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涛 陈一明

〔摘要〕 人才是最活跃的生产力，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在“互联網+”时代，只有加快培育适应时代需求和农业农村发展新趋势的高素质农民，才能有效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总需求。但就现阶段发展而言，高效的培育平台尚未建立，培育供给需求匹配度不高，经费支持来源单一，信息技术和金融等方面知识讲授不足等主要障碍亟待解决。因而，需从打造线上线下终身学习的平台，建立差异化培育机制，拓展投融资渠道，构建多方位支持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完善，从而促进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普适性和民主性、全时空性和开放性，建立健全“造血式”的可持续发展培育体系。

〔关键词〕 “互联网+”，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数字乡村，乡村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人才是最活跃的生产力。农业是一国之基，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时代背景。在全球快速迈进“互联网+”时代，信息化高科技的发展将会对各行各业带来颠覆式的创新变化，这就必然要求具备高素质的现代人才来引领和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互联网+”时代主要是指以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慧经济以及其他不断更迭的信息技术等与社会生活、经济、生产不断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互联网+”时代强调的是融合、创新和连接 〔1 〕 〔2 〕，其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好地整合与共享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 〔3 〕。”在“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和信息技术对农业农村的渗透、改造和融合，亟需相应的人力资本与其相匹配，只有加快培育适应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新趋势的高素质现代化人才，才能有效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总需求。

马克思曾明确提出：“为使人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 〔4 〕200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并且“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5 〕。但是，当前我国关于农民教育培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远远不够，发展型类别的农民人数严重不足，导致传统农民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 〔6 〕，也无法有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因此，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推动人才下乡，并整合利用农业广播学校、农业科研院所、涉农院校、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资源，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①《农业农村部2020年人才工作要点》中也明确指出要“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突出产业导向，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全年培训100万人次，重点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民的培训力度。统筹中高等涉农职业院校、农广校等教育资源，大力推进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开展百所重点院校创建行动，推动职业院校涉农专业改革，大力推行高素质农民定制培养。”已有研究证明，在进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农民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能多方位地提升农民素质，增强农业竞争力，使其更好地适应农业的转型与现代化发展 〔6 〕。

国际上发达的农业国家陆续对本国适合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进行了培育，并且形成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培育模式。例如，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主要使用农业培训网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培育，即学校提供基础理论教育，企业提供技能培训，农业院校提供远程咨询服务等多位一体的模式。以色列通过对数字农业从业者素质的多方位培育和提升，目前其耕地生产率位居世界前列，并且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中国的12倍②。美国通过提高涉农从业人员的素质培育，结合现代化的农场生产模式，以不到全国总人口2%的农民满足了近3亿本国人的食物需求。中国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发布的《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和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高素质农民为1693.5万人，约85%的高素质农民给周边农户带来了正向的辐射带动作用，约77%的高素质农民通过手机或电脑从事农业经营活动，其农业经营纯收入每年约为3.13万元，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3万元的80%，是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万元的2.16倍。由此可见，高素质农民能够给农业农村发展带来高附加值和倍增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让农民实现收入超常规增长，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高素质农民是最能带领农业农村弯道超车的群体，也是目前亟待加快培育壮大的群体。根据商务部和第44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网民规模达到9.04亿，但中国农村网民占比仅为26.3%;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在线教育的用户规模达2.32亿，仅占整体网民的27.2%。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中发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农业数字经济仅占农业增加值的7.3%，这远低于工业18.3%、服务业35.9%的水平。此外，城乡居民利用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存在的能力差异，以及“三农”领域数字化人才的匮乏，导致了农业农村产业链的发展创新力度不强，也严重制约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5 〕纵观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进程，科技创新提升了中国农业总产值的实际增长率，但是农业农村发展仍未摆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7 〕。也有研究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和相关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在2004年至2016年间因为农村劳动力素质总体不高，且农村教育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方面，欠缺农业技术培训教育的投入，受制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制约，农业信息化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8 〕。因此，要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必须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的人力资本，加快建立健全高素质农民的培育体系。

总之，在“互联网+”创新驱动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布局開展新时代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那么，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素质农民的核心要素是什么？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现实需求和发展困境是什么？如何才能在“互联网+”时代高效地对高素质农民进行培育？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互联网+”时代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理论内涵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村是农业升级的重要依托，农民是农村进步的重要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为城市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也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农业农村自身的发展却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发展。那么，如何通过提高农民的素质、能力、技能等来培育高素质农民，从而有效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呢？在发达国家，农民已经逐步演变成一种职业，farmer（农民）指的是经营管理farm（农场）的务农者。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民是“peasant”，此词源于拉丁文的“pagus”（卑贱堕落者、未开化者），因而有一种附庸、奴役和较为低下的身份之感。纵观中国悠久的农耕文化，在《汉书》中将国民分为“士、农、工、商”，所以农民更多的是一种身份和地位阶层的表述，而非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传统的农民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导致了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农村的落后，加剧了城乡间的二元分化。中国乡村建设先驱者之一的晏阳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农民的“贫、愚、弱、私”制约了农民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的进步，因而需要以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教育为主，并落实学校、社会和家庭三种方式对其进行教育改造，使农民成为“有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新民 〔9 〕。

孟德拉斯的专业分工理论指出，分工是经济活动的生产组织制度，有组织和协调的知识与劳动分工方式有利于降低成本 〔10 〕57-91。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和农业科学研究的应用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能够代替农业生产中的土地等生产要素，增加创业的机会，带动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 〔11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人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有创造性的因素，高素质农民是乡村人才振兴的主要群体，因而需要借助高素质的人才去助力各类要素间的应用和融合，并使其转化成为新的生产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高素质劳动力是创新的不竭动力，也是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民族禀赋。尤其是如今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智力活力，而这就急需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劳动力，发挥市场微观主体的优势 〔12 〕。随着中国社会构成要素质量不断提升，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将更多依靠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三农”领域更是需要让创新成为发展的新动力。其中，现代高素质农民就是农业农村创新驱动的主力军，也是最能够带领农业农村实现弯道超车的群体，因此，现阶段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概念，还应该成为一种职业。

那么，高素质农民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通常国际上把高素质农民称作农民企业家、服务型农村实用人才、新型职业农场主、农业经理人、农工商一体化经营者等 〔13 〕 〔14 〕。在国内，早期研究主要将具有相对高学历的农民称为高素质农民。但仅仅以文化教育素质为基准，对高素质农民进行定义是不足的，原因在于：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革，农民在不断进行专业性分化;二是出现了以销售农产品为主的经纪人，这造成了农民的中介性分化;三是受限于土地的规模，农民开始出现了兼业性分化，而这些个性化的分化形式也是提升农民素质的主要部分 〔15 〕。因此，要对高素质农民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剖析，还需对其历史发展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及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创业能力”的新要求;在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用“新型职业农民”代替了“新型农民”的概念;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用“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这九个字概括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特征;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更具权威性地从中央层面提出要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力量参与的“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这是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高素质农民”概念，标志着延续多年的“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提法转变为“高素质农民”。因而，在社会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除了需要具备以往新型职业农民懂技术、善经营、有情怀、守法纪、德才兼备等能力之外，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技术的迭代升级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高素质农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将会不断动态延展。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素质农民是推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力军，其核心要义应当包括：第一，具有爱农、务农、兴农的情怀，还有懂农民、懂农业、懂技术的基本素质，并且有务实进取、创业致富、服务社会的时代精神;第二，能够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生产经营，具备终身学习、不断扩充知识技能，并能利用新时代的新方式进行迭代式学习，进一步提升自我的科技素质、道德素质以及具备良好抗压能力等;第三，利用多种工具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能够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决策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创业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第四，利用线上交流学习，不断培养积极探索的精神和敏锐的洞察力，从而具备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并且能将自身心系“三农”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感逐步转化到开拓创新的实践中去，能够不断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创造价值;第五，在互联社会的学习环境中，通过不断地学习，进一步提升自我的创造力和合作共赢的能力，有带动农村产业融合化、农村治理现代化、农村合作组织效率化发展的能力。因此，作为“三农”领域的新型人才和活跃劳动力，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相比，高素质农民有一些差异化的时代新特征和学习诉求，能够为“三农”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内生动力，应该加大培育力度，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实现乡村的全方位振兴。

总之，高素质农民的发展和培育会受到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其最终发展水平是多维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核心要义和主要目标将会随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毋庸置疑的是，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是促进农业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体，是未来中国农业应对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

三、“互联网+”时代对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现实需求

“互联网+”时代赋予高素质农民能实时化、跨空间的无限交流能力，提供了更加高效有力的条件，并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培育和学习状态。高素质农民善于经营，有积极参与市场的能力，能够利用电子商务销售等互联网方式，进一步创业致富;高素质农民能够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广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运用，并发展创意农业、观光农业、都市农业等新业态，促进游憩休闲、健康养生、创意民宿等新产业发展，进一步契合国家“双创”战略;高素质农民能让手机变身“新农具”，让数据变身“新农资”，让直播变成“新农活”。总之，高素质农民是先进生产力的领路人，在“互联网+”时代，对高素质农民的培育至关重要。

（一）智慧农业成长需要加快高素质农民培育

智慧农业发展需要人才作为核心支撑，尤其需要高素质的创新人才队伍作为保障，也即是从生产者向管理者转型、能够适应农业物联网应用服务模式、有农业科研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懂技术、会操作，以及知识结构搭配合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熊彼特指出技术的变革和创新将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和价值创造 〔16 〕87-104。互联网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产物，数字经济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各种新型经济关系和社会活动的统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新科技革命时代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伴随“互联网+”应运而生的“智慧农业”是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三农”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适应市场竞争和发展可持续农业的必然需求。智慧农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农业产业链条的变革和更新发展，更有利于推动农工商一体化、供产销一条龙的发展。

“互联网+”时代给高素质农民的培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就信息数据的生产环节而言，储存在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有“可再生性”和“规模效应”的特征，并且不同的互联网平台可以对同一信息进行搜寻和发布，能够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降低成本，更好地满足供需间的匹配效应。就使用效率而言，互联网的数据和信息传递具有“非竞争性”，互联网上的一部分知识被一个使用者获取后，并不妨碍第二个使用者继续学习，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赋能各行各业，能够为各个环节提质增效，带来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赋能的增强。通过线上网络的资源共享，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不仅能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扩宽受教育者的视野和学习半径，而且有利于促进“政产学研商”多位一体的智慧农业发展。

（二）数字乡村发展对高素质农民的需求增长

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强调指出：“现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变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一次全方位的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如果我们不应变、不求变，将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个时代。”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在逐步随现代科技的变化而转变，新的科学技术不仅会对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和工作，以及传统行业的商业模式进行颠覆，而且需要大量的适合时代发展的高素质现代化人才。因此，《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多处提及要加快信息惠农的进程，用“互联网+”助力数字乡村建设，《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中明确提出“加强数字农业农村业务培训，开展数字农业农村领域人才下乡活动，普及数字农业农村相关知识，提高‘三农干部、新型经营主体的数字技术应用和管理水平”，以及其他相应文件都进一步明确了数字乡村发展对现代高素质农民培育需求的紧迫性。

为更好地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制定了培育现代高素质农民的顶层要求。2019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造就更多乡土人才。”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的支持性政策和文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未来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发展方向，例如《2020年农业农村科教环能工作要点》中针对性地提出：“鼓励组建专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促进农民合作发展。推进农民培育与金融担保、电商营销等服务相衔接。依托科教云平台提供技术、政策、信息等综合性服务。搭建交流平台，举办农民致富带富技能大赛，宣传展示高素质农民风采。鼓励高素质农民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这表明培育现代高素质农民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关键举措，更是数字乡村发展的不竭动力。

（三）乡村全面振兴需要高素质农民的多方汇聚

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而这离不开对传统农民进行多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离不开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也离不开通过多方位的培育方式让农民有机会接受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要素，从而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能力、职业心理素质、劳动技能水平等，再逐步形成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的高水平人力资本。人才振兴和产业振兴能进一步带动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也只有通过培育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农民，才能进一步推动实现产业興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

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其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和重要程度不亚于物质资本的投资。与此同时，教育培训、资金资本以及劳动时间投入的多少对于人力资本的提升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7 〕20-180。为更好地提升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农业农村人力资本水平，2014年国家农业部启动实施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随后，相关部门、社会各界积极跟进，2018年国家农民教育培训专项工程基本覆盖了所有农业县，总投入资金达到20亿元，并重点开展农业经理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现代创业创新青年和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培训③。根据农业农村部和国家统计局等相关网站数据，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有52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家庭农场超过70万家，返乡入乡参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人员约900万人，这为进一步培育高素质农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由于乡村的发展有别于城市，因此不能照搬城市的做法，而是要在以乡村产业为核心环节的基础上，利用数字经济技术，更好地连接供需两端，带动信息技术在供产销管中的渗透和应用。总之，无论是智慧农业的发展，还是数字乡村的建立，抑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都亟需相应的人力资本与之匹配，因而“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对高素质农民的需求非常迫切。“互联网+”时代所拥有的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这无疑为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提供了较好的发展契机以及多样化终身学习的机会，并有利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数字乡村的发展。

四、“互联网+”时代高素质农民培育面临的主要障碍

在科技革命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布局体现时代发展内涵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需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国外已有研究发现，通过互联网等社交媒体进行线上教育培训，以及通过和他人的线上协作等，参与者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并且能很好地激发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 〔18 〕。人才是最活跃的生产力，在“互联网+”新时代，只有加快培育大批量的高素质农民，中国“三农”发展才能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但就现阶段发展而言，现有的培育体系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急需完善之处。

（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高效的培育平台尚未建立

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系统工程，在全球科技革命浪潮的背景下，若单纯地延续以往的农村教育模式，而忽视了“互联网+”时代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的培育特殊性，对于建立健全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而言无法标本兼治，更无法实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但就现实发展而言，一方面，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和科技进步，虽然《数字乡村战略发展纲要》中多处提及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动乡村教育信息化，推动互联网与农业农村的深度融合等，但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和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46.2%，农村网民规模仅有2.55亿，即超过半数的农村地区使用互联网仍然面临困难，互联网、信息技术工程在农村区域尤其是偏远地区覆盖程度依然不足 〔19 〕。另一方面，现有涉及农民素质培育的机构尚不健全，已有的农民培训渠道和方式大部分重在“培训”而非“培育”，尤其是一些地方以速成培训为主，重任务，轻实效，其师资资源较为分散，还有一些地方培训职责尚不明晰，各部门未能有效整合资源，存在一些重复培训浪费资源的现象，因而尚未形成较为高效的培育平台。

（二）培育经费来源单一，尚未形成稳定充足的投入机制

资金的保障和金融的支持对于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的建立有着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随着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互联网+教育”促进优质资源共享，在“互联网+”时代，数据的信息化、商务的平台化等数字经济新技术能对传统的线下教育进行“赋能”，不仅顺应全民终身学习时代要求等特点，而且还能助力推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相对于城市而言本就发展落后的农村，更应该利用新技术对其进行渗透和赋能。但目前农民培育的经费投入、资金支持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投入，资金投入缺口较大，相应的投融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尚未形成多元化投融资新格局，尤其是金融体系对其支持力度不足，未能形成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的稳定经费保障。

（三）培育供给需求匹配度不高，培育体系尚未健全

高素质农民的培育体系需要从多角度、多方位去构建，但目前的培育体系形式较为单一，内容丰富度不够，且多以线下为主。虽然2019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加快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加强国家数字农业农村系统建设。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但很多地方对于农民培训需求的调研还不足，依旧按照以往的培训形式进行线下培训，无法更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培育方式和内容，对接农民的实用需求，许多农户根本不知道如何利用互联网或是电子商务的方式让农产品出村，因而使得供需间的需求无法得到合理的配置，从而造成部分地区已有培训的效率和效果不佳。与此同时，虽然各地基层党组织在积极发展和配合相关的培育体系建设，但是各地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涉农企业等参与度依旧不足，未能凝聚多渠道的师资力量，使得相应的培育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未能形成多资源多领域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培育体系和创新格局。

（四）培育内容不尽合理，信息技术和金融等方面知识讲授严重不足

虽然农民的基础素质教育水平和普及率在不断上升，但社会的快速进步不仅要求农民具备一定的基础文化教育知识，而且还需要懂技术、懂法律，有市场意识。但目前严重缺乏既懂互联网又了解经营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并且相关的涉农服务人员缺少实际操作技能的指导和培训机会，相应培育的投入不足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成了阻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双重瓶颈。与此同时，现有培训内容多集中在农机农技方面的知识传授，而有关金融素养、知识技能和问题意识、前瞻意识的培育严重不足，使得农民的金融素养和金融能力水平较低，导致其在进行经济决策、积累财产、投资理财、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受到明显的能力限制。此外，在即将到来的全球性农业科技革命中，急需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农民，但现有培育体系中严重缺乏關乎此方面的培育内容和方案，这也严重制约着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五）相应配套措施存在缺陷，相关保障机制仍不健全

在现阶段，“三农”领域优良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医疗卫生保障、子女教育、乡村公共服务基础和相应的人才保障配套措施远远不够，造成部分接受培育后的人才依旧选择离开乡村，这影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另外，就中国高素质农民培育现状而言，在政府的支持下，许多试点地区对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力度不断加强，效果日益凸显，如青岛在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进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过建立培育示范基地、实施“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等，激发了农民投入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和创造力，并加大“土专家”“田秀才”等乡土人才发掘培养力度，乡村创新创业人才、服务人才、技能实用型人才、文化人才等高素质农民队伍逐年增多，但也存在着宣传力度不够、成功典型未能充分发挥带动作用等不足。

总之，在万物互联的新时代，技术进步突破了传统的物理局限，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实现效用最大化，能够激发农民群众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增强其自身的“造血”功能，这有助于农民实现增收，有助于促使农业多元化发展。在广袤的农业农村，要实现能源和生产要素的更优匹配和使用，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突破现有培育的师资资源分散、资源整合不足、受培训机会较少等障碍，因此必须加快培育造就一批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农民群体，加快推动完善“互联网+”时代的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路径选择和体系机制建立，才能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有效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实现“三农”的可持续发展。

五、加快“互联网+”时代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路径选择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全球正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借助数字经济和相关技术对高素质农民进行培育，是顺应社会时代潮流趋势的最佳选择，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教育/网络/人才强国”的必经之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机会平等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用“互联网+”时代的新型现代化信息工具对高素质农民进行培育，这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因而，新发展阶段对高素质农民的培育主要包括：一是進一步突破供给方的渠道和方式单一的问题，且重视相应的学习交流反馈;二是不拘泥于仅对合作社的领军人才、优秀“三农”干部、新型经营主体进行相关知识培育，还要选拔优秀青年农业经营者农闲时期进行定期学习交流;三是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向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四是引导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并且重视乡村物流、电商、互联网创业、数字金融人才等的培养;五是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产业特色进行专门培训，并不断扩宽培育和学习渠道，建立乡村终身学习机制等。为此，可具体从以下多维度对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构建进行发力。

（一）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培育和效果检验模式，打造线上线下终身学习的平台

在“互联网+”时代，由于高素质农民所涉及和涵盖的类型及范围较广，所以对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类型应该是多元化的，培养方式应该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以往对传统农民的农业技能课程主要是靠各个乡镇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未来除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外，还应该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平台、网络云课堂、在线直播、可视化技术等（远程教学平台）的线上线下“一体化”互动方式，发挥“互联网+”时代所具有的不受地域限制、覆盖面广的独特功能和优势，由单一的教育向复合式的培育方式转变。具体而言，可由全国各地优秀的涉农企业家、农业本土专家、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以及汇集教育、科技、司法、工会等部门的专业人士对高素质农民进行综合的知识培训，并逐步形成部门负责，市场导向的培育新形式。其中，不同的师资方需明确各自多元化培训发展的目标，切合实际地对高素质农民进行培育。并且进行跟踪培育，进一步将高素质农民纳入相应的人才库，推动形成一种终身学习的网络组织体系，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

与此同时，在新时代利用数字经济和技术对“三农”领域的渗透和融合作用，进一步制定建立多层次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效果的检验方案。一方面，可利用第三方评估检验，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对于培育质量，切忌用“一刀切”的评价方式，可利用“四维联动”（目标、课程、评价、保障）的多方评估检验方式。对于高素质农民考核合格的可颁发合格证书，但也要进行年检抽查、反馈调查等，并为高素质农民群体建立电子信息档案。此外，由于各地特色产业不同，还需要利用大数据、云平台等数字经济工具，针对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对各地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去完善培育计划和方式。

（二）供需“两侧发力”，建立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上下联动的差异化培育机制

由于高素质农民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因此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总体培育目标和教学的基础上，对成熟的、具有潜力的、不同阶段的高素质农民进行差异化、动态性的培育。在供给端，利用“互联网+”、信息化网络平台等，除了保障已有的基础师资力量以外，还应该让社会资金与政府投入形成合力，搭建一个全国性的高素质人才服务平台，政府和企业联合出资购买专家服务，相关社会机构出力贡献人才资源，让参加培育的高素质农民能够得到专家的有效指导，利用这种灵活按需提供服务的教育方式，能够更好地提高供需双方的有效匹配效率。

同时也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不断激发受培育群体的内在学习需求渴望，增强农业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形成供需两侧双向互动，更好地为构建“互联网+”时代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奠定良好的基础。在需求端，应该在培训结束后，建立一系列的跟踪服务，提升培训的实际效果，并通过相关平台在高素质农民培育课程后增加反馈体系和功能，制定灵活化、差异化的信息反馈、上传和交流途径。例如，除了面对面交流和利用课后交流采访、问卷调查之外，还可通过小程序、互联网APP平台等匿名上传反馈建议，为高素质农民关于培育内容的意见反馈提供更多渠道，重视其不断变化的实际需求，并对相应教学进行测评，以便建立完善的反馈体制，发挥基层智慧，进一步完善培育体系，更好地及时调整培育内容。

（三）拓展投融资渠道，完善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经费保障体系

在“互联网+”时代，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不仅需要教育层面的师资力量，而且还需要多系统、多层级、多渠道资金的支持和保障。就宏观层面而言，仅以政府为主体的资助体制无法满足新时代培育体系的资金需求。就微观层面而言，由于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的销售和创业活动等属于轻资产类型，一些高素质农民在利用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和规模扩张时，会遇到常规抵押流程难办理、融资困难、流动资金不足等财务困境，虽然各地已经出台一些通用的帮扶政策，但是针对性还有待加强。因此，应鼓励企业、民间的社会资金、金融资本等更高效地支持高素质农民的电商创业，并可设立专项扶持高素质农民利用电子商务等“互联网+”创业基金和资金项目，并采取谁投资谁受益原则，进一步加快社会资本、财政资金、创业投资等对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积极帮扶作用，鼓励其参与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相关项目，有针对性地对其信贷需求、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

（四）加强金融知识和技能教育，提升高素质农民的金融素养和金融能力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是其运行的核心，金融的产品和服务与农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但由于农民的金融教育严重不足，导致其所具备的金融技能知识、金融风险责任意识十分薄弱，这制约了农民对生产要素资金投入的合理配置判断，也阻碍了其进行理性和高效金融评估的决策。因此，要加大对高素质农民群体的金融能力培育，即在投资、借贷、风险防控、个人金融规划、创业资金分配等方面加大宣传教育和培育，特别是要加强有关互联网支付、借贷、众筹、理财等产品的基本概念知识教育，培养互联网金融思维，提升其在金融市场中参与决策的判断和认知能力，进而达到既治标又治本、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五）充分利用社会网络效应，形成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辐射性培育方式

对高素质农民的培育要从源头进行发力，一是利用农民喜爱的快手、抖音等社交软件进行宣传，广泛报道推广优秀先进案例，充分发挥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素质农民的辐射带动效应，并通过新型营销模式带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增值。例如，国内李子柒等团队借助互联网销售，即在拥有一定农业知识的基础上，利用可视化农业、网络直播等方式，將产品生产过程呈现给消费者，进而降低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危机，同时借助互联网快车，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创立个人品牌，推进农产品销售，唤起人们对乡村生活的喜爱和向往，进而带动发展了乡村旅游业。二是不断完善农村地区的多媒体教室、视频会议室等相应配套设施，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宣传优秀的高素质农民成果，并通过宣传社会资本投资为双方带来的成效，营造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良好氛围。三是通过各地上传的优秀高素质农民信息，进一步筛选出一部分在未来更有潜力成为教育引领者的高素质农民，对其进行部分订单式培养，从而能够让技能培训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与此同时，可建立基地—平台—联盟等多位一体的联动协作，让企业、农业科研院校、电商物流大型公司等直接通过网课、在线直播等点对点的方式培育高素质农民，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高素质农民未来面向市场的竞争力。一方面，在传统的线下培育基础上，利用信息化技术与相关的企业、公司进行合作，着重加强在电商技术、品牌推广、产品营销和数据分析等方面的线上培训，不断开阔其视野。另一方面，通过基地联盟培训的相关平台建立健全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即高素质农民可以借助平台对市场、产品、技术等进行信息搜集，与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同行进行交流、答疑解问，还可以通过网络、在线跟踪、数据云共享等方式使高素质农民培育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创新，不断扩充形成职业化高素质农民，并将这部分订单式培育的高素质农民纳入人才储备库，让高素质农民在国际农业科技革命中更具有竞争力。

（六）营造多层面发力、全方位发展的高素质农民培育环境

高素质农民群体的良好发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定心丸”，为更好地构建“互联网+”时代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有效激发和带动农业农村主体发展活力，当务之急首先是加快互联网金融、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建设。其次必须加快构建诸如医疗养老、网络培训、子女教育等其他相应的支持保障体系，从而更好地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此外，为更好地实现高素质农民的全方位发展，还应加大对高素质农民的国际交流和实践，推动国际化、多元化现代高素质农民团队的培育，激发高素质农民群体的潜力和创新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代高素质农民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的磨练与锻造。在“互联网+”时代，随着数字经济和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进一步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的融合发展，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高渗透性、普惠性、边际效应递增性和外部经济性等优势，开展以乡村全面振兴为目标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建设时不我待。

注 释：

①原文出自中央一号文件：“（二十五）推动人才下乡。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扎根乡村的人才，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应用到田间地头。畅通各类人才下乡渠道，支持大学生、退役军人、企业家等到农村干事创业。整合利用农业广播学校、农业科研院所、涉农院校、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资源，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落实县域内人才统筹培养使用制度。有组织地动员城市科研人员、工程师、规划师、建筑师、教师、医生下乡服务。城市中小学教师、医生晋升高级职称前，原则上要有1年以上农村基层工作服务经历。优化涉农学科专业设置，探索对急需紧缺涉农专业实行“提前批次”录取。抓紧出台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

②笔者根据FAOSTAT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进行测算后得出。

③该数据源于《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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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于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