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民族诗歌通过对本民族民间传说、民族英雄、历史故事等民间文学的现代性关照，实现了民族诗歌的现代化转型。20世纪80年代之后，广西民族诗歌创作着力于地理文化生态表达，逐渐形成了“花山书写”“美丽南方”等广西经验和广西形态。可以说，广西诗歌创作有效的参与了广西民族文化建设，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生新，并使两者都朝着多元开放的方向发展，呈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意识的有机整合。

【关键词】当代诗歌；民族文化；民族传统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24-059-03

【本文著录格式】封艳梅.试论广西当代诗歌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建构[J].中国民族博览，2021，12（24）：59-61.

一个民族的文学必定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中，同样的，一个民族文化的建设也离不开文学的建构。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化、商业化环境，民族文学如何参与和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广西是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詩歌创作在广西民族文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其研究多集中在文学本体研究，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广西诗歌对广西民族文化的作用，如罗小凤认为广西诗歌的发展对民族文化具有积极的重要作用[1]，但具体如何作用却未论述。对此，本文从整体性角度，探讨广西民族诗歌创作如何坚守民族精神，传承与发展、丰富与生新广西民族文化，实现广西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一、民间文学的现代性转化

中华人 共和国成立后，广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本土少数民族诗人，如韦其麟（壮族）、苗延秀（侗族）、包玉堂（仫佬族）、萧甘牛（壮族）、侬易天（壮族）等，他们在田野调查和采风中，重新发掘和整理了各民族民间叙事诗，创作出一系列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改变了以旧体诗词创作和古汉语创作为主的广西诗歌格局。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壮族诗人韦其麟，他的民族叙事诗《玫瑰花的故事》（1953）、《百鸟衣》（1955）、《凤凰歌》（1964）等，对壮族民间神话传说、英雄故事等原型意象进行了再创作，充分展现了其对壮族传统叙事诗意象的吸收、借鉴及转化[2]。具体而言，诗人们对民间文学的借鉴与改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重写民族神话

诗歌创作将民族神话意象作为现代生活重新书写的方式，实现了民族神话与当代现实的奇妙链接。以韦其麟的创作为例，《百鸟衣》围绕“百鸟衣”这一“神话意象”，重新书写了壮族民间传说，诗人将“百鸟衣”作为“神衣”来再现，“你看羽光亮闪闪/百鸟衣是件神衣/九洲里头找不着/寻遍四海难得到”“穿了百鸟衣/老头也变得后生俊俏/穿了百鸟衣/姑娘见了心欢就会笑” [3]，这件具有无限神力的“百鸟衣”，最终帮助古卡战胜了邪恶的土司。一方面，诗人整理讲述这个经典的壮族神话传说，另一方面，诗人又浓墨重彩地展示了“百鸟衣”的力量。《玫瑰花的故事》讲述了尼拉与夷娜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两人反抗国王和王子的“霸权”，最终撞向石台生成了“玫瑰花”这一“有刺的奇花”。“玫瑰花”这一“神话意象”被诗人赋予了鲜明的壮民族特征。

（二）重建民族英雄

中华人 共和国后，广西涌现出一系列英雄叙事诗，它们大都取材于壮族近现代民间传说，重书了一系列近代壮族儿女的历史故事。代表性的作品有：《郁江的怀念》书写了郁江自太平天国到中华人 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广西历程；《平天山传奇》歌颂了太平天国时期壮族农民领袖黄鼎凤领导的农民起义；《红水河边的故事》歌唱了赤卫队与人民共同抗击敌人的英勇气概；《凤凰歌》则立足于1949年前壮族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的战斗生活，塑造了达凤这位由壮家孤女成长为游击队的女英雄，是“民族文学创作上的新成绩，是一曲优美动人的民族颂歌”[4]。这些历史传说经过诗人们的再创作，不仅建构出独具壮族特色的英雄人物，也有效强化了民族地区的精神向度，影响着后人对民族历史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至今耳熟能详、广为流传的民族英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文学不同程度的参与建构，可以说，对民族英雄的书写是文学参与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总之，中华人 共和国后的广西诗歌创作对民族神话、民间传说和民族英雄故事等进行了重写与创新，完成了广西诗歌从民间“韵体诗歌”至新诗的“民族书写”的现代转换。

二、民族精神的现代性重塑

1985年在文学领域兴起了一股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文化寻根浪潮，作家们博采志怪传奇、民间民俗、风物传说等民间资源，同时又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在西方现代性的追索中不断挖掘民族古老文化之根。广西的民族诗人们以真切的民族情感、清醒的现代意识和理性的哲学思考为创作基础，以壮族文化发源地“花山岩画”与现代南方城市为视角，在诗意的想象中，寻找本民族历史文化之根，重建民族精神。

（一）花山书写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主要分布在左江流域的宁明、大新等壮族聚居地的江河转弯处的石壁上，其中宁明县明江花山崖壁画规模最为庞大，岩画生动的再现了广西壮族先民古老的骆越人的社会生活，这也成为当代广西民族诗歌的源泉。1985年诗人杨克、梅帅元受到花山岩画的启示，提出了“百越境界”，创作出《走向花山》（杨克）、《岩画与河》（聂震宁），一时间，广西诗人集中于“花山”主题开启了花山书写。1992年在宁明花山出生成长的壮族诗人黄神彪创作了长篇散文诗《花山壁画》，引起了全国轰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和文艺报社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功举办作品讨论会。《花山壁画》展现了古骆越的民族史、布洛陀神的诞生，骆越民族的民族英雄布伯、岑逊、候野等，以及布洛陀传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花山壁画》将“花山”这一地理意象转化为广西民族诗歌创作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将花山书写推向一个高峰。1996年，广西举办了“花山会议”，集结了20世纪90年代的广西文艺家、民族诗人，从此花山书写从文学边缘走向了中心，花山书写的原始性、神秘性、仪式感、民族性的群体意象与想象成为广西诗人创作的重要意象，延续至今[5]。“花山”这一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在广西作家的努力下，以文学独有意蕴丰富了壁画的文化内涵，有效的实现了壁画与文学的相互转化和相互阐释，构筑出昂扬向上的壮族民族精神。

（二）美丽南方

如果说“花山”书写指向民族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过去，那么对美丽南方城市的书写，便是在当下城市化的现场，诗人们试图对民族精神进行重建。诗人杨克作为“南方城市中灵魂的书写者”，其创作具有典型性。他的诗以客观、平静的心态去观察和记录城市的每一处变化。南方在改革开放初期，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诗人在《在地面和天空之间》中写道，“股票，招标……迷离的声音和色彩结构了神奇的多层次的南方。”改革的魔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影响南方大部分城市的原始面貌，“南方的岸，最早露出可以触摸的希望”[6]。另一位城市书写较为出色的是“自行车”诗人领军人物非亚，他以城市生活常见的道路、建筑物、地点等各种“场所”来建构诗歌的当下性和现场感，《江南路，我看见一个长发青年在单杠上抽烟》《暮色中的城市》《每天的一些记录》等，这些诗作直观地反映了广西的城市化进程，表达了诗人独特的思考。[7]

总体而言，广西民族诗人向着本民族历史“寻根”，向内挖掘民族历史叙事的内核，提炼出具有广西民族特色的书写意象——“花山书写”，同时又探索城市建构与乡土叙事中的“广西形态”，逐渐形成别具一格的“广西经验”。

三、诗歌创作的“广西经验”与反思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摸索，广西诗歌创作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民族经验：在取材上，民族历史、神话传说、民俗风情、自然风物等都被纳入诗歌关照的对象，极大的拓展了新诗的表现范围；在精神向度上，广西民族诗歌在民族精神的追寻中，逐渐爬梳出广西特色民族文化符号，如“花山”“刘三姐”“壮锦”等，这些民族文化符号，极大的提升了广西民族文化标识，使广西成为鲜明的“这一个”；在创作追求上，广西诗歌创作一直伴随着新诗现代化的脚步，在全球化语境中，逐步建立起一种少数民族文人创作，既从本民族文化、民间文学中吸取养分，又从西方现代文学创作中寻求共识与突破，形成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格局。

首先，注重本民族文化意象的开掘。21世纪以来，当代诗歌从语言到形式呈现出多元的探索。可以说，从社会的剧烈变化和从两元对立的书写模式，急剧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如何将这种形而上的精神新质落实到形而下的具体书写中，是新世纪诗人创作的难点[8]。对此，广西民族诗人冯艺、黄堃、许雪萍、费城、林虹等，强调诗歌的存在感和体验性，强调一种热衷于解构单一维度的现实再重构多维度现实的写作姿态，进一步深向人的内卷，探索时代精神解构的源头，开创出一种广西21世纪的民族诗歌突围发展困境的可能[9]。他们的创作中出现了多种广西的地域文化元素，诸如壮锦、铜鼓、绣球、侬智高、木棉树、酒、古道、映山红、鹅泉、红枫、火塘等，这些地域文化元素因语言文字作为传播介质已转化为一种“文化意象”，在诗人们的作品中以较为原生态的状态呈现，并通过与时尚元素的结合而具有了超越于区域原生地的现代文化形象。如歌剧《壮锦》以广西物质文化遗产壮锦、铜鼓等民族意象的传说为内容，又跳出传说的叙事范围，创造陌生化的历史语境，展现了当代广西民族文化精神。

其次，民族诗歌现代性表达的多元探索。随着数字科技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民族文化传承面临着诸多困境，甚至出现部分民族文化面对主流文化的消退。在诗歌创作中，广西的民族诗歌话语权也在这股潮流中进一步收缩阵地，是否能够融入世界文化潮流中又坚守原有的民族文化个性，成为了每一个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此，广西民族诗人从个人经验出发，以审美现代性对抗科技文明日新月异的网络大数据的扩张，通过现代性意象、语言与修辞策略，书写城市人的孤独、焦虑等情感。如壮族诗人谭志表的诗集《泣血的飞翔》，以一位少数民族诗人的身份，对社会人生进行了饱满哲理的思考，让人深深感受到诗人向上、向善、向美的追求。诗人方学平诗选集《最后的麦子》，展现出新乡土诗的独特艺术追求，诗人也被称为是“最后一粒风尘满面的麦子”“山顶寒风和阳光的坚守者”。

再次，自觉探索民族共同体命题。诗歌在当代文学文类中，越来越居于边缘，这已是当前的共识，而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更是处在边缘的边缘。但边缘/中心的位置，也许是少数民族诗歌新生的契机。当下，民族诗人在民族书写的转向上，转而寻求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在创作实践中，注重民族文学共同体的建构，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寻求民族精神的诗意表达。如广西青年诗人汤松波跳出广西民族诗歌的范畴，创作出的长篇组诗《东方星座》，有意隐去个体及单一民族的书写方式，直接以56个民族、56首诗的形式，框架式地描画出国家民族团结进步的多彩画卷，全面展现和歌颂祖国大家庭56个民族团结共荣、和谐发展，十分富有时代风貌。

最后，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开拓。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也改变着诗歌的传播方式，诗人们通过诗歌记录广西的民族文化情感，以诗歌民族文化符号为基点，又将文化符号和视听语言融为一体。如“岜莱诗会”采用以刊聚诗的方式，聚集广西汉族、壮族、侗族等各民族的诗人117位，强调诗歌创作地域融合，关注现实热点，常常采用多媒体联动发布的方式，让诗歌能够实时地通过微信、微博、网络平台的线上推广等，以及诗歌朗诵会、诗歌研讨会、诗歌鉴赏读书会等线下面对面的多种传播形式，极大的扩展了诗歌的影响力，“岜莱诗会”已成为广西诗歌创作、交流和展示的重要平台之一，也成为广西诗歌生态的一块标志性的文学高地。

四、结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魅力不仅在于作家笔下的诗情画意的民族书写，更在于文本和历史之间，当下与历史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互相塑造的过程。一方面通过诗歌中的想象、比喻、象征等对历史的超越能力，原生态的在作品中复原出民族、地域文化中的物质精神力量和民族形态；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关系的基础之上，生化出一种宏观、超然、横跨于真实生活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理想精神，超越现实和历史规范的自由，在对民族的神话、历史、语言以及文化智慧、生命体验等元素的结构中，从巩固发展民族团结、边疆书写和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建构起一个新时代的民族谱系。可以说，广西民族诗歌创作，承担着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又不斷开掘新时代民族之魂，内化与重塑民族文化，进而持续推动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小凤.边地的诗意坚守与曲折发展——广西诗歌 60 年回顾[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2]董迎春，覃才.新世纪广西青年诗歌观察[J].河池学院学报，2019（4）.

[3]韦其麟.百鸟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黄桂秋.论韦其麟《凤凰歌》的民族特色[J].南宁师范学院学报，1982（4）.

[5]黄伟林.从花山到榕湖——1996—2004年广西文学巡礼[J].南方文坛，2004（4）.

[6]杨克.在地面与天空之间[J].诗刊.2008（9）.

[7]罗小凤.建构诗与现实生活的通道——论世纪初非亚的诗歌创作[J].梧州学院学报，2015（4）.

[8]莫付欢.广西新世纪诗歌发展问题研究[J].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0（2）.

作者简介：封艳梅，女，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华文文学。

3176501908212