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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研究七十年管窥

2018-09-19吴营洲

书屋 2018年9期
关键词:辞典诗经研究

吴营洲

据我的粗略统计,自1949年至2017年这近七十年间,中国各出版社共出版与《诗经》有关的图书——包括译注、诠释、典籍整理、研究著述、衍生文字,以及重版、修订版等,约有一千一百来种。其中1949—2000年有二百多种。新世纪以来显著增加,仅2017年,就有六十多种。

《诗经》的普及、传播,自然从“译注”做起。把两千多年前的古文字变作今人易懂易记的白话文后,《诗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普及或传播。

在我搜罗到的1949年至1959年这十年间出版的近三十种与《诗经》有关的图书中,除了前人注疏释笺,如清代皮锡瑞的《经学通论·诗经》、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唐代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宋代朱熹集注的《诗集传》、清代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晚清民国吴闿生的《诗义会通》等,今人对《诗经》的译注也是颇为注重的,这类图书在这十余年间占了一半以上。它们是:倪海曙的《苏州话〈诗经〉》、汪原放编的《〈诗经〉今译》、余冠英的《〈诗经〉选译》、高亨的《〈诗经〉选注》、李长之的《〈诗经〉试译》、陈子展的《〈国风〉选译》、郭沫若的《卷耳集》、袁梅的《周代抒情诗译注》、陆文郁编著的《〈诗〉草木今释》。在这些图书中,有的还分别被不同的出版社各自出版,乃至不断再版。

另据我的粗略统计,就是1949年至2017年这近七十年間,有关《诗经》译注性质的书,大概占了全部此类图书的三分之一。由此可知,《诗经》“译注”性质的图书是《诗经》研究领域的重头戏。

在我看来,在《诗经》译注方面,对读者影响较大的作者,起初或是余冠英、高亨、陈子展、袁梅等。此后还有金启华、马持盈、蒋立甫、袁愈荌、程俊英、于夯、王延海、周振甫、王秀梅、华锋等。

余冠英的《〈诗经〉选译》译本,究竟印了多少版、多少册,恐怕连他自己都难以计数。倘若有好事者统计一番,或是个“天文数字”。

高亨的《诗经》译本影响也大,但“意识形态性较强”。

有论者称,周振甫的版本是最差的,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将古人的义解直接附在后面了事,而且“翻译中经常出现君子翻成贵族之类的,不达又不雅”。也有论者称,程俊英的《〈诗经〉译注》是此类图书中最好的。

不过在我看来,于夯翻译的也许是最不错的,不像其他译文,不是“大白话”,就是“顺口溜”。

在这近七十年间,历代有关《诗经》笺注、解读的书应该是都已重印过了。大型的有: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诗经〉要籍集成》,全四十二册;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其中与诗有关的典籍达二十余种;齐鲁书社出版的《历代〈诗经〉版本丛刊》,全四十六册;中华书局出版的《毛诗集释》,全十二册;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诗经〉集校集注集评》,全十五册;中华书局出版的《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全十二册等等。

《诗经》方面的工具书,包括词典、辞典、鉴赏辞典等也出了约二十种,依次是:董治安编的《〈诗经〉词典》,任自斌等主编的《〈诗经〉鉴赏辞典》,金启华等主编的《〈诗经〉鉴赏辞典》,周啸天主编的《〈诗经〉〈楚辞〉鉴赏辞典》,向熹编的《〈诗经〉词典》,姜亮夫等编的《先秦诗鉴赏辞典》,迟文俊编的《〈诗经〉百科辞典》,杨合鸣著的《〈诗经〉疑难语词辨析》,李家秀编著的《〈诗经〉鉴赏辞典》,赵逵夫编的《〈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盛庆斌编的《〈诗经〉〈楚辞〉鉴赏》,徐寒主编的《〈诗经〉〈楚辞〉鉴赏》,兰东辉编的《〈诗经〉〈楚辞〉鉴赏辞典》,夏传才主编的《〈诗经〉学大辞典》,杨合鸣编的《〈诗经〉鉴赏辞典》,沐言非编的《〈诗经〉〈楚辞〉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的《先秦诗鉴赏辞典》等等。

以上这两类图书的刊行、出版无疑有益于《诗经》的研究,并可使读者在欣赏诗经中培养研究兴趣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可算是另一种方式的普及。

当然,除此之外,关于《诗经》的介绍性质的书,对《诗经》的普及也有相当的作用。诸如周满江的《诗经》,程俊英的《〈诗经〉漫话》,滕志贤的《〈诗经〉引论》,流沙河的《流沙河讲〈诗经〉》等等。

关于周满江的《诗经》,编辑的推荐语是:“作者以流利华美的笔致,对我国《诗经》的起源、发展,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既肯定了各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有读者说:“一本书,明明是评论《诗经》的,却用了《诗经》的名字,这是欺负古代没有知识产权这一说吗?我一直以为自己买的是《诗经》呢!!!”“这个更像一本大概介绍《诗经》的提纲。千万别买,我后悔死了!”“看评论,和我一样附庸风雅却买错了的人不在少数。”

程俊英的《〈诗经〉漫话》,介绍了关于《诗经》的基本知识,分析了《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并从文学史的角度,论述了《诗经》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源远流长的影响,勾画了两千多年来《诗经》研究的发展概貌。全书议论纵横,并能突出重点;既以介绍知识为主,又注意对引用的作品做言简意赅的分析;广泛引证古今百家之说,同时不忘提出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是一部着眼于普及也有助于提高的古典文学知识读物。

流沙河的《流沙河讲〈诗经〉》,是一部倾注了这位八旬老人许多心血的古典文学普及新著。我曾拜读过他的《〈诗经〉现场》,也在网上聆听过他的《〈诗经〉点醒》,虽然对他的一些观点难以认同,但他对《诗经》委实有着自己的独到见地。

1993年,中国诗经学会成立。这自然是《诗经》研究领域的大事。有资料称,它是由民政部批准、教育部主管的国家一级学会,秘书处设在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有从事《诗经》研究工作的会员五百余人。该学会自成立后,已先后在石家庄、北戴河、桂林、济南、张家界、南充、洽川等地召开了九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会议都有论文集正式出版。

该学会每年编辑出版《〈诗经〉研究丛刊》两期、《会务通讯》四期,并与日本诗经学会、韩国诗经学会和中国台湾经学学会、香港中国文学学会保持着经常的学术联系,影响巨大,已成为海内外《诗经》研究的中心。

有论者称,《〈诗经〉研究丛刊》的出版,系统地将我国和国际上各位学者对《诗经》的最新发现、最新成果汇录成册,具有重要的前瞻指导意义,是《诗经》研究的風向标。

同是1993年,山西大学文学院成立了“《诗经》研究信息中心”,作为一种“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其“意义或价值”当时和中国诗经学会有得一拼的,只是“名号”不如后者响亮罢了!

随着《诗经》研究的不断深入,所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有些《诗经》研究者的目光,开始由《诗经》中的词语、诗意的注译、诠释等,转向《诗经》中涉及的植物、动物,以及一些“名物”等的研究。

据我的粗略统计,研究植物的有:潘富俊等的《〈诗经〉植物图鉴》,高明乾等的《〈诗经〉植物释诂》,宁以安的《草木有本心:〈诗经〉植物札记》,韩育生的《〈诗经〉里的植物》,王佳仪的《〈诗经〉里的植物》,耿煊的《〈诗经〉中的经济植物》,刘志清的《〈诗经〉植物图解》,承华的《执子之手——〈诗经〉里的深情与植物》,介疾的《〈诗经〉草木绘——古风水彩植物手绘技法》,深圳一石的《美人如诗草木如织:〈诗经〉里的植物》……

研究动物的有:高明乾等的《〈诗经〉动物释诂》,林赶秋的《〈诗经〉里的那些动物》等。

研究“名物”的有: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陈温菊的《〈诗经〉器物考释》,李儒泉的《〈诗经〉名物新解》,聂作平的《〈诗经〉物语》,吕华亮的《〈诗经〉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诗经〉名物注析》(国风篇),李湘的《〈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新编》,〔日〕冈元凤纂辑的《〈毛诗〉品物图考》,〔日〕渊在宽的《古绘〈诗经〉名物》等。

有论者称:“名物考证本是旧学,但……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使这门旧学焕然一新,扬作以出土文物与《诗》互证,配以图说,持论平实,堪为新时期《诗经》名物研究典范之作。”

平心而论,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固然是越细越深入越好,可是,倘若过了度,成了“甚解”,对读者又有什么补益呢?诸如《诗经》的那个“苕”字,有说是凌霄花又名紫葳的,有说即紫云英又名翘摇的,有说是芦苇的花穗即苇花的,有说又名翘摇的……究竟谁的解释是对的呢?

《诗经》初成的年代,都是能吟诵能演奏的,因此均合韵律,即皆能“弦歌之”。而今天读来为什么有些诗篇感觉不成韵了?有人认为,这是一些字词的读音发生了变化。为此,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诗经》古音的研究。在我的粗略统计中,研究古音、音乐的图书大致有:王力的《〈诗经〉韵读》,朱广祁的《〈诗经〉双音词论稿》,向熹的《〈诗经〉古今音手册》,王显的《〈诗经〉韵谱》,马辅的《毛诗正古音》,庞存周的《〈诗经〉韵读图解及其他》,朱孟庭的《〈诗经〉与音乐》,陈新雄的《古音研究》,梁志锵的《〈诗经〉与〈楚辞〉音乐研究》,林琳、张蛰鸣的《〈诗经〉弦歌:音乐文化遗产研究》,曹强的《江有诰〈诗经〉韵读研究》,杨青、曹雅欣编的《琴颂〈诗经〉》,沈晓昕的《浅吟低唱话〈诗经〉》等。

那天,在喜马拉雅FM闲逛,没有想到竟然和薛瑞萍撞个满怀!她的“看云读书”里有个《诗经》专辑,一听之下惊喜莫名。她让我第一次感知到了《诗经》的音韵美。聆听她的吟诵,更是加深了对原诗的理解。她的大多诵读颇具情感,语调把握得也很到位。我喜欢她的另一个理由,是她在解读《诗经》时常常借古讽今,针砭时弊。这可能和她喜欢鲁迅有关。

华锋的《诗经》吟诵也很有味道。吟诵是我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据说古代私塾里的孩子就整天是摇头晃脑地读诵。华锋说:《诗经》的吟诵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主要原因是《诗经》产生的时代久远,文献又不完整,因此同一首诗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不同的结论是非常正常的。若搞不清楚诗篇的主旨,就无法起调吟诵。

当然,我也听到了一些人对《诗经》的吟诵,恕我不恭,其酸腐腔调简直辱人耳目。

我还发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有关《诗经》学史的研究,似乎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论著几可称作“蔚为壮观”。据我的粗略统计,它们是:

朱炳祥编的《中国诗歌发生史》,袁长江的《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赵义山的《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戴维的《〈诗经〉研究史》,刘毓庆的《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扬之水的《先秦诗文史》,洪湛侯的《〈诗经〉学史》,翁其斌的《中国诗学史》(先秦两汉卷),张启成的《〈诗经〉研究史论稿》,冯浩菲的《历代〈诗经〉论说述评》,汪祚民的《〈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谭德兴的《宋代〈诗经〉学研究》,于新的《〈诗经〉研究概论》,赵敏俐等的《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夏传才的《二十世纪〈诗经〉学》,余正松、周晓琳编的《〈诗经〉的接受与影响》,赵沛霖的《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二十世纪〈诗经〉研究史》,马银琴的《两周诗史》,刘立志的《汉代〈诗经〉学史论》,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增注本)》,朱金发的《先秦〈诗经〉学》,陈文采的《清末民初〈诗经〉学史论》,魏家川的《先秦两汉的诗学嬗变》,刘毓庆、贾培俊的《历代〈诗经〉著述考(明代)》,周何的《〈诗经〉著述考》,寇淑慧编的《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何丹的《〈诗经〉四言体起源探论》,刘毓庆、郭万金的《从文学到经学》,牟玉亭的《宋元〈诗经〉学的发展及其著述》,何海燕的《清代〈诗经〉学研究》,黃忠慎的《清代〈诗经〉学论稿》,朱孟庭的《近代〈诗经〉白话译注的兴起与开展》,王军的《诗心:从〈诗经〉到〈红楼梦〉》,胡晓军的《宋代〈诗经〉文学阐释研究》,洪涛的《从窈窕到苗条:汉学巨擘与〈诗经〉楚辞的变译》,段炳昌、张柠的《诗的还乡:从〈诗经〉到新诗》等。

经过两千多年历代学人的注疏笺释,窃以为,有关《诗经》的方方面面——诸如每首诗的本义、引申义,诗中每个字的本义、寓意——能达成共识的都已达成了共识;不能达成共识的也只有各执己见,谁也难以说服谁了。也就是说,有关《诗经》的注疏笺释,在没有新的史料被发现之前,截至时下,似已走到了尽头。于是一些《诗经》爱好者,在研读《诗经》时,便融进了个人的情感,有了个人生命的关照。

在这方面,扬之水编写的《〈诗经〉别裁》,或是其出类拔萃者。

该书编辑的“推荐语”是这样写的:“扬之水编写的这本《〈诗经〉别裁》选了《诗经》四十七篇而述,每一首下面都有注释,但和一般读本的不同之处是选择认为最妥帖的古注来注释诗中的文字,有时候在一处有多个解释,让读者自己选择合适的意义。本书别树一帜之处在于:一、以情心去体会;二、或正面赞美,或侧面反证,重现了《诗经》时代初民天地的美好。”

有读者是这样评述此书的:“这本书的解读延续了我们传统的‘诗教——温柔敦厚。和市面上充斥的大部分‘××别裁仅仅抒发己意、卖弄鸡汤不一样,解读的客观、雅正、真淳、温厚,仿佛回到那个诗三百的年代一样。”

恕我孤陋寡闻,这本《〈诗经〉别裁》由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或是开了此类图书的先河。

此后,有了闫红的《〈诗经〉往事——爱在荒烟蔓草的年代》、王玉洁的《〈诗经〉:伊人如月水一方》、子梵梅的《一个人的草木〈诗经〉》、聂小晴的《最美不过〈诗经〉》、安意如的《思无邪:追忆前生的记忆》、白露宛的《一生最爱诗·国风》、李颜垒的《最是〈诗经〉惹情扉》、黛琪的《爱情就在桑间濮上:风情万种说〈诗经〉》、苏禾的《掩卷〈诗经〉聆听爱情》、李颜垒的《归来,美的〈诗经〉》、闫红的《心悦君兮:写给〈诗经〉的情书》、八月安妮的《记忆如歌过往欢宴:〈诗经〉中的似水流年》、马文戈的《桃李春风总关情:〈诗经〉中的古老爱情》、随园散人的《最深情莫如〈诗经〉》、丁云君的《莫道情深累美人:〈诗经〉里的純爱》、李颜垒著的《最美不过〈诗经〉》、夏葳的《既见君子:〈诗经〉中的君子之道》、丁立梅的《你有蔓草,我有木瓜:在〈诗经〉里相逢》、曲黎敏的《〈诗经〉:越古老,越美好:唤醒现代人沉睡的诗性和情感》、李朝杰的《关关雎鸠:和你一起读〈诗经〉》、李安安的《在最美〈诗经〉里邂逅美的爱情》、辛然的《我生之初尚无为:〈诗经〉中的美丽与哀愁》、杨照的《〈诗经〉:唱了三千年的民歌》、成向阳的《青春〈诗经〉:出自国风的别样花事》、邱颜的《美人谶——〈诗经〉中那些不可方物的爱情》、郭慕清的《陌上花开:和慕清一起读〈诗经〉》、钱红丽的《〈诗经〉:最古老的情歌》等。

在我的感觉中,当下的《诗经》研究,似乎面临着一个“回归”问题,即《诗经》研究“回归”到哪儿?如何“回归”。

“回归”到哪儿?似乎有两个截然相反的选择:一个是让《诗经》回归到“诗”,一个是让《诗经》回归到“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但是自汉之后,它便被儒家奉为了“经”。这,貌似有违它的本真、原意,因此有论者称,现在应该是彻底“拨乱反正”的时候了,让《诗经》回归到“诗”。再就是,《诗经》中的大多篇什都是民歌,应该“让民歌回归民歌”。

但自汉之后,《诗经》就被儒家尊奉为了“经”,以此来对国人进行“教化”,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其“经”的光彩渐渐地变得暗淡了,因此便有人倡议:不能让《诗经》沦落成“诗”,把《诗经》仅仅视作“诗”便是低看了它,应该重新把《诗经》扶上“经”的圣坛,让《诗经》回归到“经”。

究竟“回归”到哪儿好呢?依我看来,自然当是回归到“诗”。千百年来,《诗经》作为先民的吟唱,滋润、温暖过多少国人的心啊!而《诗经》的“教化”作用呢?当年孔子在世的时候,就痛感到“人心不古”了,所以要“克己复礼”,所以要让弟子们诵读《诗经》,可是千百年过去了,人心貌似越来越不古了。因此窃以为,想让《诗经》依然作为“政治教科书”来匡正今人之心,这或是妄念。

十一

关于《诗经》研究这七十来年的成就,该作如何论定呢?我不敢下何断语,但有论者称:“总的来说,八十年代以来的《诗经》研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但也明显存在不足。这一时期,几乎举不出可以与民国时期相抗衡的《诗经》学大家。杨树达曾批评当时的学界有‘温故而不知新和‘不温故而知新两种不良倾向,《诗经》研究的历史积累过于丰厚,处于《诗经》研究高度发达之后的今天,研究《诗经》自然难逃这种尴尬处境。如何将新的研究取向与角度和传统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是《诗经》研究界共同面临的难题。”(檀作文:《二十世纪诗经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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