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中

按照朱自清先生《诗文评的发展》一文的说法，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名”(即“文学批评”一语)是舶来的，其“实”(经典、理念、方法、演变等)则出自《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集部的诗文评类。(1)参见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页。笔者曾著文，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百年嬗变描述为“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2)李建中：《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范式演进》，《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经史子集”不仅仅是传统文献的分类方法，还是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式，更是汉语学术的知识学谱系和理论范式。同理，《总目》不仅仅是一部文献学或目录学经典，更是一部具有明显的“兼性”特征(3)国内学界较早论及文学之“兼性”特征的，当推栾栋《辟文学别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的阐释学或批评学经典。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兼通四部的“中国古代文论”，还是学出集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均渊源有自、顺理成章地带有经史子集及其《总目》的兼性阐释之特质。

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论的兼性阐释正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以西律中”或“以中证西”的强制阐释，二是“分科治学”或“专业主义”端性思维。二者合谋将中国文论从其兼性阐释的学术传统中剥离出来，从其经史子集的有机整体中切割开来，从而酿成当下中国文论研究的“无根化”和“标本化”的双重困境。如何在经史子集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