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的著作、论文不胜枚举，但对其所蕴含的“物化”审美研究一直阙如。在《诗经》的婚恋诗和“哀”“怨”诗中，诗人们为了更清楚地表达出某种模糊的情感，往往会将这份感情“物化”为具体可感可知的对象呈现出来。在这些具体可感可知的对象中有两类备受诗人青睐：第一类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心中美好的愿望或是现实感受加以“物化”得到的审美意象;第二类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心中所生的厌恶之感、怨恨之情加以“物化”而得的审美意象。通过对《诗经》中的“物化”审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诗经》中的审美意象。

关键词：诗经;物化;审美意象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常将‘物化与‘物态化、‘外在化通用，指主体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的物质形态的东西。”[1]25后来，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将“物化”这一哲学概念引申到了文艺学、美学的研究领域之中，“认为创造美的事物和艺术形象的过程，是将对现实生活中的审美感受、体验、想象、思想、情感、判断、评价以及形成的审美意象，通过语言、线条、色彩、造型、音响、身段、木石等物质媒介加以物态化，从而创造出美的形象、意境。”[1]25在审美领域，“物化”的过程也是人从生之体验中创造审美对象的过程，是人将生命体验转化为审美体验对象的过程。换言之，要想了解《诗经》时期的“人”最为真实的生活世界，必然要对其“物化”的审美世界进行一番考察。在《诗经》的“物化”审美世界中，有两类审美意象备受诗人青睐：第一类是長期以来人们对心中美好的愿望或是感受加以“物化”而得的审美意象;第二类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心中所生的厌恶之感、怨恨之情加以“物化”而得的审美意象。

一、婚恋诗中的“物化”审美

第一类审美意象主要见于《诗经》中关于婚恋诗的书写中。“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兮，无使也吠”[2]36-37（《召南·野有死麕》），《诗序》云：“《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世乱，犹恶无礼也。”[2]36《诗序》以“文王之化”来解读此诗，全不顾诗文本意。清代学者姚际恒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诗经通论》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若以为贞女不为强暴所污，则何为女称‘怀春，男称‘吉士？且末章之辞无以见其贞意也。”[3]那么这首诗到底是要表达什么呢？我们可以先来描述一下全诗：一个小伙子在野外打了一只野鹿，用白茅包好送给一位“怀春”的女孩子，而女孩子接受了小伙子的礼物，并与之发生了男女之事。全诗并未见女孩子有半点反抗的举动，即便是小伙子在忙着为女孩子脱衣裙的时候，女孩子也只是说“无感我兮！无使也吠！”可见女孩子是心甘情愿与小伙子发生男女之事的。除了基本的诗意，我们还可以从诗中用到的两个被加以“物化”的审美意象进一步确定这是一首爱情诗，这两个审美意象分别是 “死麕”和“白茅”。在远古时期，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男子们经常会把一些打到的猎物送给自己心爱的姑娘，“女子若收其所献，即是允许的表示”（见《俞平伯全集》第3卷）。其一，诗中的女子收下了男子送给她的野鹿，这表明她是认可男子的;其二，诗中的“白茅”也并非一般之物，而是有着特殊含义的。《尸子·君治》记载了一个汤祈雨的故事：“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著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祭祀是何等庄重的场合，汤的这身打扮表达的是对“上天”无与伦比的敬意，希望“上天”能够降下甘霖，免了世间的旱灾之苦。《庄子·达生》中同样有对“白茅”的记述：“十日戒，三日齐（斋），藉白茅。”从以上记载来看，“白茅”有着“圣洁”“无比真心”之意，小伙子用“白茅”包着礼物，足见其真心，他对女孩子的爱是无比圣洁的，而不是淫乱之人。

《诗经》中类似于“白茅”这样被“物化”为传情的审美意象不在少数。如《卫风·木瓜》中的“木瓜”，“据闻一多先生说，古时社会按体质而进行男女分工，男管狩猎，女管采集。瓜果（属于采集之一）也就属于女子了。后来这些东西渐成女子的象征。”[4]和《召南·野有死麕》中的“死麕”一样，“木瓜”代表着女子向男子表达的爱意，诗中的“木桃”“木李”亦如“木瓜”传递的信息，皆是表达女子对男子的钦羡之情。除了蕴含着社会分工或是身份的传情之物外，《诗经》中还有一些被“物化”的审美意象也表达着男女之情，如《郑风·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2]164-166

“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时，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草，祓除不祥”（《韩诗章句》）或曰“郑国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溱、洧之水岸，青年男女欢聚在一起，眉目传情，一对男女临别之际，男子赠给女子“芍药”以表达爱意，对于到底表达何种爱意，法国格拉耐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中说：“散发香气的花也具有多种用途，有除净消毒的效用，也是恋爱和魔法的象征。这样的花是契约和生育的保证。姑娘接受了花束即是接受了婚约和受胎。”当然，这种说法也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因为“芍药”在中国古代还有别的意思。王先谦先生《诗三家义集疏》中写道：“韩说：芍药，离草也;言将别离赠此草也。”又因为“芍药”的“芍”在古代通常也写作“勺”，而“勺”与“约会”的“约”字同声，所以那个时候的情人们借此表达结良缘的意思[5]。在《郑风·溱洧》中，“芍药”无论是作为接受某种不便明说的男女之情，还是作为“离别”以结良缘来理解，都是一种对内心美好诉求的“物化”，人们将这份美好的诉求“物化”于“芍药”之上，并逐渐传递开来。

“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2]445（《小雅·鸳鸯》），“鸳鸯”和《周南·关雎》中的“雎鸠”一样都是情意专一的鸟[6]，时至今日，人们都以“鸳鸯”来形容夫妻之间不离不弃的关系。古人将专一的情意“物化”为“鸳鸯”，除了表达对这种鸟的敬佩之情外，更多的是展现一种内心的诉求或美好祝愿——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够情意专一、不离不弃、白头偕老。

二、“哀”“怨”诗中的“物化”审美

第二类审美意象，即长期以来人们对心中所生的厌恶之感、怨恨之情加以“物化”而得的审美意象，主要见于《诗经》中“哀”“怨”诗的书写中。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2]28-29（《召南·行露》），这首诗写的是一名女子拒绝与曾经欺骗她的男子成婚的事。《尔雅翼·释鸟》：“雀，小隹，依人以居，其小者黄口，贪食易捕，老者益黠难取……性不能为巢，穿屋居之。”面对已婚男子，女子严词拒绝，并以老雀穿屋来形容这名男子对自己的伤害之大。“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毛传》：“墉，墙也。”“鼠”与“雀”一样，都在破坏这间屋子，女子的心理世界早已崩塌，即便如此，她仍是不愿屈从！诗文中将女子对男子的“痛恨”物化为“雀鼠之灾”，将无形的情感伤害转化为了“有形”之物，可感可知，有了一定的度量呈现，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诗人在追求一种形象化的审美体验。这在《魏风·硕鼠》中亦有所呈现：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2]194-196

“《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诗序》），程俊英先生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与当时的“履亩税”政策联系了起来，认为“《硕鼠》一诗就是在这种双重剥削的制度下产生的。农民负担太重，实在难以忍受，就幻想着到美好的理想国去。”[2]195诗人将统治者比喻为食人禾苗的大老鼠，这里透露出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统治者对人民剥削严重，完全不顾下层人民的死活;第二层便是鼠害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统治者剥削严重，只能算是一种模糊的程度上的描写，到底严重到何种程度？“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通过将这种感情“物化”为具体的对象，可以让人明确体会到剥削的严重程度，它已经到了让人无法生存的地步。“物化”让一种模糊的情感体验转变为一种可以衡量的审美体验，这在《王风·中谷有》中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谷有，其干矣。有女仳离，其叹矣。嘅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中谷有，其脩矣。有女仳离，条其啸矣。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其湿矣。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2]127-128

“《中谷有》，闵周也。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馑，室家相弃耳”（《诗序》）。东周时期，“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诗大序》），夫妻间几乎都成了同林之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事常有发生。在这首诗中，女主人公便是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弃妇，此时她的內心世界被一个“悲”字填满。她心如死灰地看着家门前的这条山谷，谷中已无半丝凉意，毒辣的太阳晒干了山谷，晒死了长在谷中的益母草。“益母草”从枯萎，到被晒干，最后彻底死亡，它的遭遇与女主是何其相似。“死亡”可能就是她即将面临的结局，而那毒辣的太阳就像负心人，丝毫不给人留条活路。诗人将内心悲愤的女主人公“物化”为谷中遭遇大旱的“益母草”，女主人公也如同“益母草”在一点点地失去生命，“负心汉”的冷酷无情则被“物化”为毒辣的太阳。通过“物化”，把女主人公的这段痛苦的生命体验被展现得十分清晰、可知可感，十分形象。

当然，这种将“哀”“怨”之情“物化”为具体的、可以衡量的审美对象，在《诗经》中远不止于这几处，如在《召南·江有汜》《小雅·黄鸟》等诗中也都有所体现，在此不再赘述。

三、余论

在《诗经》中，“物化”可以让读者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感知对象，将模糊的感情“物化”为具体可感、可衡量的审美对象，可谓别具匠心。同时，我们通过对这些被“物化”出来的审美对象的分析考证可知，“物化”在从生命体验到审美意象的转变过程中充当着桥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立元，主编.美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2]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61.

[4]吕华亮.《诗经》名物注析·国风篇[M].合肥：黄山书社，2015：190-191.

[5]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8：290.

[6]淮南子[M].杨有礼，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657.

作者简介：柯利强，广西师范大学美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灾害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