境规制既能直接促进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削弱资源依赖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因此，资源型省份有必要重视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的制定与落实，充分激发其对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溢出效应。但需要注意的是，受区位因素、政策导向等综合因素影响，资源型地区发展状况存在一定差异，环境治理保护机制不能盲目效仿，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协调好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同时，必须意识到环境规制对于资源型地区来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环境治理保护必须从意识形态上得到地区政府和企业的充分认可和重视，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有效作用于中国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转型之路。

（3）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适度弥补资源依赖性对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挤出效应，所以为了将自然资源重新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应加强区域合作，借鉴较发达地区先进的数字化生产和管理方式，弥补资源型地区技术能力的短板。当环境规制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后，需要更高质量的技术支持才能重新焕发资源禀赋优势，而技术是由人创造改造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及产学研合作平台的搭建，是资源型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重要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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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曲 红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0 resource-based regions with location entropy higher than 0.1 from 2005 to 2016， a panel data measurement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two-step system GMM estimation，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conduction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source-based regions is in an "N" curve， and that resource dependence directly hinder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Wh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resource-based regions have not yet entered the mature stage， resource dependence i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Whe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ached 0.6481， it began to inhibit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still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resource dependence. When the intensity reached 0.8398， both economic growth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ha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inly weakens the crowding-out effect caused by resource dependence in resource-based regions by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irectly compensates for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resource-based region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resource dependence; conduc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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